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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大學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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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讀張曼菱的<西南聯大行思錄>,這觸發起我兩個聯想,一是想到昆明看看,憑吊聯大遺跡,二是回憶我的大學生涯和我和香港各大學的關係。

   西南聯大是日本侵華時,國家為了保存民族精華,安排在京津的幾所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遷往西南大後方昆明,聯合組成一所大學,直至抗戰勝利復員為止。這大學融合了全國最頂尖的學術精英,而學生也是人才濟濟。他們在艱苦的環境中,奮發圖強,成就了偉業。這是中華民族不屈不撓的精神的最高展現,可歌可泣,我確是希望能去當地踏勘一番,遙想當年聯大師生在這裡生活的情況。

   讀這書也勾起我對讀過的和工作過的大學的回憶。從時間上說,我的大學‘生涯’,即讀書連工作,算起來有十五年之多。這對於我這個少時失學,到十八歲時才恢復正規學習的人來說可稱異數。而且,香港三所老牌大學,即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科技大學,我都和它們結過緣。我想,在香港有這樣的經歷的人恐怕是很稀少吧。

   (一) 香港中文大學

   我1966年進入中文大學,肄業四年,於1970年本科畢業。這大學於1963年成立,因此當時仍是一所很新的大學,我入學時第一屆的學生仍未畢業。

   事實上,我的目標大學不是中文大學,而是香港大學。我是唸英文中學出身的,中學畢業後,繼續唸港大預科,準備考港大入學試。而港大和中大學制也不同,港大是三年制,中大是四年制,因此腦裡從沒有入中大的影子。

   港大預科一般是兩年課程,分兩年考完。我第一年在一所頗有歷史的英文中學(聖馬可中學) 讀 LOWER SIX,並考了部份的科目。但這校文科沒有 UPPER SIX,因此第二年我要另謀發展。結果是我沒有上學了,改為自修。這時我已經獨立生活,並開始工作,在一所私立英文中學教書,晚上則在一個夜書院報讀預科課程。

   我考港大預科,是及格的,但成績不夠好,申請入學時沒有被錄取。我打算下一年再報考,這也是許多預科生的做法。但此時我的一個已經進了中文大學的聖馬可同學告訴我,我可以以港大預科及格的資格申請中大,而且可由二年級讀起,也是三年畢業,時間沒有損失。我聽後也覺無妨試試。

   當時中大有三個學院﹕崇基書院、新亞書院和聯合書院,校園分別在港九新界三個不同區域。我那位同學在崇基書院,校園在新界﹔新亞是在九龍土瓜灣,但我住在香港北角。那時香港沒有地鐵,連過海巴士也沒有,讀崇基或新亞,路途遙遠,聯合書院是我唯一的選擇。

   聯合書院在西環半山的般含道,從北角有巴士可達。於是我拿了港大預科及格的證明到聯合書院校務處查問,得悉他們的地理系尚有學額。我立即申請,也即時被錄取了。不過,他們對我說,我要由一年級開始,不能插入二年。(後來我知道,由我這一屆開始,以港大入學資格申請入讀中大的學生,都統統從一年級讀起,不能直上二年級,這可能是與維持大學的尊嚴有關吧。)

   我對是否入讀一年級或二年級沒有特別感覺,不覺得重要。不過,後來我回家想想,我對地理科興趣不大,過去讀了它五年,它一直是我的一個弱科,要在大學朝夕對著這科直至畢業,反而是我最大的憂慮。我把這告訴那位勸我入中大的同學。他說大學選科自由,容許轉系。他問我想讀什麼系。我對大學開設哪些系,所知不多,我知道自己不喜歡什麼,至於喜歡什麼,則茫無頭緒。我於是找來課程目錄一看,吸引到我的眼球的是社會學系。我也不知它確實研究什麼,但它對我有新鮮感,因為以前從未涉獵過。

   在同學的指引下,我再到聯合書院,找著社會學系的系務室,提出我想轉系的要求。我的理由是我對社會學有興趣。我發覺,在大學,要求轉科,興趣是無往而不利的理由。當時的系主任是胡家健先生,我沒有見著他,我的申請由他的助手傳達。他們也沒有給我什麼面試,在很輕易的情況下,便接納我的請求了。於是我便成為中大聯合書院社會學系的學生,以後在略有風波的情況下,完成四年學業。

