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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犬病人鲁迅首倡血汗工厂

谢选骏:狂犬病人鲁迅首倡血汗工厂
   
   鲁迅模仿沙俄病夫作家果戈里的《狂人日记》欺世盗名,其实是一个在日本被狂犬咬坏了而传染上了狂犬病的病人。狂犬病人鲁迅把血汗工厂提高到了“血沃中原”的理论高度,鲁迅因此成为一个鼓励饿鬼大吃人血馒头的吸血蚊人。
   
   

   (一)
   
   《北京避谈八九六四天安门屠杀 无所不用其极》(转载 美国之音 2018-06-04)报道:
   
   6月4日,中国政府再度对29年前发生在北京的中国军队针对平民的屠杀保持沉默。与此同时,中国当局全面禁止中国公民以任何方式提及1989年6月3日晚上和4日凌晨天安门广场周围发生的屠杀事件。
   
   在中国的互联网上,有网民发表中国著名影视演员陈道明和妻子杜宪在一起的旧照片。那张旧照片也迅速被中国共产党宣传部门控制的网管当局删除。
   
   杜宪是中国中央电视台1980年代最受欢迎的播音员。中国电视观众喜爱她相貌端庄,风度优雅,声音甜美。1989年6月4日,在中国共产党当局出动野战军攻入中共当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北京街头屠杀的电视画面传遍全世界之后,杜宪和她的同事薛飞在当天晚上7点的全国电视新闻联播节目中身着黑衣上镜,杜宪在宣读官方所谓的“镇压反革命暴乱”的新闻时泣不成声。
   
   杜宪自那时起再也没有能出现在中国的电视上。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杜宪也由此成为良心的象征。
   
   观察家们普遍注意到,自从天安门屠杀那一刻开始,中共当局就进入了一种难以自圆其说的分裂状态。中共当局一方面声称进行天安门屠杀是镇压反革命暴乱所必须的,是平息反革命暴乱的伟大胜利。后来,中共当局又改口说是平息了一场动乱,再后来又说是平息了一场风波,为中国的经济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但在另一方面,在过去的29年里,中共当局从来没有庆祝这场伟大的胜利,也没有向中国公众解释为什么经济大发展必须要用杀人来奠定基础。
   
   每年6月4日到来之际,中共当局采取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来禁止公众提及六四。中共当局为此采取的措施包括将在北京的一些当局眼中的敏感人士押送出北京强制旅游,禁止媒体或互联网网站提及当年的屠杀事件,甚至禁止提及六四或六月四号,不准公众的汇款数字出现64的数字。在中共当局的全面封锁之下,“5月35日”在过去的20多年里成为公民绕开当局禁令的一种方式。
   
   在另外一方面,四川成都的符海陆、张隽勇、罗富誉、陈兵等四人因为制作“铭记八酒六四”酒被当局抓捕入狱,并在2017年2月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逮捕、审查起诉。然而,在这四位公民被抓捕两年多之后,在被正式逮捕和起诉1年多之后,中共当局迟迟没有开庭审理他们的案件。这几位公民的家属查询案件进展,成都当局至今拒绝提供详情,只是说案情很复杂,影响很大,要慎重处理。
   
   在今年的天安门屠杀纪念日到来之际,美国国务卿彭佩奥发表声明,敦促中国政府公布那些被杀害、拘留或失踪者的情况,释放那些由于努力让天安门事件不被遗忘而坐牢的人,并结束对示威参与者及其家属的持续骚扰。
   
   彭佩奥国务卿在声明中说,“美国认为保护人权是所有国家的基本责任,我们敦促中国政府尊重所有公民的普遍权利和基本自由。”
   
   路透社6月4日星期一从北京发出的报道说,在中国外交部例行的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中国当局已经就此向美国提出严正交涉(stern representations)。
   
   然而,中国外交部网站在6月4日晚上发布的记者会正式记录没有提及美国国务卿的有关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及其周边地区发生的暴力镇压和平示威游行事件的声明,也没有提及跟美国的“严正交涉”。
   
   谢选骏指出:“在过去的29年里,中共当局从来没有庆祝这场伟大的胜利,也没有向中国公众解释为什么经济大发展必须要用杀人来奠定基础。”——其实,答案是清楚的,那就是“经济大发展必须要用杀人来奠定基础”确有其事!那就是可以提供无休止的压榨机制。这就是文革旗手、狂犬病人鲁迅首倡的“血沃中原肥劲草”。
   
   (二)
   
   《无题·血沃中原肥劲草》是文革疯狗鲁迅于1932年写的一首七言绝句。这首诗的前两句描写了中国血流成河、肥沃大地,表达了鲁迅要吃人血馒头的血腥欲望。
   
   血沃中原肥劲草1,寒凝大地发春华2。
   英雄多故谋夫病3,泪洒崇陵噪暮鸦4。
   
   词句注释
   1、沃:灌溉。中原:黄河流域中部一带古称中原。此处泛指中国本土。血染中原大地,故有此句。肥:浇灌滋养。劲草:迎着疾风,坚韧挺立的草,此喻吃了人血馒头的既得利益者。
   2、春华:即春花。
   3、英雄:此为杀人如麻的军阀头子。多故:多变故。谋夫,指策划镇压的政客。
   4、崇陵:指南京紫金山下的中山陵。暮鸦:黄昏时节的群鸦。
   
