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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认识过程呈阶段性的原理 ——兼与邓晓芒教授探讨(下篇


   魏紫丹
   
   (上接上篇“贰,生吞活剥的概念论:我对《实践论》后天失调的病理诊断之一”;以下(叁),爲下篇:——)
   

    叁,“似是而非的原理论”: 我对《实践论》后天失调的病理诊断之二
   
    所谓“似是而非”,就是没有斩钉截铁、一跌两响的是非观念,缺乏循循相因、环节相扣的科学论证,有的只是:扑朔迷离。即在模棱两可的迷雾中贩运 “似是而非的原理论” 。究其原因我诊断为,这是由于“生吞活剥的概念论”所导致的并发症;就好像患了感冒又引起肺炎那样。
   
    一、关于认识发源的原理
   
    为要阐明“发源”的概念,我先要从“什么不是‘发源’”说起。若说“黄河发源于黄河”——我敢说,这断然是错误的;若说“黄河发源于巴颜喀拉山”,则都会认为是正确的。发源地和发源物是紧密联系而又各自独立存在的两个东西。是的,恰是藕断丝连的两段藕。
   
    (一)、评“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
   
    1、《实践论》说:“认识开始于经验” 。因为前已说明过“经验只能指直接经验”,所以此命题也可以改述为“认识开始于直接经验”。说“开始”,这是完全正确的;我要指摘的是上面的这个“总命题(一)”所説的:“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因为这个命题既与事实相背,又不能与“经验论”划清界限,并且还给“唯理论”以有懈可击。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指出:“儘管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是以经验开始的,它们却并不因此就都是从经验中发源的。”“毫无疑问,我们的一切知识都从经验开始; 因为如果不是对象刺激我们的感官,既产生了表象, 又促使我们的知性活动起来, 把这些表象加以比较、联系或分开,把感觉印象这样一些粗糙的材料构成关于对象的认识, 我们的认识能力怎么能被唤醒, 因而活动起来呢? 所以, 按时间先后说,先于经验我们没有知识, 我们的一切知识都以经验开始。”但又说,“ 因为很可能, 即使我们的经验知识, 也是由我们得自印象的与我们认识能力自身所供给的两者构成的。”首先要明确:“开始”和“发源”不能混为一谈。为什么说“认识开始于经验”是正确的?因为这等于是说:“黄河开始于从巴颜喀拉山流出的第一股水”;因为黄河的第一股水就是黄河的开始——从此开始,黄河才形成“黄河”。若说“认识发源于经验” 则是错误的,因为这就等于说:“黄河发源于黄河流出的第一股水”。这样就把“开始”和“发源”混淆了。正确的说法应该是:黄河发源于黄河之外的巴颜喀拉山。认识或说真知,只能发源于时间上先在的、又是在认识之外的那个事物,即通过后天的经验而把握到对象的那种先验的认识能力。认识不能发源于认识,认识只能发源于“前认识”和与认识对象相结合而成一前、一后,两个东西的里应外合。
   
    2、这个命题里只提到“真知”发源的问题,求异思维会从反向提出问题:一切假知即错误的认识,是从哪里“发源”的呢?这个问题的提出,有利于和“经验论”划清界限。比如,依靠“直接经验”也会得出“近大远小”、“月亮是发光体”、“地球中心论”,等等的错觉。这就说明:从直接经验开始的既包括全部的“真知”,也包括全部的“假知”。就“假知”而言,古希腊哲学家说得对:"没有理性,眼睛是最坏的证人"。只有承认“假知”这种情况确实存在,所谓“知性”、所谓“科学的抽象”,才有发挥其“去伪存真”功能的空间。当然,唱“东方红、太阳升”,就不必改唱成:“东方红、地球转” ;因为那样一改,就显得有点太“科学”了。
   
    3、还会给“唯理论”一个空子可钻。因爲“唯理论”认为认识来源于“天赋观念”。这仅有片面的正确性。正是在相反相成、相生相克这一点上,经验论又同时提供给唯理论以可乘之隙。
   