   入了中大,我最初最擔心的,是生活問題。當時因家居附近塌山泥,我已搬離家裡,在外租了一個小房間,並在一所由一位舊老師擔任校長的私立英文中學教書,自食其力。讀大學,意味我要另謀職業了。我和這校長老師談到我的情況,他說不用擔心,表示他會幫忙。

   解決了日後生活問題後,又要面對當前一個問題﹕交大學的留位費180元。當時我教書月入只有二百多元,僅堪支付房租、交通和食用,儲蓄全無,哪裡有錢交學費呢﹖無路可行之下,我想到另一位老師,聖馬可中學的陳國強老師。他住在我附近,我硬著頭皮到他家商量借款,他說可以,著我改天去取。到了約定那天,陳老師抖出800元來。我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多錢,原來他誤會了。可能我說‘百八元’留位費,他以為是‘八百元’,便去銀行提款出來了。1960年代的八百元,不是小數目,相當於現在一萬五千元以上。我對陳老師真是感激不盡。

   經濟問題原則上解決後,我便安心渡過暑假,準備開學了。誰想突然發生事變,校長老師告訴我,新學年不能安排我兼職。這下可把我卡住了。沒有兼職收入,我怎能生活,更不要說上大學了。情急之下,我和他據理力爭。他確實是曾經應允我的,我才在整個暑假等他消息,否則我也在期間試行尋覓工作。在我力迫之下,校長說代我想辦法,結果是他託上託,給我在另一所中學找到一份兼職。這所中學在西區半山,叫伯南英文書院,離聯合書院很近,我可稱因禍得福。至於收入,也是二百多元,夠用了。

   就這樣,我開始我的大學生活,可是也不是一帆風順。就在我完成第二年的課程後,我發覺大學生活並不有趣,有點厭倦。我那時有相當多的課外活動,但卻都不是學院或學生會辦的。當時我是一個叫烈焰文社的社長。這個文社有十個左右的會員,雖然規模不大,但內外活動卻非常活躍。我們還出版了定期的鉛印社刊,供文友和社會人士索閱。我是這個文刊的編輯,出了幾期之後我熟悉了出版的程序和工作。我發覺這工作讓我接觸社會,認識著名的文人和學者,比耽在大學更有意義。我想停學,主力幹出版工作。我於是在第二學年完結之後向大學呈遞了退學書,之前也沒有,也似乎毋須,和什麼人商討。

   之後我和一些社友談起我的計劃,其中一位十分反對我退學。他就是那位勸我入中大的舊同學,同時也是我文社的社員。我個人本來沒有什麼很強烈的意志,見他拼命反對,也就算了。我回到大學,向社會學系撤銷我的退學通知。這次我見到系主任胡家健先生,他十分高興,我向他道歉,他說‘不要’,並摟著我的肩頭說﹕“您是一個好學生!”好學生﹖我當然不是一個好學生,但這顯示胡先生對學生的關懷和愛護。為了感念他,約十年前我返回香港後,曾聯繫聯合書院,想以他的名義設立一個獎學金,可惜因技術問題而不果。

   我在1970年大學畢業。在聯合書院這四年裡,我可稱沒有什麼學院生活,除了回去上課之外。學校是有不少活動的,這些活動有些是學院安排,更多則是由學生會或屬會安排。我不常在學校,因為我很忙,這也不是因為我有兼職工作的緣故,而是我有很多文社活動。由於我極少在學校出現,這也對我不利,因為我對學院消息不靈通。例如大學最後的一年,學院在報告板上登載的政府或其他機構招聘的消息,我便不知道。我是到了考完畢業試之後才想到就業問題,這時政府和私人機構的聘請已截止了,因此我選擇不多,畢業後便去了新界教小學。

