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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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大义之一:贵信贱诈

   春秋大义之一:贵信贱诈

   孟子将孔子修《春秋》与大禹治水、周公驱夷狄猛兽并称人类文明史上三大不朽功业,是因为《春秋经》评价梳理了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的是非、正邪、王霸、华夷之别,确立了一套王道主义的政治价值体系。

   “贵信而贱诈”就是其中一大价值标准,即春秋大义。信是诚信,诈是欺诈,轻则不老实,重则坑蒙拐骗,自欺欺人。董仲舒说: “《春秋》之义,贵信而贱诈,诈人而胜之,虽有功,君子弗为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童子言羞称五伯,为其诈以成功,苟为而已也,故不足称于大君子之门。五伯者比于他诸侯为贤者,比于仁贤,何贤之有?譬犹珷玞比于美玉也。”(《春秋繁露》)

   《春秋》之义,是尊崇诚信而轻蔑欺诈,欺诈别人而获得胜利的,即使有功,君子也不会去做。所以在孔子门下,小孩子也不屑于谈论五霸,因为他们是以欺诈手段获得成功的,苟且有所作为罢了,因此不值得在孔子门下谈论。五霸比起其它诸侯有德,但比起仁者之德,就无德可言了,就像似玉之石与美玉相比一样。

   诈就是不诚信,不老实。虽然比起其它诸侯,五霸算诚实的,但这不是仁者的诚实,不是真正的诚实,所以《春秋》贱之,儒家贱之。贵信而贱诈,也可以说成贵王而贱霸。五霸尚贱,遑论暴政。

   注意,贱霸是相对王道而言。在没有王道的时候,霸道也有值得肯定的对方。所以孔子曾赞扬管仲“如其仁,如其仁”,也赞扬齐桓公。孔子说:“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论语•宪问》)

   这里的正而不谲,也是相对晋文公而言,如果相比王道,齐桓公亦不正义不诚信。朱熹注:“二公皆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虽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义执言,不由诡道,犹为彼善于此。文公则伐卫以致楚,而阴谋以取胜,其谲甚矣。”(《四书集注》)

   霸道,介乎王道和暴政之间,是王道仁政变成极权暴政的转换处。司马迁说:

   “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强君。自是之后,天下争于战国,贵诈力而贱仁义,先富有而后推让。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万,而贫者或不厌糟糠;有国强者或并群小以臣诸侯,而弱国或绝祀而灭世。以至于秦,卒并海内。”(《史记•平准书》)

   尧舜时代,“先本绌末,以礼义防于利”,政治道德最高;汤武“稍陵迟衰微”,略微下降而已,但仍然很高,仍然是贵仁义而贱诈力的。齐桓公、李克开始变质,到了战国,变为“贵诈力而贱仁义,先富有而后推让。”诈力挂帅,轻蔑仁义,富有第一,推让置后。于是暴秦的成功就是势所必然,势不可挡了。周朝的灭亡和暴秦的成功,五霸是一个转捩点。

   在政治生活中,“贵信”有两种表现:太上不盟,其次不逾盟。盟约一旦签订,就严格遵守。最高的诚信,言出如山,连盟约都不需要。

   不仅贵信贱诈而已。贵仁而贱不仁,贵义而贱不义,贵礼而贱无礼,贵智而贱愚,贵正而贱邪,贵华而贱夷,贵善而贱恶,贵文明而贱野蛮等等,都是春秋大义,也都是儒家道德原则和标准。

   这些原则和标准在,一切诈力分子乱臣贼子就无所遁形了。故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乱臣贼子要摆脱恐惧,若不能拨乱反正、回归正道,就只能反掉《春秋》反掉儒家,焚书坑儒。

   当然,还有一种选择,就是假仁假义假装尊儒,蒙混过关。可圣经大义煌煌,明镜高悬,要蒙混过关,是不可能的。假仁假义,唯霸道可以,因为霸道有一定的道德底线,真能尊王攘夷。而乱臣贼子毫无底线,比夷狄更坏,完全无法蒙混。

   妖魔鬼怪终归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真心诚意改邪归正,要么疯狂到底砸碎照妖镜。前者固不容易,后者更不可能。暴秦、长毛和红毛都曾倾全国或半国之力狠砸过,又如何呢。儒家劫后归来,明镜依旧在上,妖魔鬼怪依然是无处遁形。2018-8-4余东海

(2018/08/07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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