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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博树 : 新极权、新冷战、新丛林 ——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界定“新极权”、“新冷战”、“新丛林”,对习近平掌权以来中国内政外交的变化及其对世界的影响作出总结。关于习近平新极权主义5个特征的概括、关于“价值观外交”和“中国模式”的讨论构成本文的重点。作者强调,与专制相比,民主代表着社会进化水平的更高阶梯,但红色帝国的崛起意味着中国民主转型仍然任重而道远;致力于中国民主事业的人士应该有“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和心态,方能脚踏实地,集跬步已成千里。对西方民主共同体而言,民主自身需要完善,尤其是在“新冷战”、“新丛林”博弈中利益-价值观双重交织、充满紧张的这样一个时代。只有民主国家更好地处理了内部问题,克服政客的短视和人性的局限,让民主变得更为坚实、合理,才能最终战胜红色帝国和其他专制强权的挑战。
   
   关键词:新极权主义 冷战与新冷战 新丛林与旧丛林 价值观外交 中国模式
   
   我们正在走进一个似曾相识、但又全然陌生的世界。“新极权、新冷战、新丛林”当是对这个世界不错的概括。就笔者个人而言,这三个提法已分别出现于过去的若干文字或视频节目中,[1] 本文试图给出一个综合性检视。

   
   从价值层面讲,“三新”世界绝非人类福音;但作为事实判断,我们又无可回避。特别是,“三新”命题是从中国引出的,由中国国内政治的“新极权”定义,引申出中共党国与美国为代表的世界民主共同体的“新冷战”格局,再到与“新冷战”并存的“新丛林”世界的出现,这个叙述逻辑本身就凸显了崛起中的中共红色帝国在当代世界中的“明星”角色。它只是颗转瞬即逝的流星么?还是说,它真的在利用人性的丑恶而构成对当代文明成果的严肃挑战?俄罗斯的倒退、美国改造伊斯兰部族世界和其他落后地区的失败、以及西方民主自身遭遇的问题是否给了中共以机会,从而强化了红色帝国这一挑战的力度?本文亦将进行探讨。
   
   当然,红色帝国并非全无软肋。它的得势借助了这个世界提供的很多偶然,它的衰败却植根于自身机体内部的原发病灶,只要这个机体不改变,病灶的扩展、癌化就是必然的,它早晚会要红色帝国的命。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仍然可以对人类的未来抱有信心。
   
   现在,我们就从界定一些基本概念做起。
   
   
    新极权
   
   
   新极权与老极权
   
   如果说习近平政权代表21世纪中共党国政体之“新极权”,那么“老极权”则是指毛泽东时代的党国建构和政策构成。
   
   严格地讲,按照中共党国政权建构和不同时期内政外交的政策特点及其演化逻辑,我们可以区分出党国体制的以下四种不同类型:
   
   经典极权主义:指1949年中共建政时建立的国家体制,它大体符合国际学界对斯
   大林式党国极权主义的一般描述,包括单一执政党、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对经济的国家控制、垄断大众媒体、实施政治恐怖、消灭或几乎消灭全部私人空间。1949年到1953年的“新民主主义”在经济形态和政治形态上仍带有某种过渡性;[2] 1954年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布、1956年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时代”,[3] 则标志着斯大林式党国极权主义在中国正式就位。外交方面,当时的中国与苏联处于蜜月状态,是冷战中对抗“帝国主义”的“同一战壕的战友”。
   
   动员式极权主义:特指毛泽东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达到极
   端的升级版极权主义。毛泽东不满意斯大林主义的官僚社会主义品性,担忧等级化、干部特权化消磨革命理念、败坏党的肌体、使党成为“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俘虏。毛甚至认为从中央到地方,三分之一以上的领导岗位已经被蜕化变质分子和“资产阶级野心家”所篡夺,[4] 所以要发动群众从底层“造反”,重构“无产阶级权力结构”。为了“斗私批修”、彻底铲除“修正主义根子”,毛批判“物质刺激”、“奖金挂帅”,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大力推行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试图向经济行为中人性的自私性宣战。[5] 这些亦构成1960年代中苏论战的主题。所以,动员式极权主义,毛泽东独享发明权。毛的狂妄、深刻、执拗、悖谬是文革墓志铭的不同表达,也从使动者一方注定了文革的悲剧属性。外交方面,毛曾极力推行世界革命,与赫鲁晓夫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只是当中苏国家关系恶化、乃至有爆发战争的危险时,毛才不得已同昔日的宿敌美国重新握手。
   
