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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多给了共产党十年时间

谢选骏:美国多给了共产党十年时间
   
   为何要说“美国多给了共产党十年时间”?因为1989年的时候,共产党说“杀20万人维持20年稳定”,老布什总统同意了,配合了。但是,这是有条件的,那就是“20年”。这本来在2009年就到期了。但美国毫无动作,忘记要求共产党对兑现“20年以后不稳定”的承诺,小布什还到北京捧场奥运会,克林顿、奥巴马还有亲戚在中国做生意,就像犹太人基辛格一样,甚至川普也没有兑现“上台第一天就宣布中国是汇率操纵国”的承诺。结果共产党中国利用赢得的时间一点点蚕食了美国的地盘。当美国警觉“十年一觉扬州梦”的时候,大势去矣!于是试图赶紧收网。本来,共产党如何再聪明一点,利用美国的自信颟顸加迟钝,再拖上个十年二十年的话,耐心等到GDP超美之后再做计较,情况可能更加有利。既然使诈三十六计,就把不守承诺进行到底,“拖”字为上,不要急于摊牌。但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导致内斗加剧恶化,所以不得不对外扩张来转移境内视线、缓和国内矛盾,结果走上了不得不和美国“迎头相撞”的道路——但愿这只是一个“碰头会”,不要是一个“撞头会”。否则就是呜呼哀哉了。否则中国梦就成了扬州梦了。
   
   

   《闹到这地步 中美能否和好 再回到从前?》(2018-08-04 财经杂志)报道: 
   
   “以中国人的身份生活在美国,尤其在当下,有人说是自1971年基辛格访华以来中美关系最差的时段生活在美国,会是怎样的体验?还有人搭理你吗?”
   
   这不是知乎上的问题,而是前几天我偶遇一个美国国务院的外交官朋友时,她毫无外交辞令地抛给我的问题。
   
   我非常认真地回想了一下,自中美有贸易战的由头以来,我的境遇还真是毫无变化:采访时没人会因为我是中国记者就断然拒绝;日常中,我的中国人身份也没有导致人们在态度和立场上的疏离或扭转。这是美国社会的成熟之处,他们理解我只是一个个体,只是一个新闻诠释者,和我是哪国人没关。
   
   我的回答让这个国务院的外交官稍显惊讶,尽管更为惊讶的人是我。我无法想象这样的问题出自于美国外交官之口。尽管她从来不和中国议题打交道,但在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中美关系走入低谷已不是停留在纸面上,也不仅限于政府和政府间的关系低迷,这种消极情绪已经扩大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以至于我的外交官朋友想当然地认为没人会搭理我了。
   
   中美关系曾经一度被美国学者描述得像一对充满了爱恨情仇的怨偶。1989年到2000年间的中美关系接近于同床异梦的夫妻;2001年到2008年间的中美关系,则像是学着管理婚姻的新人,为了婚姻共同体,双方携手打击恐怖主义,联手应对金融危机;美国甚至主动示爱,允许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也许天下的爱情都有点”因为相遇太美而爱到心破碎“的意思,中美也不能免俗。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总裁包道格(Douglas Paal) 告诉我,在过去几年中,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从代际、制度、国会、经济和安全层面的全面转变。 这个变化可以追溯到2012年,但不同的人群、不同问题的产生,其根源则可以回溯到2007年至2008年期间。 这种转变现在已接近于百分百的完成,只是在官僚机构和智库中,尚遗存一些老人,他们的转变尚未如此有戏剧性。
   
   包道格进一步和我解释说,所谓代际态度的转变,是指美国年轻一代对中国的批评更为整齐划一;在制度层面,美国各政府部门、包括国家政府部门在内都已成为对中国强烈质疑的大本营;从国会的视角,中国在国会议员和相关工作人员的眼中就像一个欠揍的男孩儿;在美国商界,支持中国的队伍急剧减少,更多的人加入了新涌起的批评大潮;国家安全官僚机构则已把注意力转移到了中国人、中国学生、中国商人甚至华裔美国人的身上。
   
   这种态度的转变,对外经贸大学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感同身受。前几天他随中国智库专家团访美,与美国智库同行交流。行程结束后他告诉我,华盛顿一行让他更觉得悲观。实地考察让他发现,反华情绪在美国很有群众基础,包括这些智库在内,不少人对中国的态度都非常消极,甚至“越了解中国,看法越消极”——他们觉得中国和美国背道而行,中国不是市场经济,中国也不想真的开放。
   
   闹到现在这个程度,中美还有多少爱可以重来?一切是否还可以再回到从前?
   
   屠新泉说,恐怕回不去了,因为中国不可能自我削弱。即使中国向着美国的模式转变,中美间实力的竞争也只会愈演愈烈。但这并不意味着中美注定一战,在这个过程中的确需要双方充满智慧的管理好冲突,但短期内前景并不乐观。
   
   四年之后,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
   
   四年前,中美围绕南中国海的问题一度向着冲突的方向演进,风声鹤唳,我在美国找了很多著名的中国通,求解如何避免中美冲突的最坏演绎,其中包括美国国务院前助理国务卿帮办、加州大学21世纪中国项目负责人谢淑丽(Susan Shirk)。那时她的评论是,中美关系变得更为紧张, 双方竞争性变得更强。传统上,美中都尝试以安静的外交渠道交流,而不是争抢话筒。
   
