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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

   谢选骏:李大钊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
   
   《鲜为人知:斯大林逼迫蒙古大屠杀 中国侨民一个不留!——苏联逼迫蒙古国搞“大清洗”:中国侨民几乎被杀光》(阿波罗新闻网 2017-01-05 李奉先)报道:
   
   蒙古在苏联人帮助下“独立”时,其人口总数不过70余万。若统计蒙古在1921到1941年间死于红色风暴中的遇难者,大略可认为,蒙古因此至少丧失了10%的人口。其惨烈程度相比苏联,毫不逊色。据不完全统计,以上在外蒙古死难人口,绝大多数拥有中国国籍!


   
   核心提示:1991年12月25日18时32分,克里姆林宫顶上空飘扬的苏联镰刀和锤子国旗徐徐降下,强大的苏维埃帝国解体,15个国家获得独立。确定苏联已解体,不再会对自己造成任何伤害,近三个月后,有“苏联不加盟共和国”之称的蒙古才真正独立──1992年2月12日,外蒙古更改国名、国旗、国徽、国歌,抛弃苏式政治经济制度,全面启动自主化和民主化进程。
   蒙古人终于可以谈自己的历史,谈自己的祖先,可以舔舐71年作为苏联附庸的尴尬历史……
   
   (一)
   
   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苏赫巴托广场附近,有一幢被铁丝网圈起来的红色小楼,它的正式名称叫“政治迫害牺牲者纪念馆”,俗称“大清洗纪念馆”。
   若无当地人提醒,外国游客常会误以为这是某位要人宅邸,与之擦身而过。不错,它确实曾为蒙古人民共和国(1992年改国民为“蒙古国”)第二任主席、第九位总理根登的住宅。1993年被改造成纪念馆,而根登本人则死于30年代的大清洗。
   在大清洗纪念馆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大量遇难者的头骨,上面弹孔清晰可见,纪除了陈列遇难者遗骨外,纪念馆里有挖掘大屠杀埋尸坑爹现场照片,各地大屠杀的遇难者统计数据,以及描述蒙古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种种惨烈景象。
   1930年代与苏联同步发生的蒙古大清洗,由于其规模远远不及苏联,更加之长期与世隔绝,外部世界几乎对草原上曾经的惨烈红色风暴一无所知;在蒙古国内部,由于苏联的严密控制,它也没有过赫鲁晓夫时代那样对大清洗的局部披露和反思。看上去,它将在人们的缄默中被永远遗忘。
   苏联解体和随之而来的蒙古民主化,这段几乎给每个蒙古人家庭都留下深重苦难的历史立即被解冻,在民间一致呼吁下,蒙古总统授权成立调查委员会,对大清洗进行取证并重新建构这段历史。真相开始一点点浮现出来。
   1992年,调查委员会的负责人,历史学家木汗达莱仁钦率队在库苏古尔省的木伦挖出第一个埋尸坑,显露出100多具尸体,因为是永久冻土,尸体仍保存完好,可以从死者衣物上判断多为僧侣。由于政治原因,当政的人民革命党一度终止继续调查和挖掘。
   2003年,乌兰巴托东部地区发现一个更大的埋尸坑,有600多具尸骨。经技术鉴定发现,多数人双手被反绑,脑部被枪击或被钝器猛打而死,还有些人死前脖子被扭断,生前皆受过酷刑折磨。
   这段历史虽然尘封日久,但并不乏当事人的见证。伊苏策零,一位老态龙钟的86岁老人,住在乌兰巴托郊外简陋的蒙古包里,他是五十余年前内务部行刑队的头目,曾经处决过无数的僧侣,这位老者希望通过交待事实换取政府的奖励。沉默了几十年的伊苏策零在BBC镜头前把当年行刑场景娓娓道来,但他认为自己只是追随乔巴山(蒙古建国时期重要领导人)的指示行事,屠杀责任不该由他个人来负。
   历史学家木汗达莱仁钦说,随着调查的深入,他和委员会成员们被所知道的事实震惊了。仁钦认为,根据埋尸坑和直接间接证据的挖掘情况,以及对人口档案的研究,应有10万人死于大清洗;3.6万的数字,学者普遍认为被低估,10万是目前估计最高的数字,但还不是最终的学界定论,这一问题的研究必将持续下去。
   无论是哪个数字,蒙古的遇难者总数,在苏联和柬埔寨同样原因的受害者数字面前,都相形见绌,但蒙古在苏联人帮助下“独立”时,其人口总数不过70余万。若统计蒙古在1921到1941年间死于红色风暴中的遇难者,大略可认为,蒙古因此至少丧失了10%的人口。其惨烈程度相比苏联,毫不逊色。
   据不完全统计,以上在外蒙古死难人口,绝大多数拥有中国国籍!
   
