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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危机”应验了“70年周期”理论

   谢选骏:“2018年危机”应验了“70年周期”理论
   
   《今年是个转折点?中国社会正孕育巨变》(2018-08-08 FT中文网)报道:
   
   邓聿文:尽管“中国崩溃论”已近绝迹,但从长周期看,今年将会成为中国转折点,中国将面临内外交困的严重挑战。


   
   “中国崩溃论”在10年前曾是国际社会流行的猜想。但随着中国在“唱衰”声中反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自此后,此类论调几乎绝迹。不过,笔者认为,从长周期看,2018年将会成为中国的转折点,中国将会面临内外交困的严重挑战,社会巨变正在形成。
   
   
   说起“巨变”,一些人首先想到的是,会不会出现全局性的社会震荡,很可能。但鉴于中国政府的维稳能力还很强,巨变不一定是个激进过程,以剧烈的形式表现出来,也有可能是个“清水煮青蛙”式的转变,待大多数人发觉时,它已经完成了变化。从这个角度说,“巨变”的“巨”,表现为一种量的累积,而非形式突变。也就是说,当量的累积达到一定程度,满足“巨变”的要求时,变化就发生了。
   
   2018年已经过半,但从中国社会悄然发生的变化看,可以明显感觉到巨变正在孕育。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述:
   
   第一,以前不久发生的长春长生公司的问题疫苗事件为代表,大众——无论左右——对当局的信任降到冰点。
   
   疫苗问题关乎儿童的健康和安全。当一个政府连儿童的基本安全都无力保障时,再谈大众对政府的信任就是一件奢侈事情。
   
   在中国,出现食品药品方面的安全事故过去也有。虽然这些事故也耗损了政府信用,但一来这些事情很少引起全国关注,二来本届政府前五年的强力反腐和治党,虽然并未给民众带来实质性的福利改善,但至少提升了部分民众对它保障生活安宁、少受各类骚扰的期望值,因为这是它的承诺。然而,长生疫苗事件让民众发现,五年多的最严厉的社会管制竟然管不住一个疫苗问题,大众特别是儿童的成长依然处在一个不安全的环境里,那么,为什么需要这种空前程度的社会管制呢?
   
   所以,外界看到,在这次疫苗事件中,过去曾经在类似事件中无条件支持当局的“极左”(一个更熟悉的称呼是“毛左”)态度也出现了暧昧的转变,除极少数外,大部分“毛左”即使不批评政府,也表示罕见的沉默。这是因为问题疫苗也触到了他们的痛处,相对而言,一些低收入水平的家庭比起中产阶级更易受到假疫苗的侵害。
   
   当大众不分立场齐声对当局进行指责,连最基本的信任都不再有时,这就很可怕。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它表明一个政府失去合法性。而这发生在当局开创“新时代”的时候,不能不说是个警讯。
   
   第二,中国当局对社会的躁动情绪也失去了感知和回应能力。
   
   我说的对社会躁动情绪的感知和回应,指的是体制,而非个人。从个人看,当局有许多人,包括层级很高的官员早知这个社会病得不轻,民众对政权有意见,需要刮骨疗毒才能拯救,但由个人组成的组织,却丧失了此种敏感性,对大众的不满变得非常迟钝,更别说有效回应了。
   
   其实这可以用囚徒困境来解释。对个体最有利的选择往往会造成组织的非理性,因为组织中的个人的目标函数往往是冲突的,互相抵消,它表明组织系统中的机制已经失灵。
   
   具体到中国当局,领导极化和权力的高度垄断,必然会使以往存在于体制中的“唯权是瞻”现象也跟着极化,信息传递被阻滞,从而导致普遍的“坐等上令”情况出现。以这次问题疫苗事件为例,在事情已引发巨大舆论漩涡后,相关地方政府依然无动于衷,必须要最高领导人亲自批示后,才开会研究,以示重视,并把这变成对领导的表忠。
   
   改革40年来,中国社会积累了太多矛盾,民众对当局的不满早已公开化、显性化,连最迟钝的人也能感觉到,然而,体制却无法感知,或者即使有所感知也无所作为。因为体制中的官僚都不想承担责任,也承担不了责任,他们能做的就是把责任往上和往外推,让别人去承担。当官僚集团中大多数官员都抱着此种心态,按照这个原则行事时,普遍的不作为和无人负责的局面就会形成。
   
   因此,在事情发生后,当局只能用老的行政命令的方式去解决,这会进一步强化体制弊端,导致官僚人身依附的加强,为下一次事故埋下祸根。如此不断的重复和循环,会把体制的活力抽干,变化也就悄然来临。
   
   第三,贸易战通过经济的传导作用很可能引发中国社会的总体危机,产生裂变。
   
   笔者之所以说2018年会成为中国社会的转折点,一个最重要的背景就是中美贸易战。贸易战的后果随着时间推移,会陆续显现出来。
   
   迄今为止,美国对中国的关税惩罚仅仅涉及340亿美元的商品,但已经导致中国的股市和金融市场波动,民众悲观情绪蔓延。接下来还有2000亿美元商品关税箭在弦上。虽然历经几个月的较量后,中国社会对贸易战的恐慌情绪已经释放了大半,未来2000亿乃至5000亿美元商品关税的开征对民众情绪的冲击未必会有这样大,但它们对中国就业、物价和金融的影响却可能是实实在在的,绝非目前的340亿美元商品关税可比,届时很有可能出现严重的经济后果。
   
   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有高有低,也遇到过国际社会集体制裁的情况,百姓苦日子也过过,可总体来说,经济是向前发展的,民众生活水平多少都有提高。虽然1989年后遭遇西方制裁,但那时民众从文革走出不久,对贫困的忍受力还很强,而且生活水平本来就不高。可现在不同,社会的主体是70、80、90后,他们不像其父辈那样对贫困有深刻体会,当贸易战的经济后果呈现,其个人和家庭的生活水平下滑,要过苦日子时,他们能否适应这种状况,会不会导致连锁反应发生,都是未知数。已有体制内学者警告,谨防贸易战引发社会裂变,出现总体性危机。
   
   所以,2018年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年份。它的变化在未来若干年将会看得更清楚。对当局而言,2018年是一个大考,好坏与否有赖当局采取的应对策略。但当局应对无论是否合格,有一点可以明确,社会人心已经起了根本变化,整体躁动已经出现,除非体制有大的改动,否则巨变必将发生。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将“有幸”看到或亲临这场历史巨变。
   
   谢选骏指出:这个FT中文网,说了半天,不就是重复了我们20年前提出的“70年周期”(从圣经的巴比伦之囚到苏联的瓦解都是七十年左右)理论,今年2018年如果真是转折点,那么明年2019年不就正好是苏联的儿子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70周年?难怪“中国社会正孕育巨变”。还是圣经伟大,早就暗示了中国的命运。
(2018/08/10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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