   党国威权主义:本文把邓小平和邓后时期(包括江泽民、胡锦涛主政期)的政治架
   构和政策导向称为党国威权主义,特点是延续性的一党政治垄断和被重新承认的、有限的市场经济的结合。对文革教训的汲取、重塑党的合法性的需要、改变中国落后状态的急切需求,迫使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打开国门、对外开放。中国的高层政治权力结构也发生了微妙变化,从毛泽东的个人独裁演变为邓小平时代的元老政治,再演变为江、胡时期的“集体领导”甚至“九龙治水”,[6] 中央权威逐次弱化。党国威权主义在经济领域的重要后果是权贵资本的产生、膨胀和极度泛滥,这是权力垄断与经济自由化并行的必然结果,一定意义上,它反讽性地证明了毛泽东的先见之明。外交方面,邓为中国确定的国策是“韬光养晦、决不当头”,[7] 这种低调反映了邓的智慧,也保证了邓及邓后时代中国的悄然崛起。
   
   新极权主义:这是笔者对习近平当政以来中国政治演变的特有指称。如果说经典极
   权主义代表着中共建政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列宁主义国家建构和斯大林主义暴力控制的起点;毛泽东动员式极权主义用更极端的形式既要继承、又要打碎中国从斯大林那里学到的东西,从而构成独属于中共党国极权主义历史特质的发展高峰;邓和邓后威权主义是对毛时代的反动,带有收拾残局、自我调整、偃旗息鼓、低调行事的属性,就此进入党国历史的波谷;那么习近平的新极权主义则是历史曲线的又一次偏转和回复,习继承了毛、邓时代一切有利于党国延续的制度构造和精神遗产,试图扭转党国的精神颓败趋势,实现“党国中兴”,打造一个更加“完美”的现代独裁体制。外交上,习一反邓的老成和低调,以红色帝国之新面目,强势步入世界舞台。全球新冷战、新丛林格局的出现,都与这一变化相关。
   
   下一小节,是对习近平新极权主义的更详尽的考察。
   
   习近平新极权主义的五个特征
   
   首先,习式新极权主义高扬民族主义大旗,诉诸“中国梦”,标志着中共合法性又一次悄然转换的最终完成。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本来是建立在1949年“中国革命”成功的叙事基础上,体现列宁主义和共产革命的逻辑。这个逻辑,由于文革失败而遭到深刻动摇。自毛泽东去世以来,中共发生过三次合法性转换:第一次,文革后的改革开放,用“发展才是硬道理”取代“阶级斗争为纲”;第二次,“六四”后的GDP战略,用经济绩效挽回天安门镇压中失去的民心;第三次,崛起后的“走向复兴”,用民族主义而非革命叙事解释党的传统和党的“伟业”。最后这个转换并非始于习近平,早在胡锦涛执政中后期,随着中国经济上的崛起,“大国”、“复兴”话题已不绝于耳。[8] 但真正充分利用这个“势”而将其推向极致的是习近平,习的雄心和胡锦涛个人的弱势乃至“缺乏担当”恰成对比。[9] 据说毛使中国“站了起来”,邓使中国“富了起来”,习的使命则是让中国“强起来”。这个三段论本身已是典型的党国民族主义叙事结构和话语表达,而迥异于当年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与世界革命逻辑。甚至,中国传统文化也被新极权主义派上用场。当下党国的宣传语言中,“三个自信”已经变成“四个自信”,除“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以外,又加上“文化自信”——尽管鼓吹“自信”,恰恰意味着自己的不自信。毛当年横扫“四旧”,[10] 说明他不需要从传统文化那里寻找支持;习今天动辄宣示中共是中国5000年文明的继承者,无非是要给党国的“民族复兴”逻辑再添一圈光环。然不能不说,有“百年国耻”的背景,[11] 有当今中国崛起和经济上的成功,这套民族主义、新国家主义的语言,在中国受众那里,还是蛮有蛊惑力的。
   