   (二)
   
   决定把根登旧居改成“大清洗纪念馆”的,是根登的女儿策零杜兰。根登旧居变成纪念馆,也许最能体现“大清洗”的残酷无情和历史的复杂吊诡。根登,极左政策的执行者,甚至是大清洗的罪魁祸首之一,但他又是大清洗的受害者。
   根登,这位传奇的蒙古总理,是禽兽斯大林一手栽培起来的学生,同时,也是唯一一个当面对禽兽斯大林大不敬的叛逆者。他曾做一件在当时能把胆小者吓尿裤子的事──当众对禽兽斯大林劈头盖脸痛骂,并抢过禽兽斯大林的烟斗摔到地上。
   根登言行鲁葬粗俗,性格张扬好斗,女人和酒是他两大嗜好,一方面他极力表现得像个“布尔什维克”,一方面他内心深处又有浓厚的宗教信仰。
   “世界上有两个最伟大的天才,一个是佛祖,一个是列宁”,20年代初根登喝醉后曾说过这样的“胡话”。
   1933年大清洗之初,禽兽斯大林授意根登效法苏联在党内抓“反革命集团”,他遵嘱照办。但到了1934年以后,禽兽斯大林的指令与根登内心深处的宗教信仰、觉醒的良知愈发不可调和,最终剑拔弩张。
   禽兽斯大林多次催逼根登要在1937前全面清除宗教阶层,暗示杀掉10万僧侣,这道命令触碰到根登的情感底线,但他不敢公开违抗,只能对命令阳奉阴违。由于他的消极抵制,致使这一任务被延期两年。根登这点手法岂能在禽兽斯大林面前蒙骗过关?
   根登很快丧失了禽兽斯大林的宠信地位。1937年底,根登被扣上“反革命罪和日本间谍罪”遭处决。
   
   根登之后的蒙古,进入了乔巴山时代。在驻蒙苏军协助下,乔巴山忠实执行莫斯科指令,轰轰烈烈的“红色恐怖自残运动”由此拉开序幕,在这个草原国度留下无数埋尺坑。
   我们再接着谈禽兽斯大林授意外蒙古制造大清洗冤案前,另一段屠杀华人历史。
   1922年,苏联控制外蒙全境,向其军队、政府派驻政委、顾问,实行改组和教育,建立由苏联控制的金融货币体系,逐步驱除所有第三国商业力量与人员,甚至严禁第三国人踏足外蒙。
   然而,1923年蒙古有商行2332家,当时中国商行占1440家,俄国私营商行166家。苏联命令全面排华,禁止偿还一切欠中国商家债务,连民间私债都不允许还;对华商征收重税,严禁华商贩卖贵重物品,宣布旧卢布作废,导致中国商家大批破产自杀!
   华商所剩物资,苏蒙当局强行以十分之一的价格购买,30年代初,库伦华商从2万锐减到2千,并禁止华商华工出入境,也不许新人入境。
   据统计:1918年时,外蒙还有华人10万左右,到1963年时,统计显示则为“无”!
   最早的“总督”是苏联布里亚特人日奇诺,后来是库楚莫夫、车尔诺莫德扬克,一切不贯彻“把苏联当作唯一的最亲密盟友”者,有“民族主义倾向”,有“亲华嫌疑”,不能紧跟“苏联路线”者,无论资历再深,威望再高,轻则入狱重则处决,人民党的党政军元老亦无例外。
   若新选拔上来的亲苏干部已不能贯彻更苛刻的新路线,则立马清洗,换上更年轻的“忠诚”干部,党内“反革命集团案”层出不穷,均由苏联特务机关操刀。
   1922年8月,担任总理和外交部长的人民党创党元老鲍陀反对过激苏化政策,希望保持独立自主,与中国维系良好关系,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他与临时政府首任总理,亦是创七元老之一的查格达尔扎布等40名干部被打成“反革命团”遭逮捕,他俩与其中13人很快被处决。
   中央和省级政权的控制基本完成,苏联认为结束“过渡期”的条件成熟了。“国家元首”──哲布尊丹巴过着被软禁的生活,1924年5月亦离奇死去,(蒙古史学家多认为被苏联特务机关谋害),苏蒙当局宣布禁止哲布尊丹巴活佛转世。
   8月26日深夜,还在会议期间,共产国际代表命令逮捕丹增并即执行枪决,随后又揪出赞同丹增观点的干部,政府秘书长巴瓦桑等打成“反革命集团”处决,扣上一堆莫须有罪名:“勾结中国反动派”、“破坏苏蒙友谊”、“妄图武装叛乱”丹增的总司令职务由乔巴山暂兼。
   完成这波清洗后,当年11月,苏蒙当局正式宣布废除君主立宪制,国名改为“蒙古人民共和国”,通过苏维埃宪法,建立苏式一党专政体制,首都库伦改名为“乌兰巴托”(意为红色英雄城)。
   
   1922年,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代表中共立场,公开向北洋政府请愿,要求正式承认苏联政府,并且支持苏军驻兵外蒙古。据北洋政府外长顾维钧回忆,当时李激昂地宣称“把外蒙置于苏俄统治下,那里的人民可以生活得更好”。
   
   谢选骏指出:李大钊充当禽兽斯大林的鹰犬,真不愧为一个该死的汉奸,因为他手上直接间接地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
(2018/08/19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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