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鬧到這個地步 中美能否再回到從前?
   雪花新聞 2018-08-04 22:29:26國內閱讀 298,120評論
   
   原標題:金焱看美國 | 鬧到這個地步,中美能否再回到從前?
   

     《財經》特派記者 金焱 | 文 發自華盛頓 蘇琦 | 編輯
   
     「以中國人的身份生活在美國,尤其在當下,有人說是自1971年基辛格訪華以來中美關係最差的時段生活在美國,會是怎樣的體驗?還有人搭理你嗎?」
   
     這不是知乎上的問題,而是前幾天我偶遇一個美國國務院的外交官朋友時,她毫無外交辭令地拋給我的問題。
   
     我非常認真地回想了一下,自中美有貿易戰的由頭以來,我的境遇還真是毫無變化:採訪時沒人會因為我是中國記者就斷然拒絕;日常中,我的中國人身份也沒有導致人們在態度和立場上的疏離或扭轉。這是美國社會的成熟之處,他們理解我只是一個個體,只是一個新聞詮釋者,和我是哪國人沒關。
   
     我的回答讓這個國務院的外交官稍顯驚訝,儘管更為驚訝的人是我。我無法想像這樣的問題出自於美國外交官之口。儘管她從來不和中國議題打交道,但在那一刻我忽然意識到,中美關係走入低谷已不是停留在紙面上,也不僅限於政府和政府間的關係低迷,這種消極情緒已經擴大到社會的方方面面,以至於我的外交官朋友想當然地認為沒人會搭理我了。
   
     中美關係曾經一度被美國學者描述得像一對充滿了愛恨情仇的怨偶。1989年到2000年間的中美關係接近於同床異夢的夫妻;2001年到2008年間的中美關係,則像是學著管理婚姻的新人,為了婚姻共同體,雙方攜手打擊恐怖主義,聯手應對金融危機;美國甚至主動示愛,允許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也許天下的愛情都有點」因為相遇太美而愛到心破碎「的意思,中美也不能免俗。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副總裁包道格(Douglas Paal) 告訴我,在過去幾年中,美國對中國的態度發生了從代際、制度、國會、經濟和安全層面的全面轉變。 這個變化可以追溯到2012年,但不同的人群、不同問題的產生,其根源則可以回溯到2007年至2008年期間。 這種轉變現在已接近於百分百的完成,只是在官僚機構和智庫中,尚遺存一些老人,他們的轉變尚未如此有戲劇性。
   
     包道格進一步和我解釋說,所謂代際態度的轉變,是指美國年輕一代對中國的批評更為整齊劃一;在制度層面,美國各政府部門、包括國家政府部門在內都已成為對中國強烈質疑的大本營;從國會的視角,中國在國會議員和相關工作人員的眼中就像一個欠揍的男孩兒;在美國商界,支持中國的隊伍急劇減少,更多的人加入了新湧起的批評大潮;國家安全官僚機構則已把注意力轉移到了中國人、中國學生、中國商人甚至華裔美國人的身上。
   
   鬧到這個地步 中美能否再回到從前?-雪花新聞
     (特朗普從天而降,成為美國近一個世紀來最鮮明而堅定的反自由貿易的總統。圖:金焱)
   
     這種態度的轉變,對外經貿大學WTO研究院院長屠新泉感同身受。前幾天他隨中國智庫專家團訪美,與美國智庫同行交流。行程結束後他告訴我,華盛頓一行讓他更覺得悲觀。實地考察讓他發現,反華情緒在美國很有群眾基礎,包括這些智庫在內,不少人對中國的態度都非常消極,甚至「越了解中國,看法越消極」——他們覺得中國和美國背道而行,中國不是市場經濟,中國也不想真的開放。
   
     鬧到現在這個程度,中美還有多少愛可以重來?一切是否還可以再回到從前?
   
