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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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主义人格

   极权主义人格

   古今中西都有极权主义,其政治形态各异,但有两大共同点:一,政治必为恶制;二,背后必有邪说。其学说和制度必然是君本位或党本位,其社会秩序必然完全由政治权力达成,自由被压缩到最低限度。邪说落实为恶制,恶制依赖于邪说,相辅相成,成就各种人道主义灾难,成就人间地狱。

   邪说又更根本。其一,恶制建设有赖于邪说作为指导思想和施工方案;其二,各种政治大恶必须有“大义”配合,才能落到实处。有了邪说的理论配合、思想指导、理想引导和信仰支持,暴君暴民在实施各种暴力暴行的时候,才能心安理得,理直气壮,大义凛然,才能把各种骇人听闻的罪恶粉饰成了惊天动地的功勋伟业。

   凡崇拜、追求、坚持、维护、拥护极权者都是极权主义人格。这种人格内容非常丰富。举例如下:仇视圣贤,崇拜盗贼;排斥正人,亲昵小人;喜欢谄媚,敌视异议;重物轻人,草菅人命;求权若渴,唯利是图。还有,诈力并重,多疑善变,欺弱怕强,凶狠怯懦,听不得真话真理,容不得异己异议等等。

   这些都属于极权主义人格,但不限于此。所有反常、不良的人格特征都可以纳入极权人格范畴。因为极权主义可以涵盖和包括利己主义、利益主义、物质主义、恐怖主义等等,堪称人世间最大的邪恶。

   极权主义就是政治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就是一种特殊的、极端的利益主义和极端的利己主义。物质主义也是一种利益主义。因此,极权主义者必然是极端利益主义和利己注意,又最容易变成物质主义者。在它们眼里,权力就是最大的利益,是利益之母。权力也只有兑换为巨大的现实利益乃至物质利益,才有价值和意义。

   极权人格最大的特色是:是非、正邪、善恶颠倒。这是由其邪说决定的。邪说之所以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反常和颠倒。所有邪说邪教都善于并热衷于颠倒黑白,用尽美好的词语、伟大的理由、堂皇的理论和光辉的理想,把垃圾包装成珍宝,把邪恶粉饰成正义,把罪行涂抹成功勋,把野蛮美化成文明。

   极权主义人格比一般利己主义、利益主义、物质主义人格更坏,也就是说,极权主义者比一般小人更坏,是小人之尤,小人之最坏。

   小人只有利益勾结,没有道义团结,仿佛一盘散沙。而极权主义者变本加厉,更加原子化。它们相互之间特别唯利是图、见利忘义、损人利己乃至以怨报德,根本无法形成良好的文化政治共识,只能依赖定于一尊的权力强制和武力威慑形成某种非邪则伪的共识。

   极权主义者相互之间最容易发生争斗、斗争乃至战争。故它们最善于勾心斗角,没事找事,制造大大小小的问题。个人如此,集团如此,国家如此。我说过,它们最善于制造问题,最不善于解决问题,既缺乏解决问题的智力能力,更缺乏解决问题的内在动力。哪怕问题已经危及它们自身,终于产生了解决问题的冲动,也难以解决问题,因为已经丧失了解决问题的智能。它们的智能是单方面的,只能用于制造形形色色的问题,制造层出不穷的社会苦难和人道灾难。

   它们自称它们的制度优势是集中力量办大事。没错,但所办的大事,只能是反人道、反人权、反人类的坏事,当然也是反社会的。苏联就是殷鉴。它办成的大量大事,可有一件正能量的吗?大量史无前例的坏事中,仅仅切尔诺贝利事件,就足以把它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孟子有一句话,用于极权主义最为贴身合体:“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极权主义人物和势力最善于自侮自毁自伐,最善于害人和互害,也最容易遭到外部侵害,又最缺乏反思自省能力。故永远摆脱不了害人被害的循环,不是为寇就是招寇,甚至边为寇边招寇。

   注意,在极权社会,强势集团、得意者固然多极权主义分子,弱势群体、失意人同样是极权主义人格。强者固然是强人,弱者同样是强人。因此,一有权就变坏,就成了常态。并非有权才变坏,而是本来就坏,本就充满了唯利是图、损人利己之念。好是表象,坏是真实。只不过,有了权势,做坏事的能力、机会大大提升了。

   因此,朝野之间、官民之间、强弱之间的争斗、斗争,无非极权主义内斗。而且,外部压力越大,极权主义内部矛盾越容易激化,内斗起来越是凶残。这是古今中西所有极权集团的共同特征。其内斗又无非为了权力和利益。它们之间不会有正常的思想文化争鸣。所有思想观点之争,背后无不涉及权力和利益。

   极权主义者都不信因果,不畏天命,没有原则,都善于迎合世俗、谄媚强权、苟同迎合,或迎合权力,或迎合世俗。三国时李康的《运命论》描述了苟同、谄媚、迎合世俗之徒的丑态:

   “凡希世苟合之士,蘧蒢戚施之人,俛仰尊贵之颜,逶迤势利之间,意无是非,赞之如流;言无可否,应之如响。以窥看为精神,以向背为变通。势之所集,从之如归市;势之所去,弃之如脱遗。其言曰:名与身孰亲也?得与失孰贤也?荣与辱孰珍也?故遂絜其衣服,矜其车徒,冒其货贿,淫其声色,脉脉然自以为得矣。盖见龙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飞廉、恶来之灭其族也。盖知伍子胥之属镂于吴,而不戒费无忌之诛夷于楚也。盖讥汲黯之白首于主爵,而不惩张汤牛车之祸也。盖笑萧望之跋踬于前,而不惧石显之绞缢于后也。故夫达者之筭也,亦各有尽矣。”

   大意是说,凡苟且迎合世俗之士,喜欢谄谀献媚之人,看贵人脸色俯仰,在势利之间曲折穿行。贵人意见不管对不对,赞美之声像水流淌;贵人言论不管行不行,应对之言如响之应声。以窥看盛衰为精神,以或向或背为变通。权势集于何处,追从就像赶集一样;某人失去权势时,背弃而去就像扔鞋。

   他们说:“声名和生命哪一个更亲?获得和丧失哪一个更有利?荣耀和屈辱哪一个更值得珍惜?”所以便鲜洁其衣服穿戴,夸耀其车马侍从,贪求其金玉布帛,沉溺其音乐美色,左顾右盼自以为是得到好处了。只看见龙逢、比干失去生命,而不想想飞廉、恶来被灭掉了家族。只知道伍子胥在吴国被迫用属镂剑自刎,而不警戒费无忌在楚国被诛灭。只讥笑汲黯做主爵都尉直到白头,而不警戒张汤后来遭遇牛车之灾。只笑话萧望之被迫自杀受挫于前,而不害怕石显被免官自缢于后。所以这些通达者的谋虑,各各都非常有限。

   文中批判的“希世苟合之士,蘧蒢戚施之人”,所指并非极权主义者而是道家,因为“名与身孰亲也?得与失孰贤也?荣与辱孰珍也?”这句话出自《老子》第四十四章,原话是:“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但是,《运命论》中这段话用于极权主义者身上非常合适。极权主义者在希世苟合蘧蒢戚施方面,是道家人物望尘莫及的。2018-8-11首发北京之春

(2018/08/12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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