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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派的困境和未来中国的危险


徐水良


   

2005-2-14日


   

   
   现代国家的力量是巨大的。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如果采用它的情报机构,依靠国家力量来渗透和控制政治反对派,或者主动组建政治反对派,则政治反对派很难有破解办法,全世界政治反对派迄今都没有找到有效的破解此类做法的途径。
   
   以西方民主国家为例,冷战时期,西方文明社会自由民主阵营与东方共产主义专制阵营对立。共产专制阵营不允许西方势力在自己内部存在,但西方民主阵营却允许共产阵营第五纵队各国共产党的合法存在。由于民主制度的制约,一般西方国家无法用国家力量来对待这种合法存在的专制黑社会势力。因此,共产主义曾经在西方形成非常大的力量,其影响所及,及到今天。尤其像法国等国家,二战后共产党势力极为强大,再加上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等势力,这些强大的左派力量迫使二战后的法国,往往扮演背叛西方自由民主阵营,向东方专制势力献媚的角色,及到这次伊拉克战争。
   
   但是,即使在西方民主国家,有民主制度的制约,但如果国家允许使用国家情报机构,用国家力量来对付共产党,共产党仍然很难形成强大势力。例如,美国共产党是合法的,但美国允许政府用FBI即联邦调查局来对付共产党。当FBI的探员和线人,超过一定数量,尤其是后来超过美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一半以上时,美国共产党就被FBI牢牢控制,在美国被小丑化,进而成为美国政府和FBI控制共产党左派反社会势力的工具,在一定程度上还成为美国刺探共产阵营的辅助工具。中苏之间产生严重矛盾和分歧,就是由美国共产党一个颇有权势的副主席首先获得情报。这个副主席去世前深受中共和苏共重视,去世后得到苏共和中共表彰,但实际上是FBI的线人。
   
   有的西方国家情报机构主动组建共产党,当然更是西方情报机构的附属物,不仅成为控制政治反对派的工具,成为刺探情报的工具,还成为骗取毛泽东大量金钱资源的工具。在这些国家,共产党就很难发展壮大。在美国,共产党等左派势力就很弱小,除为FBI控制的美共以外,没有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结果,本来应该是中派的自由主义、自由派,就成了左派,并且名声相当差,以致美国的政客都害怕被贴上自由主义标签,纷纷与自由主义划清界线。
   
   但自由主义虽然占据了大学讲坛和媒体的很大部分,甚至大部分,但不是美国主流意识。国内很多朋友看到大学讲坛情况,以为自由主义是美国主流意识,这是一种误解。实际上,即使民主党内,自由派也只有很小一部分。
   
   现在回头再来看东方专制阵营。西方包括美国对付反对派的做法,共产党专制阵营自然都会学习和采纳。共产党专制阵营对付反对派的办法,远远超过西方。
   
   根据东欧专制崩溃后解密的资料,东欧一些国家异议人士中,共产党特务线人的比例,达到总人数的56-57%。苏联东欧异议人士阵营不成气候,共产主义崩溃后不少国家异议人士几乎销声匿迹,原因就在这里。因此,在共产党国家,及到共产主义崩溃以前,政治反对派都很难形成统一强大的力量。
   
   在波兰,尤其在中国,曾经产生几乎使共产党专制崩溃的突发事件,曾经产生强大的反对派运动,形成强大的反对派队伍。但由于受到严厉镇压而失败,没有胜利完成后来九十年代东欧苏联那样的庆典式革命或天鹅绒革命。反对派运动被镇压以后,共产党立刻动用情报机构,以国家力量严加控制,及到反对派总体上被情报机构控制。
   
   就中共说来,中共利用地下势力的程度,更加超过苏联东欧等共产党国家。早在国共内战时期,中共打赢国民党,很大程度上依靠的就是其地下势力对国民党党政军和情报机构的渗透和控制,以及对国统区媒体,文化界和学校的严重渗透和控制。例如共产党地下党员东北国军剿总司令卫立煌把几十万东北军队送给共产党歼灭,就是例子。枪杆子、笔杆子和特务,是共产党制胜的三大法宝。因此中共有着这方面的丰富经验。中共以这种经验来对付反对派和西方自由民主世界,成效卓著。
   
   早在七九民运期间,中共就不仅采取了渗透方法,而且采取了主动组建民运窝点的办法,来控制异议人士,获得很大成功。中共把这种办法称为“筑巢引鸟,做窝养鱼”。以后就在国内外普遍采取这种做法,主动抢先组建民运队伍,抢先占领各种可能想得出来的民运阵地,包括民运组织,政党,民运媒体及至“临时政府”之类,从而使海内外狭义民运圈几乎完全落入他们的掌控之中。而处于中共地下势力包围中的真民运人士,则几乎被中共玩弄于股掌之中。这些办法后来也被用来对付法轮功。
   
   之后不久,中共又制定了“控制民运、领导民运”,以及“与其你搞民运,不如我搞民运”等方针,动用情报机构和国家力量,主动大搞“民运”。这种有情报机构和国家力量支持,不担风险的“民运”,其声势和风头之大,自然是真反对派无法比拟的。最后的结果,除少数已经有重大国际影响的异议人士以外,真正的政治反对派异议人士,大多被挤到边缘化,甚至挤到几乎默默无闻的地步。即使已经有重大国际影响的,也越来越失去影响。中共地下势力在民运圈大搞造谣诬蔑、挑拨离间、大搞内斗、贪污腐败,用一切办法抹黑反对派自身,搞得民运圈一片乌烟瘴气。像刘宾雁先生等许多人愤愤指出的那样,正派人士被迫纷纷淡出或者离开民运圈。这就是“浊流当道,清流退出”的问题。
   