     屠新泉說,恐怕回不去了,因為中國不可能自我削弱。即使中國向著美國的模式轉變,中美間實力的競爭也只會愈演愈烈。但這並不意味著中美註定一戰,在這個過程中的確需要雙方充滿智慧的管理好衝突,但短期內前景並不樂觀。
   
     四年之後,再也找不到擁抱的理由
   
     四年前,中美圍繞南中國海的問題一度向著衝突的方向演進,風聲鶴唳,我在美國找了很多著名的中國通,求解如何避免中美衝突的最壞演繹,其中包括美國國務院前助理國務卿幫辦、加州大學21世紀中國項目負責人謝淑麗 (Susan Shirk)。那時她的評論是,中美關係變得更為緊張, 雙方競爭性變得更強。傳統上,美中都嘗試以安靜的外交渠道交流,而不是爭搶話筒。
   
     8月2日我們再通電話時,她很感慨,現在的中美關係比起四年前,已進一步惡化了更多。
   
     惡化的實證是,特朗普8月伊始即指示貿易官員斟酌將2000億美元中國商品的加征關稅稅率從10%上調至25%。新措施的公眾意見徵詢期將於9月5日截止,此後可能正式實施。顯然,特朗普一再對中國貿易施壓而無效,倒迎來人民幣匯率大幅下跌,逼急了。
   
     中國方面也沒有屈服的跡象,8月3日中國宣布決定對原產於美國的5207個稅目約600億美元商品,加征25%、20%、10%、5%不等的關稅。
   
     有媒體報道說,特朗普對華加稅來狠的、硬的,是華盛頓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AEI)美中經濟問題研究員史劍道(Derek Scissors)給特朗普出的主意。
   
   史劍道是我經常採訪請教之人。我印象特別深的一次是今年4月,中國提出「新一輪改革開放」時,我去採訪他,本以為他會說,改革開放利好中國,利好世界,結果他無比沮喪地說,「我研究中國經濟25年了,我都記不清已經聽說過多少次中國要進入『開放新階段』之類的話了,也不知道到底為什麼,中國總得要另一個新的開放階段。」
   
     史劍道對中國的沮喪之情正在美國智庫中蔓延。問題是,智庫的學者是美國政策決策中的精英,在我印象中他們本來是尋求與中國對話、合作的。
   
     我問史劍道,他給特朗普提供諮詢的周期和頻率,他說,「我從來不直接給特朗普本人以政策建議,只不過每隔幾周,我會和特朗普政府的人碰一次面,但他們是否聽則是另一回事。」至於他建言把關稅提高到25%的出發點,史劍道說,「我更傾向於對那些侵犯知識產權的特定公司進行制裁。既然使用的手段是關稅,10%的關稅不會有多少效果。」
   
   這是對中國的胡羅卜加大棒,還是白宮內鬥不斷,不同思路同場競技?似乎二者都有。史劍道說,這些信息不互相矛盾,因為美國政府中不同群體的意見並不一致。此外,美國的目標是迫使中國在談判中讓步,不起作用的情況下才適用關稅。
   
   過去美國學者中流傳著一句話,研究中國讓你愛上中國,研究俄羅斯讓你對它心灰意冷。
   
     但現在,美國智庫那些研究中國的也對中國態度普遍變得負面。謝淑麗對我解釋說,因為中國國內形勢和外交政策發展出現掉頭轉彎的傾向。中國在倒退,變成了個性化權威而非制度性權威,改革停滯,在世界舞台上放棄了自我剋制的立場,變得更加膨脹,外交政策變得好鬥,這三個維度的倒退在全球引發了失望以及對中國的反彈。
   
     如今網上大談美國對中國「幻滅」了,謝淑麗強調說,沒有人期待中國的政治和社會急速轉型,即刻民主化,但中國一直是在持續進步的,直到幾年前這出現了反向行進的跡象,「我希望中國領導人能意識到這個問題並及時有所調整。」謝淑麗說。
   