   8月2日我们再通电话时,她很感慨,现在的中美关系比起四年前,已进一步恶化了更多。
   
   恶化的实证是,特朗普8月伊始即指示贸易官员斟酌将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加征关税税率从10%上调至25%。新措施的公众意见征询期将于9月5日截止,此后可能正式实施。显然,特朗普一再对中国贸易施压而无效,倒迎来人民币汇率大幅下跌,逼急了。
   
   中国方面也没有屈服的迹象,8月3日中国宣布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5207个税目约6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20%、10%、5%不等的关税。
   
   有媒体报道说,特朗普对华加税来狠的、硬的,是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AEI)美中经济问题研究员史剑道(Derek Scissors)给特朗普出的主意。
   
   史剑道是我经常采访请教之人。我印象特别深的一次是今年4月,中国提出“新一轮改革开放”时,我去采访他,本以为他会说,改革开放利好中国,利好世界,结果他无比沮丧地说,“我研究中国经济25年了,我都记不清已经听说过多少次中国要进入‘开放新阶段’之类的话了,也不知道到底为什么,中国总得要另一个新的开放阶段。”
   
   史剑道对中国的沮丧之情正在美国智库中蔓延。问题是,智库的学者是美国政策决策中的精英,在我印象中他们本来是寻求与中国对话、合作的。
   
   我问史剑道,他给特朗普提供咨询的周期和频率,他说,“我从来不直接给特朗普本人以政策建议,只不过每隔几周,我会和特朗普政府的人碰一次面,但他们是否听则是另一回事。”至于他建言把关税提高到25%的出发点,史剑道说,“我更倾向于对那些侵犯知识产权的特定公司进行制裁。既然使用的手段是关税,10%的关税不会有多少效果。”
   
   在更狠的25%的关税消息出来的同时,彭博社报道说,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和中国副总理刘鹤的代表已在私下展开对话,为双方重启谈判做准备。
   
   这是对中国的胡罗卜加大棒,还是白宫内斗不断,不同思路同场竞技?似乎二者都有。史剑道说,这些信息不互相矛盾,因为美国政府中不同群体的意见并不一致。此外,美国的目标是迫使中国在谈判中让步,不起作用的情况下才适用关税。
   
   过去美国学者中流传着一句话,研究中国让你爱上中国,研究俄罗斯让你对它心灰意冷。
   
   但现在,美国智库那些研究中国的也对中国态度普遍变得负面。谢淑丽对我解释说,因为中国国内形势和外交政策发展出现掉头转弯的倾向。中国在倒退,变成了个性化权威而非制度性权威,改革停滞,在世界舞台上放弃了自我克制的立场,变得更加膨胀,外交政策变得好斗,这三个维度的倒退在全球引发了失望以及对中国的反弹。
   
   如今网上大谈美国对中国“幻灭”了,谢淑丽强调说,没有人期待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急速转型,即刻民主化,但中国一直是在持续进步的,直到几年前这出现了反向行进的迹象,“我希望中国领导人能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及时有所调整。”谢淑丽说。
   
   四年前我去请教的还有美国国防部前助理部长帮办谢伟森(David Sedney),前两天我找到他时,他正在阿拉斯加。谢伟森对我还原了中美四年之变。他说,过去四年中,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都有所增长,但美国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也变得更强。四年的时间证明了所谓的“中国崛起,美国衰落”是错误的。相反,过去四年中我们看到了“中国崛起,美国更强大”。
   
   虽然现在紧张局势已经出现,但谢伟森相信中国经济仍会持续增长,中国军力规模可能会变得非常强大。中国的国际角色、国际影响力也在继续增长。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取得了惊人的积极成果,并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引领世界;美国的军费开支达到新高,新的军事战略、强者衡强的军事领导力巩固了美国作为世界领先军事大国的地位。
   
   中美对弈的局面是,两国都很强大,但两国在国家政策制订层面上都有弱点,都缺乏纠正机制,这导致未来两三年内发生冲突和紧张局势升级的可能性增大。这对中美,对整个世界来说,都可悲而危险。
   
   谁推开了谁?
   
   上周,我《财经》的同事来美国度假时,介绍我认识了一个美国媒体人Matt,见面后才发现我们彼此早就通过邮件,甚至他告诉我,他看过一些《金焱看美国》的专栏文章,他发现通过这种方式看别人眼中的美国也很有趣。
   
   同理,我也喜欢读一些美国记者的中国文章,他们的描述和视角也总是别有味道。比如上周六《华尔街日报》刊出了一篇文章“When the World Opened the Gates of China”,文章基本上回顾了中国入世时,美国一些关键人物、上至克林顿总统,下至美方贸易谈判代表当初接受中国的考量,并与如今的现实相关照。文章说,多年来,那些曾经力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美方倡导者中,很多人开始感到他们受了蒙骗和背叛。
   
   同样的情绪也出现在那些此前驻华的美国记者之中。有人指出,在他们当中,尤其是那些本身掌握了相当高水平的普通话技能、又能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的美国驻站记者,现在他们大都对中国感到无比失望,进而成为最尖锐的中国批评者。
   
   我确实见过对中国非常尖锐的前美国驻华记者。 其中一个以美国标准来衡量,都是绝对的极品。
   
   这位美国某新闻杂志前驻京记者从北京回到华盛顿后,向别人描述中国的语言基本上是:“世界上最糟糕”、“世界上最下流” 等诸如此类的表达。甚至在谈及一些中国的城市时,他也毫不吝啬地扣上“世界上最乏味”的字样。聊天过程中,虽然大多数时间我们用英语交谈,但他会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得意地炫耀他地痞味十足的京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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