    (二)、评“人的正确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1、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能简单回答:“不是” 。天是自然,掉下来的是自然环境,是质料。人接触质料,感官(也是天上掉下来的)接受刺激,产生感觉。感觉与头脑里固有的感性能力相结合,便形成感性认识。再经过统摄感性质料的知性的概念思维,便产生和形成具有 必然性的科学知识,或说“正确的思想”。
   
    所谓“人的主观的能动性”,其实就是运用“正确的思想”,在认识和利用规律的前提下,取得“巧夺天工”的胜利果实。某些“巧夺”的胜利,使得人头脑膨胀,竟敢大夸海口,说是“人定胜天”!其实,哪里是“胜天”?毋宁说是“顺天行道”。在地震、海啸等严重自然灾害面前,人类只能发出“天伤予!天伤予!”的悲鸣。人类在对“从天上掉下来的”这一方面的“道”,还缺乏“天人感应”,还不能“顺天行道”;比起没有主观能动性的鸟类、兽类、甚至对小小的蚂蚁、老鼠,人类都得谦虚地表示自愧不如。
   
    2、是人的头脑里固有的吗?也不能简单说:“不是”。必须承认“先于经验的”、“人的头脑里所固有的”认知性灵,禀赋,是人所以能够认知的原始“根据”;人主观的感性能力与外在的感性材料,里应外合而能产生认识。这些,对人来说,是认知的反映(有主观能动性)的“条件”,而对人之外的物来说,只是反应(无主观能动性)的条件,当然不会产生认识。
   
    现以“蚊子吸血”作喻,予以说明:蚊子(作为带引号的“主体”)在吸取血液(客观事物)前,先将主体固有的、含有抗凝素的唾液,注入血管与血液混合,使之变成不会凝结的稀薄血浆(客观变成了“客体”),然后才能被吮吸进去。所以说,蚊子吸了一辈子血液、可它们却没吸过一滴客观的、纯粹的血液,吸进去的是含有抗凝素的血液。人对事物的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认识。主体认识客体是先使主体加入客体、客体化,人对事物的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认识。主体认识客体是先使主体加入客观、使客观变为客体,就如蚊子“先把血液变成稀薄血漿然后再被蚊子吸取”那样,这时的客体,绝对不是原封不动的客观世界了。“正确的思想”虽不全然“是人的头脑里固有的”,但缺了“头脑里固有的”的东西参与,则断然不会产生认识。“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但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 “音乐感的耳朵”是基于遗传素质,即潜在的先验;而欣赏音乐则是激活于后天的经验 ;审美判断则是形成于合金式的知性;创造出表现美的产品,则是成形于自由自觉的感性活动——“实践”。
   
    总括起来,回答“人的正确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是人的头脑里固有的吗?”这个问题,无论答:“是”、或答:“不是”,都有、同时也都只有部分道理。总之,得要从两方面才能把问题说全。
   
    程颐说:
   
    “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则不能得之,而致知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
    物’” 。 “‘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因物有迁,迷而
    不知,则天理灭矣,故圣人欲格之。”(注1)
   
    —— 说明, 若无头脑里所固有的知性能力,则人就不会掌握知识。
   
    人和动物的本能,无人怀疑其先天性;但人的本能却又是被意识到了的本能。人的禀赋、气质、感性、知性、遗传素质,不也是先于经验的吗?其实,人的知识、智力、能力,生理的和心理的一切,无一不是先验与经验的合金。肆无忌惮、不留余地地批先验论,只能说明你是死抱着“白板论”要固执到底。
   
    人们说,康德是——同时他也自认是先验论者。他对“先验”这个概念也有个清晰的界定:
   
    “凡是不涉及对象而只涉及我们关于对象的认识方式的知识,我称之为先验
    的”(注2)
    “先验的这个词在我这里从来不是指我们的认识对物的关系说的,而仅仅是指
    我们认识对认识能力的关系说的”(注3)
   
