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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四十年

宋仁宗已经启示习近平如何治国,可惜他不读书!
   
   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四十年
   
   作者:酷哥

   
   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四十年

   
   中国历史的24个王朝,大一统的有11个,存活过百年的只有6个。这其中有四个朝代,先不提北宋,西汉、唐、清在统治稳定之后,都有至少一个在位超40年的皇帝:汉武帝,唐玄宗,康熙和乾隆,其共同特点是:存在感非常强,一提到某王朝,大家会自然而然想到他们;在其治下,王朝走到强悍之巅,称之为名震寰宇也不为过。
   
   北宋同样拥有一位在位超40年的皇帝。您第一时间会想起谁?是“一根棍棒打下四百军州”的宋太祖赵匡胤,是“烛影斧声、弑兄夺位”的宋太宗赵光义,还是那“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的徽钦二宗?
   
   都不是。这个人叫赵祯,庙号“宋仁宗”。让人“意外”的是,宋仁宗迥异于其他朝代那几位皇帝:他既没有历史上的“存在感”,也没有世人口中的“丰功伟绩”,似乎“庸庸碌碌”度过一生,甚至,他治下的任一臣子都比他有名!无论是教科书还是民间闲谈,说到他,都只是轻描淡写的几句话:比较注重休养生息,一个老好人,很有人情味,好像,还有点儿傻、、、、、、
   
   这不是宋仁宗的悲哀,尽管,他是中国第一个“仁宗”。事实上,皇帝堆儿里,庙号仁宗的都跟伟大扯不上关系。国人崇拜雄主,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这些开疆裂土的强人,是国人心目中最好的皇帝。提起这些人,很多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仿佛那是自己的带头大哥,为自己谋得了千般富贵、万世太平。于是,我们记得几乎所有的“太祖”“太宗”,连李世民诛杀手足也被赞为千秋“大义”。
   
   但是,谁也无法否定,唐宋八大家有六位出现在仁宗一朝;世界第一张纸币诞生在仁宗一朝;四大发明有三项或出现或开始应用于仁宗一朝、、、、、、人文、金融、科技,这三项现代人最重视的软实力,竟然如此钟情宋仁宗,那些光耀千秋的巨擘,全然汇集于他在位的四十年,使那个看起来缺乏大事件的朝代,竟是那么的令人向往!
   
   真正的繁荣,是老百姓兜里有钱;真正的强大,是知识分子有话就说。穿越两千年风烟,想找出一个比仁宗朝更好的时代,恐怕相当不易。
   
   被历史选择性埋没的宋仁宗,因何成就了两千年的最高峰?
    
   01
   宽容
   
   嘉佑六年(1057年),苏辙参加制举科殿试,在试卷里愤然写道:
   
   “我听人说,宫中美女数以千计,只以饮酒作乐为生;皇上既不关心百姓疾苦,也不跟大臣商量治国安邦大计。”
   
   这基本上是道听途说的虚妄之言。如此“恶毒攻击”一个九五至尊,简直“大逆不道”。考官们自然共同撇嘴。这时,仁宗却发话了:
   
   “朕设立科举,本来就是要欢迎敢言之士。苏辙只是一个小官,敢于如此直言,应该特予功名。”
   
   最终,苏辙与兄长苏轼同登制举科。宋仁宗甚至还为兄弟俩的策论断言:“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欣喜自得之情溢于言表。
   
   某次,包拯联合其他谏官,合力弹劾三司使张尧佐,指责他平庸无能,言辞十分激烈,并要求罢免他。张尧佐是张贵妃的伯父,依着张贵妃的恩宠任此要职,包拯这么一闹,仁宗感到很难办。
   
   见拗不过包拯等人,仁宗想退一步再说,答应免除张尧佐的现任职务,放外去当节度使。谁料众谏官的态度更加激烈,包拯更是词壮声高,连唾沫星子都溅到仁宗脸上。
   
   仁宗也有些动气:“你们这是在声讨张尧佐吗?节度使是个粗官,值得这样争吵吗?”包拯旁边的谏官唐介立马接着说:“太祖、太宗都曾担任过这一官职,节度使恐怕不能算粗官。”仁宗气得干瞪眼,外放的事只得作罢。
   
   回到后宫,憋了一肚子怨气的仁宗,把闷火撒在张贵妃头上,他对张贵妃吼道:“你只知道要宣徽使、宣徽使(当时同时任命四职)!你哪里知道,现在是包拯当御史呢!”
   
