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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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微论

   汉武帝微论

   世人常将秦皇汉武相提并论,甚至说他们一脉相承,实在是太抬举了秦皇而低估了汉武,也低估了儒家文化的政治作用。

   汉武政治上负面问题确实很多,尤以信神求仙、后期穷兵黩武和巫蛊之祸为大。但问题最多最大,掩盖不了他的政治光辉和正能量的伟大。晚年虽然大错铸成,还能轮台罪己,颁下历史上第一份帝王罪己诏,将政治重新推上正道。

   汉武在很多领域都有建树,如开创察举制、军屯制,颁行推恩令,兴建太学,开辟丝路,攘夷拓土,用人唯贤。在“得人鼎盛”方面,曾国藩将汉武帝与唐文皇、宋仁宗、元世祖、明孝宗并论,说这五个时代“皆异材勃起,俊彦云屯,焜耀简编”云,并将这五个帝王都称为“英哲非常之君”(《国朝先正事略序》)

   汉武最大的历史性功勋,是采用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利在当代,功在千秋。

   司马光评论说:

   “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资治通鉴》)

   这段话前后有矛盾,前面一半过于苛责。或者说,秦皇汉武都有“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这些毛病,但轻重有别,性质亦有别。不能说“异于秦始皇者无几”。就像汉朝也曾盐铁垄断和公有经济,但与公有制的垄断程度性质大不同。

   汉武帝自己曾说过:“若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能说出这样严厉自责的话,恰说明汉武与秦皇政治本质和道德品质截然不同。不能把汉武主动反思、自我责备的话,用来评判他。“若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这句话,见于《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五)。朱熹说:

   “文帝便是善人,武帝却有狂底气象。陆子静省试策说武帝强文帝。其论虽偏,亦有此理。文帝资质虽美,然安於此而已。其曰"卑之无甚高论,令今可行",题目只如此。先王之道,情愿不要去做,只循循自守。武帝病痛固多,然天资高,志向大,足以有为。使合下便得个真儒辅佐,岂不大有可观?惜乎无真儒辅佐,不能胜其多欲之私,做从那边去了!欲讨匈奴,便把吕后嫚书做题目,要来揜盖其失。他若知得此,岂无"修文德以来"道理?又如讨西域,初一番去不透,又再去,只是要得一马,此是甚气力!若移来就这边做,岂不可?末年海内虚耗,去秦始皇无几。若不得霍光收拾,成甚么!轮台之悔,亦是天资高,方如此。尝因人言,太子仁柔不能用武,答以"正欲其守成。若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可见他当时已自知其罪。向若能以仲舒为相,汲黯为御史大夫,岂不善!”

   朱熹延续了司马光“去秦始皇无几”的话,但对汉武帝的评价略高于司马光。朱熹认为汉武帝强于汉文帝。文帝只是善人,武帝却是有狂底气象。只是遗憾他没有真儒辅佐,所以不能胜其私欲。但我认为,朱熹的评价还是苛刻了,对汉文汉武都苛了。

   对汉唐政治和帝王评价偏低是朱熹的习惯,比如朱熹从心术动机上立论,“以私罪汉”,认为汉高祖私意过重。对此王夫之表示异议:“集注以私罪汉,未合于时措之宜也。”王夫之认为,汉高祖取天下,与尧舜汤文一样无异,也是取之以仁义的。如果说汉高祖之德有愧于周文王的地方,不在取天下,而在所致贤才不如文武集团,政治上因陋就简,未能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我与王夫之。

   对于汉武,还是离西汉较近的东汉大儒班固的评价比较中肯。班固《汉书》说:

   “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涣然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除了“不改文景之恭俭”这句略嫌溢美,这个评价应该是如理如实的。2018-9-26余东海首发于儒家网

(2018/09/26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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