   其次,习重新回到个人独裁,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是习近平新极权主义构成中颇具个人特色的部分。诚如前述,邓以后的中共高层政治呈现中央权威弱化的趋势,按照极权主义权力逻辑,这本来是共产党高层权力掌控的非典型现象,体现极权主义和后极权主义(党国威权主义)之间的“钟摆式”摇动。如果没有体制内部的分化和民主转型的发生,体制向极权主义方向重新“摆回”是完全可能的,毕竟一人独裁才是党国极权主义最经典的形式。但习近平的回摆方式、速度、力度、乃至规模仍然令人意外。习不但继江泽民之后再次获得“核心”称号;[12] 而且在中共十九大的新常委班子里不再安排接班人,从而事实上废掉邓时代确立的党的总书记任职不超过两届的规矩;[13] 习甚至通过修宪,在2018年“两会”上正式废除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14] 这个“三级跳”令人瞠目结舌,它不但颠覆了邓时代中共政治改革仅有的一点正面成果,而且再次证明宪法不过党权手中的玩偶和遮羞布。部分出于上位前的经历难以服众的担忧,部分出于掌控权力的现实需要,习纵容、鼓励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以致短短数年间,中国新的颂圣文化竟再达巅峰,让人慨叹文革殷鉴不远,新一代奴才又在成批复制之中。[15] 习的个人独裁同样体现在十九大政治局的人事安排上:25名政治局成员竟然有半数以上乃习的旧部、跟班、甚或抬轿者,其中有些人属于典型的“火箭式提升”。[16] 即便按照共产党自己的组织人事原则,十九大“习家军”的出现也完全是违规、出格之举。但,这又算得了什么?习近平的名字已经被冠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头衔而超越邓、直逼毛,相应地,习的“治国理政思想”、“经济建设思想”、“军事思想”、“外交思想”等等都已成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必须顶礼膜拜的对象。荒唐么?当然荒唐,但这就是活生生的现实。
   
   习式新极权主义的第三个特征同样极富个人性,尽管不无争议,那就是习的个人认知层面似乎有某种马列毛原教旨成分,使其在拒绝普世价值时更加坚决、镇压异议声音也更加严厉,且缺少负罪感。说习“原教旨”不意味着他读过多少马列原著,在这方面他不能和也是红二代的张木生等人相比。[17] 但习大概和很多红二代相似,青年时代就深信红色历史,奉毛泽东为他们的共同教父,哪怕在文革中他们的父母经历过迫害。按照他们的逻辑,被迫害也是党的人,何况最终得到党的重新认可和使用。习从梁家河农村返回北京、作为工农兵学员在清华完成学业,马上就任职耿飚秘书、[18] 又在老爹安排下到河北正定“锻炼”、[19] 继而“孔雀东南飞”在福建进一步奠定从政基础,哪一步不是托红色基因之庇佑呢?在这个意义上,习的原教旨,既有认知成分,又是本能,同时富含现实政治层面的实用主义考量。习作为“少东家”不同于江、胡之类“守摊者”,这使他的执政行为多了一份责任(对红色江山的责任),少了一分敷衍;多了一份率直,少了一分表演。评价苏东剧变,一句“竟无一人是男儿”尽显“红色接班人”本色,[20] 甚至充满站在道德高地的自诩、自欺。“不忘初心”,大概也可以作如此解。习上任之初,很多自由派人士抱有期待,至今,人们对习近平仍有截然不同的判断。[21] 其实,称习是保卫祖业的“少东家”应该是对他比较准确的定位,但正因为如此,习政权比江、胡时代更左、更倒退、更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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