   口含天宪的皇上被大臣逼得如此狼狈,千古无有!反过来说,倘使没有仁宗的泱泱大度,又何来包拯的千古盛名?宋仁宗一直在学习唐太宗,唐太宗节俭爱民,宋仁宗就把节俭做到极致;唐太宗有一个好老婆,宋仁宗就硬着头皮接受了非常讨厌的曹皇后;唐太宗写了《贞观政要》,宋仁宗就写了《洪范政鉴》;唐太宗擅长飞白,宋仁宗就苦练飞白;唐太宗沉迷丹药,宋仁宗没有。唐太宗也曾有杀掉魏征的念头“杀此田舍汉”,宋仁宗除了回到后宫对妃子发点牢骚,可是真没动过此念,“台谏之言,岂敢不行”!
   
   如果这还仅仅涉及一些所谓的“面子”,下面这件事似乎触动了“骨子”。四川一个士子献诗给成都太守:“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这不是明目张胆煽动造反么?成都太守将他缚送京城,仁宗却道:“这老秀才是急于要做官却始终当不上,这才写诗泄泄愤而已,怎能治罪呢?不如干脆给他个官做做,说不定因为感激,他会做得很好。”就授其为司户参军。
   
   赵匡胤黄袍加身后,告诫子孙“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连坐支属”,奠定了大宋朝厚待知识分子、宽恕异己人士的基础。仁宗一朝,将这一理念推行到令人称羡的高度。并且,不仅是对知识分子。饥荒年间,总会发生一些盗米和伤主事件,仁宗道:“饥劫米可哀,盗伤主可疾。虽然,无知迫于食不足耳。”饥民的死罪统统免除。
   
   02
   审慎
   
   仁宗朝,三冗问题已积重难返,宰相文彦博提出裁兵6万,仁宗犹豫不决---他担心,裁兵一时爽,兵变火葬场,多出来的6万人如何处置?
   
   相比较,明末崇祯帝精简驿站时,一次裁掉8万员工,为朝廷省下大量白银,是不是很英明、很果敢?但稍具历史知识的朋友都知道,他裁掉的8万员工中,有一位叫做李自成。
   
   宋仁宗反复与文彦博探讨,直到文彦博详细给他列出裁员条例和后续措施,并立下军令状,保证不会发生兵变,仁宗才最终拍板。
   
   何况,宋仁宗清楚,之前王则起义(仁宗朝最大的农民起义之一),就是文彦博轻松平掉的,这是宋仁宗拍板的底气之一。最终,裁员任务顺利完成。
   
   宋夏战争之初,西夏联辽攻宋,但满腹小算盘的辽国把军队开到宋辽边境,意欲先敲诈一笔。与此同时,半自治的广西壮族人民不堪交趾国的压迫,希望归顺宋朝以图大宋的庇护。
   
   这本是好事,但此时答应,无异于宣布同交趾为敌。若换成国人所膜拜的秦皇汉武,那肯定就是西夏、辽、交趾三线开战,先打他娘再说。
   
   宋仁宗不敢冒险。他第一时间派富弼去和大辽谈判,自愿被敲诈。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大辽被争取到自己这边,辽主甚至御驾亲征帮助宋朝攻打西夏。
   
   西南这边,暂且放弃广西。壮族首领侬智高撑不下去,投降了交趾,并帮助交趾攻宋,这就是所谓的侬智高起义。不过他起义时,宋夏正好打完,仁宗让西军将领狄青去平侬智高,很快顺利解决。三个威胁全部解除。
   
   “好战者亡,忘战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王。”这是宋仁宗常说的话。什么人喜欢战争?想靠战争获利的人,吃饱了没事干的人。在宋仁宗眼里,战争是什么?“将以利物,不以害物;将以救之,非以危之。”战争是为了拯救,而不是为了带来灾难,“总而言之,帝王兴师,必本仁义。”
   
   一个封建帝王能有这样的想法,实属可贵,但有多少人会认为他了不起?“岁币”一直被视为宋仁宗妥协大辽的屈辱。但是,假如宋仁宗宁愿背负屈辱也要践行他的理念,这样的人古今有多少?
   
