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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公民不合作运动


   
   公民抵抗运动分为消极行为与积极行为,不合作运动就是消极行为,消极行为又蕴含着积极因素。人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承受能力采取可承担的方式。在专制体制下,所有人都是受害者,无论劳工、企业主、农民、教师、警察、法官、草根、精英,无论你富有还是贫穷,不管是由于教育、求职、创业、医疗、养老、住房、税收、投资、疫苗还是食品、消费、安全、福利、奖惩、退伍、失业、司法、救助等等原因,包括所有体制内官僚乃至专制既得利益最高统治者,社会信用体系崩塌之时,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
   
   理论上,公民不合作运动或者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可以让任何政权破产,但是它也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第一是政权的合法性即民意民心,第二是经济状况。假如一个政权处于上升期,并且它实施的政策还能让更多人受惠,另一部分人也还有希望,那么不合作运动就不会有足够的民意基础。假如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尽管遭到了某些质疑但它的经济状况运行良好还有上行的空间,财政收入也足以维系专制统治现状,那么不合作运动的成本就比较高,不容易取得成功。假如一个政权民心尽失、民怨沸腾,并且经济下行甚至处于崩溃的边缘,生利者寡,食利者众,财政捉襟见肘,那么无疑公民不合作运动则恰逢其时。

   
   一、不合作运动的经济基础
   
   专制体制大大增加了民生的成本并导致风险无处不在。我们不可能一方面反对专制体制另一方面又要依赖这个生存体系。要改变现状,不成为维系它的一个因子,加快解构它的进程,并试图构建一个新的体系就要走出一条不同的道路。不仅在政治理念上,还要在具体行动上、经济上、社会合作尤其是利益机制上形成这样一个局面:专制极权的维系成本越来越高而民间力量成长的成本不断降低!那么,首先从公民不与统治者合作、尽量较少与统治者合作开始。这就需要第一、民间最大限度的回归自然经济、消费最小化,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一方面因为商品的昂贵,其质量、安全无法保障可以尽量减少消费、避免消费,促使市场及企业降价以降低民间生存成本,另一方面迫使市场及企业无法为专制统治持续造血,避免供养寄生集团。比如,在一定时期内,看看到底什么是我们的必需品,我们好好想一想,我们是否生活在比较中?其实维持基本生活的成本是很低的,去除一切攀比、浮华、虚荣的因素。我们能租房为何要买房?我们能坐公交为何要买车?既然通货膨胀如此严重、社会信用体系完全失效我们为何还要参加社保等等?我们不要试图依靠政府或者他人为我们提供保障,我们需要自己寻找出路,顺势而为,心念造物!在经济危机的时候切忌投资,做发财梦是十分危险的。长痛不如短痛,要想不被奴役不当猪狗就得忍耐一时!
   
   
   二、降低成本推动构建公民共同体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早就指出:“贸易创造财富”。说得更直白一点,交换带给人们价值,现代社会为此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公民首先从回归自然经济开始,站在这个基点上逐步走向公民之间的交换与合作,培养新的生活方式,看看身边的人,传播不合作理念,其实也是不合作志愿者之间开始合作的契机。交换创造价值,民间通过各种形式相互交换降低生存成本,利用互联网线上线下几乎是不可遏制的。思想、信息、服务、便利以及旧物资的共享交换,以各种简便灵活的方式。进而言之,一个社会的改变乃至一个事业的成功,不仅需要信念还需要形成利益机制、组织联合与自治。形成各种不同的共同体对抗专制强权将民间沙粒化、原子化的政策。形成一个个自助、互助机制,运用比如现代的保险理念、基金理念等思维模式,大家把各自一部分鸡蛋哪怕是极少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有钱出钱、没钱出力共度难关。能够让为了共同事业付出的人无后顾之忧,尽量做到权责相对应。由于大家形成的互助权利义务关系,就会大大降低各自的边际成本,提高大家整体的边际效益。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这个边际成本越来越低,边际效益越来越高,使得所有成员都能够受益。正义感在社会中会更有力量,由此带动整个社会向自生的利益机制、自助互助公益联盟迈进。
   
   当一个社会中有百分之一的不合作者,他们的思想理念、生活方式不可能不辐射影响到其亲人、朋友、社交圈子,那么,随着经济形势的不断恶化、专制统治进一步腐朽堕落残酷盘剥,被统治阶层尤其是底层的资源会越来越稀薄,从开始的理念认同到形成现实的生活需要、生活方式,不合作的群体由此开始壮大起来,这势必在经济上大大降低民间的成本而使专制权力的供血不断减少。
   
   与统治者比成本,比谁先死掉!经济上降低民间成本,增大统治者的成本。凡是有利于他们的尽量避免,凡是不利于他们的尽量促成,从不跟他们玩到习惯自己玩,毕竟专制统治既得利益集团完全是寄生阶层,他们被私欲、贪婪与人性的软弱所劫持,缺乏坚强意志及精神力量。假如一个社会的经济总量减少20%的时候民间尚可保持基本生存,而专制统治集团由于其不断攀升的财政需求难以维系将会发生垮塌或者裂变的话,不合作运动就是要达到这样的目的,一只蝴蝶煽动翅膀或可引发海啸!完成现代转型本质上是两种意志的较量即自由公民意志与奴役特权意志、和平民主意志与暴力专制意志,二者的较量在各个层面、各个领域展开不是一次、二次而是千百次、无数次。不合作运动不仅是经济上的比拼,也是社会信用、经济上的恢复与重建、公民社会建构最终形成公民共同体的过程。从长远来看,公民不合作运动符合无论草根精英、体制内外各方的利益,确立这个信念,直到专制极权撑不过为止。我们都知道,一些不合作运动,最后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发展到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司机罢运、和平集会、游行示威、无代表不纳税、反洗脑、反愚民,揭露、曝光罪恶等各个方面,这些义举都成为驱动人心变革的力量。
   