    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分述作为“先验对象”的“物自体”与作为“先
   验自我” 、“先验我思”或“先验统觉”的“物自体”。先验对象是感性的来源、基础;先验自我是知性的来源、基础;这是我们进行认识所必须预先设定的认识主、客体方面的依据。而“认识如何可能”的问题,就体现在主体建构、综合、整理、统摄客体的所谓“先验统觉”活动里。
   
    没有实践就没有经验。所以可以说:“先验即先于实践的意思”。康德认为,“先于实践”和“实践”,二者的“合金”才构成认识的发源。
   
    邓文认为“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的独特贡献”是:
   
    以毛泽东的《实践论》中提出的实践伴随、决定和统一着人的认识过程各个
    发展阶段的论断为标志的深化阶段。
   
    与康德的认为相对照,后者的意见是说,“不是单质‘实践’,而是‘合金’伴随、决定、和统一着人的认识过程各个发展阶段。”你不妨比较一下,然后进行优选:到底是“实践论”还是“合金论”——两者谁更科学、更深刻些呢?其实,前者不仅不科学、不深刻,而且等于直接承认“白板论”。难到承认“白板论”不是《实践论》的失足,反而是“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的独特贡献”吗?
   
    二、关于认识过程“两次飞跃”的原理
   
    这里的“原理”是指“机制原理”。你不清楚机械的机制,你就不会开动机器。你不清楚认识飞跃的机制,那就别说“两次飞跃”,即便是“一次”也飞不起来。那么,认识的机制是什么呢?就是两个连环套:一是知、情、意、行,构成动力机制;二是感性、知性、理性,构成运行机制。其中机制的每一环节都是飞跃的必要条件。
   
    (一)、剖析“第一次飞跃”的机制
   
    为了使文章的份量配备得匀称,姑且人为地把两种机制分配到两次飞跃里分说:“第一次飞跃”着重对“运行机制”说事;至于对“动力机制”,则需待到剖析“第二次飞跃”时,再来着重加以叙述。
   
    1、感性认识属于全面的肤浅,理性认识属于全面的深刻,知性认识属于全面的笼统、片面的深刻。毛泽东说:“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这就是他说的“两次飞跃”。可是,怎么样才能实现“飞跃”?他并没有从机制原理上加以细说。好像他自以为,同时也要别人信以为真,他真具有上帝那般知性的直观。《创世纪》上记载:上帝说:“要有光” 。光就出现了。毛泽东说:“要飞跃” 。飞跃就出现了。但,这仅仅是在他的《实践论》里自捏佛、自烧香式的纸上谈兵,这样空洞地议论一番是可以的,而在实际上却是行不通的。别说两次飞跃,恐怕连一次也飞不成。感性凭甚么能飞跃到理性呢?在康德看来:“纯粹理性绝不直接与对象有关,而只与知性关于对象所构成的概念相关。”即,理性与感性并不直接对话,只有知性才直接地既与感性又与理性对话。因而,由感性阶段认识的 “全面的肤浅”,逾越知性阶段认识的“片面的深刻”,是无法直达理性阶段认识的“全面的深刻”的。这个道理,毛在《矛盾论》中作如是讲:“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认识过程呈阶段性这一原理必须引起严重注意:一个阶段就是一道工序,对各个阶段都要认真对待,既不能颠倒也不能超越。毛泽东自己就是“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因而他“就不能适当地处理”认识过程的矛盾。卒致他的从感性到理性的第一次飞跃(下面再接着谈“第二次飞跃”),只因缺了一道工序,即缺乏了中介环节,没有给“感性”插上“知性”的翅膀,就单单凭空想象、冀期不翼而飞,这怎么能行呢?这様的偷工减料,自然而必然的结果,就会造成认识论上的豆腐渣工程,一定会出现事故、起飞不成,而卒以折戟沉沙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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