   在聯合的日子有一點要談的,是我僅以合格畢業,沒有honor (榮譽)。這我雖然不介意,但卻有點失望和詫異。我雖然不大在學校出現,好像邊緣學生,但我不是渾渾噩噩、總是想著蒙混過關的人,我對功課還是蠻緊張的。我平日的功課打分都是A-或B+,屬良好,那麼為什麼畢業試沒什麼光環呢﹖大學的畢業成績分一級榮譽、二級榮譽、三級榮譽和及格四等,我起碼也有三級榮譽吧。

   我歸咎於我用中文答卷。當年自己有少少民族主義,這心理亦受到一位老師的影響。這位老師是楊慶坤先生,(坤字應該寫成方方土),費孝通的同窗。他當時是美國匹茲堡大學社會學教授,我大學三年級時他來中大教社區研究。他上第一課時便開宗明義地說,他要用中文教授社會學,以顯示這個西方學科是可以用中文學習的。這之後他整個學期便用廣東話結結巴巴的授起課來。

   我當時有民族主義傾向,既然有一位老師也這樣捧中文,正是心有同感,於是在畢業試中便貿貿然以中文答起卷來。但這樣特立獨行,在一個已有成規的制度中,並不可取,到頭來是自己吃虧。試想,在社會學系中,所有科目都是英語教授,(除了楊老師那一科外) 所有書籍、參考資料也都是英文的,包括楊老師那一科。中文大學,我們是可以用中文交功課和考試的,但基於科目性質,我用中文答卷仍是有點怪怪的。我想,閱卷老師面對我這份答卷,不大可能會打一個高分,但又不致批不及格,因為我的答題確有實質。這解釋我‘裸身’畢業,不能在社會學再上一層樓了。

   最後,我要談一位尊敬的老師﹕李定一先生。李先生屬歷史系,在大一的時候教我們中國通史。他是聯合書院最受歡迎的老師,他在書院最大的講室上課,上課時座無虛席,有些學生還坐到地板上來。以我這個上課疏懶的學生來說,也從來沒有缺席。

   李先生為什麼這樣有吸引力呢﹖我發覺這是因為他特有的學者的魅力。他口才非常好,可以連講一兩個小時而毫無倦容,江河直下,滔滔不絕,中間完全沒有冷場,沒有吃螺絲。其次,他講課的時候是全情投入,連帶聽眾也進入他描述的情景中,不覺時間的消逝。我記得有一次他談到忘乎所以時,因為覺得嘴上有泡沫,竟然用手上的粉刷抹嘴。(他上課時,從不帶書或講義,只是拿一支粉筆便上課。這感染了我,我後來教書時也許多時候不帶書本。) 最後,是李先生對他所講述的常帶感情。李先生講的是中國歷史,亦即是我們家國的歷史,他不是以局外人冷冰冰的去講,而是非常投入的有悲有嘆地去講,這便是他引人入勝的地方。

   李先生講課,與別不同,他是用他的家鄉話四川話去講的。這可能使人奇怪。我們這群學生,個個都是香港一代,國語也不通曉,遑論四川話了。可是李先生有他的辦法。第一天上課時,李先生便跟我們說,他會用四川話授課。但他說不用怕,他會多寫黑板。果然,頭兩三節課,李先生寫大量的黑板,我還記得他口裡重覆說‘中癸、中癸’,而在黑板上寫“中國”兩個字。李先生的黑板愈寫愈少,大概五六節之後,我們便完全聽懂李先生的四川話了,他只須寫必要的字而已。

   這樣,我1970年在中大畢業,隨即開始工作。之後便是拍拖、結婚、生子。畢業後頭幾年,我雖轉過幾份工,(差不多是每年都轉) 但都是教書的。到了1975年,我已是兩個孩子的父親,而我所任教的學校也已經穩定。這是一所基督教的私立受助英文中學。所謂‘私立受助’,和津貼學校不同。津貼學校教師的薪酬標準,和政府學校一樣。私立受助學校薪酬由學校自訂,政府在其上增補百分之五十,例如一千元,政府再加百分之五十,則是一千五百元。這些學校每年簽約,人工也是每年調整,教高班和低班不同,跟津貼和政府學校據學歷和資歷訂定薪酬有所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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