   民间有俗语,爷们汉唐娘们宋,意即大宋阉割了民族的血性。时至今日,仍有相当多的国家主义者在歌颂开疆拓土、虽远必诛的秦皇汉武,仍有相当多的民族主义者在赞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朱元璋,然而,如果所谓的血性,就是让更多老百姓成为无谓的炮灰,究竟有多少人会力挺这种血性呢?
   
   03
   克制
   
   某日早朝,一大臣发现仁宗脸色难看,问何故。仁宗道:我不太舒服。
   
   大臣想当然地以为,这肯定是昨晚贪图美色用力过猛了,就婉劝皇上别那么玩命。仁宗哈哈一笑:哪有此事!我是昨晚饿的。本来想吃口烧羊肉,但没现成的,就忍了一宿。
   
   大臣们众口一词:何不传御膳房?
   
   仁宗道:唉,我当时考虑,老祖宗的法度中,也没有夜供烧羊的先例啊,要是开了这个头,后世子孙就有可能一辈一辈传下去,这今后不知夜里要杀多少只羊啊!还是拉倒吧!
   
   不要以为仁宗真的简单是因为“祖制”而节欲。仁宗清楚,放纵自己的欲望,便意味着朝廷权力的扩张,同时意味着民间权利的退缩与失守。某日深夜,仁宗在宫中听到丝竹之声,问何处在作乐?宫人说:这是民间那些酒楼在玩耍。仁宗哦了一声不再过问,宫人却忍不住接着道:庶民都如此快活,咱这皇宫却如此冷落,这哪成啊!
   
   这时,宋仁宗说出一句如此牛逼的话:
   
   正因为咱这里冷落,他们才有了这种快活;我要是想那么快活,冷落的就是他们了!
   
   仁宗有一些妃嫔,服侍多年一直未晋升,提出升名位,仁宗说:“无此先例,恐行不通。再说我答应了,朝廷恐怕也通不过。”众妃嫔都不信:“皇上所言即为圣旨,谁敢违抗圣旨呢?”仁宗笑道:“你们不信?好吧,我现在就为你们写一道圣旨。”结果,朝廷中枢果真否决了圣旨。
   
   不久,又有妃嫔要求给她们晋升封官,仁宗这次不废话,取来彩笺,上书某人某官,众妃嫔称谢而去。发薪时,她们理直气壮地要求加薪,管理部门却不认这个帐,将御书全部退回。妃嫔们来告御状,看到仁宗“为难”的样子,当着仁宗面撕了御书,边撕边说:“原来这个真不管用的。”
   
   事实上,历代帝王揽权,常用方法便是绕过宰相领导的政府(明清更是不置宰相,皇帝自任政府首脑),直接下手诏。仁宗并非没下过手诏,但都不是出于揽权---“帝性宽仁,宗戚近幸有求内降者,或不能违故也”:他性子软,有些近臣跑官,他不好意思拒绝,只好下一道手诏,请宰相给予破格提拔。
   
   “雷人”之处在于,仁宗知道这是破坏法制的事,总是事先给宰相打好招呼:
   
   凡我所下手诏,你们不必遵行,退回来就行了。
   
   王权大不过制度。做不到不私发手诏,却明言其手诏“毋辄行”,这便是君权的自我克制。
   
   1608年,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要亲审一起案件,被法官们断然拒绝。詹姆士大怒:我是国王,和你们一样具有理性,由我进行审判是合理的。大法官柯克反驳道:的确,上帝赋予陛下丰富的知识和非凡的天资,但陛下对英格兰王国的法律并不精通。詹姆士更加生气:你们还要不要国王的领导了? 大法官答:国王在万人之上,但却在上帝和法律之下。
   
   1608年,对应大明万历36年。但是,让我们看看比詹姆士一世要早500多年的宋仁宗。宋仁宗也曾要过一把大法官的瘾,当时的风俗是,“近臣有罪,不付有司议法”,仁宗自己当法官,准备直接给近臣判罪。“近臣”为皇帝身边的内侍,属于皇室家奴,以家法私自处置理论上并无不妥。但谏官王贽还是站出来抗议:“情有轻重,理分故失,而一切出于圣断,前后差异,有伤政体,刑法之官安所用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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