   中共在全力打压和抓捕真反对派真异议人士的同时,也对他们的线人抓抓放放,有的人抓抓放放十几次以上,迫使海内外异议人士听从他们指挥,不得不为这些线人呼吁造势,从而把那些原来默默无闻的线人,很快一步一步打造成国际知名的“著名异议人士”。同时迫使海内外民运离开自己的主要工作目标,变成吵吵闹闹的“呼吁民运”。而且,还使得你真正的异议人士毫无办法。人被抓了,是政治原因被抓的,不管是什么人,在道义上,你总得营救呀,总得为他呼吁呀!尽管签名呼吁的作用不大,但签名呼吁的工作总得做呀。你不参加,你就在道义上居于劣势,就可能受到他们道义上的指责。即使你明知道他们是线人,甚至美国政府因清楚他们的身分而拒绝再度入境的人,你也不得不为他们呼吁造势。当然,异议人士使用类似高瞻之类的模式,也没有错。但毕竟是被中共牵着鼻子走,为他们青睐的人造势。(高瞻被FBI调查,就回国,就被中共抓起来,其中的奥秘,我想稍有头脑的朋友都能够理解。但是,人们只能营救呼吁。当然中共弄巧成拙,不得不放高瞻回美国,结果立刻被FBI逮捕判刑。然而除了吴弘达那样直接了解内情的人以外,包括本刊在内,仍然只能表示:说高瞻当间谍,证据不足。因为我们没有证据。)
   
   此外,共产党还把他们渗透国民党及国统区的经验,运用到海外,控制了海外中文媒体的绝大多数,包括报纸、电台、电视台、中文网站。西方各国政府的中文电台,也受到严重渗透,甚至控制。这些年我常听一些朋友说,有的政府如美国,明知他们的中文电台受到严重渗透,但由于民主制度的制约,也找不到解决办法。真正的异议人士,在这些中文电台播报中也大受排斥,甚至打压。此外,中共还利用国家力量,控制了海外华人侨界、学界的绝大多数。而世界各国民主政府,也往往知道这种情况,但都没有想出有效的对付办法。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真正的异议人士,往往只能屈居配角陪衬地位。
   
   中共地下势力藏于暗处,并且有统一指挥,无论是大陆、台湾、港澳、侨界、学界、媒体、打入西方政府和社会的势力,都可以统一调配,相互支持。有时使用大陆的或者公开的力量效果不好,就动用他们的台湾力量,效果就往往极好。中共派到美国的特务和在侨界的地下势力,最早就是来自于台湾。几次动用媒体抹黑民运,用的也是台湾名义的海外媒体。而且中共地下势力还有中共强大的国家力量源源不绝的支持。据张菁女士文章,FBI报告,仅仅近年进入美国的中共特务,就在十万名以上,更不用说经济、信息和其它方面源源不绝的资源了。
   
   相反,与中共地下势力相比,数量少得可怜的政治反对派人士,处在明处,处于分散的、不仅没有统一指挥、而且因为中共地下势力的谣言、诬蔑、挑破离间而四分五裂、互相对立的状态。两者力量对比,差异巨大无比。中国政治反对派的困境,显而易见。到目前为止,我们还看不到破解办法,全世界也没有类似情况下破解的先例。除了苏联东欧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等庆典式革命,或者天鹅绒革命,以及西方对阿富汗,伊拉克的办法以外,没有看到其它办法,包括异议人士以组织力量来破解的办法。因此,绝大多数朋友把主要力量用来呼吁民运团结统一来破解困境的努力,恰恰是用错了努力方向,恰恰成为不切实际的空想。从这些年可疑势力拼命鼓吹不可能的“大团结”,达到重演大内斗、进一步抹黑反对派这一点上,似乎也可以看到这种端倪。真正的政治反对派,似乎应该考虑把重点方向放到脱离狭义民运圈这个沦陷区,把主要力量放到鼓动老百姓抗暴、反抗、及至暴动起义,实现庆典式革命或天鹅绒式革命的方向上来。
   
   中国像东欧苏联一样从专制走向民主,是不可抗拒的潮流,任何人都无法阻止。但鉴于上述情况,转型完成后,由中共地下势力执掌政权的情况,恐怕难以避免。为今之计,真正的异议人士,除了把重点放到推动庆典式革命以外,还应该将自己的目标,指向转型革命以后,争取将政权转到真正的民主派手中,以防止专制复辟的长远准备工作中来。南斯拉夫,乌克兰等国家第二次天鹅绒革命的情形,有其一定程度的内在必然性。由于中国情况比南斯拉夫、乌克兰等等更加复杂,产生二次革命的可能性更大。能够将这些国家的两次转型目标,毕其功于一役,当然很好,这也是我们必须努力争取的。但根据中共及其情报机构异常顽固的特点,以及力量对比的巨大差距,二次革命的可能性非常大。
   
   由于中共是一个比黑手党等传统黑社会起码要黑十倍的黑社会,(黑手党等传统黑社会起码比中共廉洁公正和仁慈十倍,那些主张温和缓进的自由主义人士呼吁中共进行民主改良即改革,其实倒是呼吁激进主义,他们主张缓进路线,似乎就应该去呼吁中共先学黑手党,再搞威权主义,要求实行民主改革应该是我们激进主义的主张,)中共也比苏联东欧黑得多,因此中国社会的矛盾特别尖锐,中共在对付反对派,以及建立地下势力方面花的力量特别大,中国的转型过程,很可能要比其它国家激烈得多,其潜在危险性,包括武装冲突的危险性,也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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