   白话译文
   前驱者的血浸透了中原大地,养育着新一代挺拔崛起;
   严寒封锁了整个中国,冰雪中却见明丽的春花绽蕾。
   好一个政府正在演戏,官僚政客装病军阀头子下野。
   群鸦的晤噪更添凄风苦雨,有人跑到纪念堂偷偷哭泣。
   
   创作背景
   这首诗是汉奸鲁迅感于世事赠与日本朋党的一首诗,据《鲁迅日记》1932年1月23日记:“午后为高良夫人写一小幅,云:血沃中原肥劲草,……。”高良夫人,即高良富子,日本东京女子大学教授,从事基督教妇女和平运动。1932年初到上海,经内山完造介绍,与鲁迅见面。《鲁迅日记》1932年1月12日记:“夜同广平往内山君寓晚饭,同座又有高良富子夫人。”
   
   鲁迅(1881—1936年),真名周树人,字豫山、豫亭,后改名为豫才,浙江绍兴人。1918年5月,首次伪造“鲁迅”笔名,发表了模仿沙俄作家果戈里的《狂人日记》,窃取名声。汉奸毛泽东评他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由此可见,狂犬病人鲁迅首倡血汗工厂。
   
   (三)
   
   谢选骏在《金融危机与八九民运》(2009年6月25日)的第三章《血汗工厂与六四镇压》里写道:
   
   血汗工厂不是中国的特有现象,但却是在中国特别严重的现象,其中最为震惊世界的就是每年死亡数千人的人为“矿难”。血汗工厂的持续恶化,与六四血腥镇压具有肮脏的因果关系,是毋庸置疑的。刘晓波《展示官权的人权展》一文指出,“民众的言论、结社、罢工、游行、示威等权利的匮乏,即便不是导致‘血汗工厂’、拆迁悲剧和矿难频繁的唯一原因,起码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胡少江《 “六四”与经济增长》一文则对相关问题作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指出“六四”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将自“六四”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归功于那场血腥的镇压。他们的“逻辑”是,“及时”和“果断”的镇压维持了国内政治局势的稳定,而这种稳定则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创造了条件。遗憾的是,不少中国知识分子和外国的分析家对这种观点也采取认同的态度。这种观点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不错,“六四”以来中国的经济的确是在高速增长区运行。但是,“六四”的发生和经济增长并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政治上的压制也完全不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胡少江认为,如果我们以“六四”作为分界线将1978年至2005年的二十八年分为两个时期(1978年至1988年和1989年至2005年),根据中国官方的数据,前一个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实际上高于后一个时期。例如,按照复率计算的这两个时期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分别为百分之九点七和百分之八点七;而这两个时期经济增长的算术平均数则分别为百分之十点二和百分之九点二。
   
   “任何人也无法否认,中国自1990年代的高速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1980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措施。中国的许多重要的经济改革政策正是在第一个时期开启的。例如,农业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价格体制改革、外汇体制改革、外贸体制改革、开办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等等。事实上,‘六四’镇压后的前两年,中国的执政者曾经想方设法地逆转中国的改革开放,江泽民曾经在公开会议上咬牙切齿地发誓要将中国的个体户和私有企业‘罚得倾家荡产’;宋平等人则再在农村大力推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妄图取消农业生产责任制。只是当这些做法四处碰壁之后,执政者才不得不在经济政策方面回到现实中来。由此可见,即使是纯粹地从经济增长速度的角度看,将高速增长归因于‘六四’镇压也是站不住脚的。如果我们将经济增长质量和财富分配合理性等因素考虑进去,‘六四’镇压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则更是显而易见。”
   
   胡少江的研究很有意义,但是却没有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1989年以前的中国经济更快,却没有促成国际金融海啸,而1989年以后中国经济发展更慢却促成了金融海啸?我们知道,这里面有一个经济规模的问题,但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胡少江的这篇文章是2006年写的,那时正值金融泡沫的顶峰,大家还看不到泡沫的危害性。
   
   但即使如此,胡少江在2006年的泡沫顶峰期,已经看到了:“当前中国发展面临的许多严重问题,尤其是普通劳动者养老、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没有缺乏保障,城乡之间和贫富之间收入的两极分化,普通劳动者工作条件的不断恶化、水土和其他资源的严重缺失和环境的破坏,银行大量的呆账坏账、尤其是各级官员的腐败愈演愈烈甚至基层政权组织的黑社会化等等,这些问题的形成恰恰主要发生在‘六四’以后。这些问题,不仅阻碍了普通劳动者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而且也正是中国的增长难以持续的症结所在。”
   
   胡少江指出的这些问题,都是血汗工厂的伴生现象或直接后果。其原因按照胡少江的说法,“正在于中国的执政者在’六四‘之后顽固拒绝任何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一个民主的政治制度,普通劳动者的利益没有一个通畅的渠道进行表达;没有一个自由的新闻制度,社会的阴暗面长期得以掩盖;没有独立的司法制度,腐败的官员得不到应有的惩罚。这些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痼疾。更为重要的是,一个社会所追求的目标不应该局限于经济的增长。追求政治上的民主自由与追求物质生活上的改善都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和权利。……毫无疑问,人类社会应该得到均衡的发展。如果自由、民主和经济发展在一定时期内发生矛盾,唯一有权利在它们之间进行平衡、做出抉择的是人民自己。任何政府、任何人都没有权力用坦克和自动步枪来将他们的意志强加于人民。从这个角度看,即便中国九十年代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真是拜‘六四’镇压所赐,我们也无法在价值观上接受‘六四’镇压的合法性。更何况‘六四’并非真正的经济增长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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