     四年前我去請教的還有美國國防部前助理部長幫辦謝偉森(David Sedney),前兩天我找到他時,他正在阿拉斯加。謝偉森對我還原了中美四年之變。他說,過去四年中,中國的經濟和軍事實力都有所增長,但美國的軍事實力和經濟實力也變得更強。四年的時間證明了所謂的「中國崛起,美國衰落」是錯誤的。相反,過去四年中我們看到了「中國崛起,美國更強大」。
   
     雖然現在緊張局勢已經出現,但謝偉森相信中國經濟仍會持續增長,中國軍力規模可能會變得非常強大。中國的國際角色、國際影響力也在繼續增長。與此同時,美國經濟取得了驚人的積極成果,並在可預見的未來繼續引領世界;美國的軍費開支達到新高,新的軍事戰略、強者衡強的軍事領導力鞏固了美國作為世界領先軍事大國的地位。
   
   中美對弈的局面是,兩國都很強大,但兩國在國家政策制訂層面上都有弱點,都缺乏糾正機制,這導致未來二、三內發生衝突和緊張局勢升級的可能性增大。這對中美,對整個世界來說,都可悲而危險。
   
     誰推開了誰?
   
     上周,我《財經》的同事來美國度假時,介紹我認識了一個美國媒體人Matt,見面後才發現我們彼此早就通過郵件,甚至他告訴我,他看過一些《金焱看美國》的專欄文章,他發現通過這種方式看別人眼中的美國也很有趣。
   
     同理,我也喜歡讀一些美國記者的中國文章,他們的描述和視角也總是別有味道。比如上周六《華爾街日報》刊出了一篇文章「When the World Opened the Gates of China」,文章基本上回顧了中國入世時,美國一些關鍵人物、上至柯林頓總統,下至美方貿易談判代表當初接受中國的考量,並與如今的現實相關照。文章說,多年來,那些曾經力挺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美方倡導者中,很多人開始感到他們受了矇騙和背叛。
   
     同樣的情緒也出現在那些此前駐華的美國記者之中。有人指出,在他們當中,尤其是那些本身掌握了相當高水平的普通話技能、又能深入了解中國社會的美國駐站記者,現在他們大都對中國感到無比失望,進而成為最尖銳的中國批評者。
   
     我確實見過對中國非常尖銳的前美國駐華記者。 其中一個以美國標準來衡量,都是絕對的極品。
   
     這位美國某新聞雜誌前駐京記者從北京回到華盛頓後,向別人描述中國的語言基本上是:「世界上最糟糕」 、「世界上最下流」 等諸如此類的表達。甚至在談及一些中國的城市時,他也毫不吝嗇地扣上「世界上最乏味」的字樣。聊天過程中,雖然大多數時間我們用英語交談,但他會抓住一切可能的機會得意地炫耀他地痞味十足的京腔。
   
     最後一次我在公開場合見到他,他已要奔赴紐約的智庫。在十多個在美的外交政策領域人士的眾目睽睽之下,他把會場上一瓶未開封的紅酒揣在懷裡,揚長而去。
   
   相對來說,我更喜歡和那些對中國有建設性態度的美國記者打交道,我也更關心他們這些有思考、有擔當的媒體人的看法。
   
     我找到了《華盛頓郵報》前駐京分社社長John Pomfret。第一次見到中文名叫潘文的John Pomfret時,我人還在北京。巧合的是,和他見面之前不久,我剛讀完他以自己在南京大學學習和生活為線索寫的紀實作品「Chinese Lesson: Five Classmates and the Story of the New China「。他書寫得非常生動,那些英語字母拼裝出了一個活靈活現的中國八十年代。
   
   
   
     John Pomfret現在又出了和中國有關的新書,他的身份也變成了《華盛頓郵報》的撰稿人。前不久他在一篇文章中寫道,20世紀50年代,美國通過政治迫害讓社會四分五裂,聲稱是要找到那些讓美國「失去了中國」、指責他們放縱了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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