   
   三、不合作运动的法权内核
   
   没有公民的合作,任何政权一天都不可能存在。非暴力作为一个原则,道义和真理是最有力的武器,消解专制统治的资源,把民间的资源力量整合起来。无论左派、右派,改良派、革命派,激进派还是保守派,无论草根精英、阶层族群,不合作运动成为最大公约数。不合作运动不仅仅是一场经济战,它更是一种强大的意志,不断唤起公民意识、主体意识。在不断确认及争取自然权利的过程中推助整个社会觉醒。另一方面,不合作运动将时时彰显专制统治不合法这一事实。尽管专制统治者往往以国家之名、法律的名义发号施令,实际上他们的行为不是法律的意志、国家的意志。由于他们的贪婪与恐惧,越来越多的以虚假的人民利益、公共秩序、国家安全之名侵犯人权,任意增加公民义务、限制个人自由的内容充斥在法律及行政命令当中。公民的一切自由、隐私均至于公权力的侵夺之下。他们以法律和命令的形式默许乃至直接授权警察、军队、官僚、情报系统作恶犯罪,采取更极端的方式压制残害公民。此时意识形态成为隐性的法律,法律成为公开的意识形态对全民洗脑。当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完全被专制既得利益集团所劫持绑架,立法、司法、行政都必然走向反动的立场,不可避免沦为维护专制统治、特权既得利益的手段,这就导致整个法律体系、法统效力的日益丧失。
   
   专制既得利益集团僭越凌驾人民主权往往以人民之名,他们导演的无论任何立法、司法、行政根本不是国家的意志、法律的意志、人民的意志而是个别人的意志。人们需要将个别人的意志与国家意志、法律的意志加以区分并时常阐明这个道理。个别人、个别集团的意志不仅不能代表国家、代表法律而且可能因其违法性是反国家、反社会、反人类、反文明的。这种僭越之举无论从日益形式化的国内宪法还是从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一系列国际公约以及自然法、基本的道义要求上都可以找到根据,各种社会事件的发生都是揭发与阐明的机会。
   
   当不义公开进行,抵抗就成为义务!每一次面对倒行逆施,面对强权、罪恶发生时,我们自知未必能改变这一结果,但是我们需要以各种方式正告那些作恶者,他们的行为是错误的,他们贯彻的并非国家意志、法律的意志而是个别人、个别利益集团的非法意志,作恶的后果不仅损害族群同胞也将奴役自身,大家都是奴隶!作为一个公民不仅不应当遵守执行个别人、既得利益集团的意志而且还有义务抵抗、揭露它。长期受到违法意志驱使的警察、法官、执法者自然也越来越缺乏道德感,他们需要进一步了解自身的角色及历史后果。作恶从来都是具体的,永远只有个体作恶者没有国家作恶者。被分离出来的个体作恶者需要独立面对历史责任,谁也无法保障作恶者的当下和未来!争取绝大多数的不作恶者或不主动作恶者。不合作运动以充分的理据及道义力量努力促成一种格局,让谮越国家意志、法律意志的篡夺行为、犯罪行为不断揭示出来,让那些邪恶不法分子日益陷入孤立的境地 。
   
   愿意加入到不合作运动中来的体制内朋友,就像自己能做到的那样消极怠工,用自己的方式抵制作恶、抵制对人民的盘剥压迫,从不作恶、不主动作恶开始,以法律之名,用合法对抗非法,枪口抬高两寸,消解非法命令,进而以自己的方式记录保存种种罪恶的证据!
   
   一方面专制统治者对内奴役压迫人民肆意暴虐不择手段,另一方面专制统治者意图向外展现一种和平、良善、宽容、守法的形象。不合作运动需要在国际上充分揭露各种谎言、假象以及权宜之计,让他们的信用破产。对于专制统治者来说,联合国宪章、人权公约、贸易规则、国际法等等不过是其维系既得利益的挡箭牌。人类的自由、尊严、文明作为一个整体的不可分割性在专制集团的不断渗透、扩张中正在遭受空前的蚕食。文明世界对于维护人权、遏制专制极权需要形成一套有效的国际机制,不深入了解极权社会的内幕与真相,就不可能产生有效的防御瓦解机制,充分意识到不合作运动在摧毁独裁势力构建民主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四、建立规则与契约精神
   
   组织决定力量,力量决定结果!毋庸讳言,过去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民间社会始终无法解决的问题就是组织问题!始终走不出这个历史的三峡之地。一方面是专制统治的高压政策,另一方面是由于组织成本过高的问题。降低社会组织成本的关键就在于建立规则与契约精神。大家把各自一部分鸡蛋哪怕是极少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形成自治互助的权利义务关系,大家诚信守约,这就是契约精神。不与统治者合作,民间要讲规则、讲契约。从讲议事规则到讲组织规则、合作规则形成利益机制。大家愿意拿出一些鸡蛋放进一个篮子里,风险共担利益共享,降低各自的成本和共同成本,摆脱官方沙粒化、原子化的阴谋。摆脱狭隘的专制文化意识,己欲利则利人,开放、合作、分享与竞争正是成功的关键。在四十年市场化及信息化的社会条件下,民间社会产生一个个讲诚信、守规则的公民共同体是完全现实的。自治互助的公民共同体不断累积社会信用成为一种资源,在面对更复杂的挑战时,公民共同体自然就有了话语权,按照规则、民间的方式解决问题。跨地区、跨行业、跨领域、跨族群、跨阶层的合作,通过规则不断降低成本,逐渐形成一个普世价值的社会体系,这就是民间建构新的法权体系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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