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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解俄国民主化之后社会重建方面的实际状况,笔者查阅了1995年圣彼得堡市使用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和历史博物馆的展览内容[5],结果发现俄国的知识分子和教育部门采用了混淆是非、逃避争论的实用主义手法,不想要的部分就抽掉,结果把整个历史切碎了,再糊里糊涂地拼在一起。例如,当时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把坏共产党领导人全部剔除,但留下了好领导人,如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于是在中学教育里肯定十月革命,但不谈列宁;肯定卫国战争,不讲斯大林;介绍苏联在莫斯科奥运会上取得多少奖牌,不谈那时的国家领导人是勃列日涅夫。总之,俄罗斯在转型时期对社会价值观重建的基本态度是,肯定共产党政权的成就,但把共产党抽象化、把领导人抹杀了;无论是俄罗斯的文化精英,还是政治精英,都未真正全面地批判共产党的统治及其价值观。用这样的态度推行制度重建,必然会走上歪路;既然不对共产党统治时代的是非作深刻完整的重新评价,也就谈不上全社会范围的忏悔和净化意识。所以,俄罗斯在民主化时代成长起来的年青一代囫囵吞枣地接受了混乱的历史教育,同时又在头脑里装进了与肯定红色苏联直接挂钩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于是这一代人长大后把选票投给了代表着俄罗斯重建荣光的普金。
   
    2、从私有化过程看俄国转型的特点
   
   俄国经济转型的私有化过程充分体现了政治转型和经济转型的相互关系。苏联解体之前正是俄国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官方的全国总工会已失去影响力,俄国出现了3个全国性的独立工会组织。这些独立工会曾多次组织全国几百万人在几十个城市同时发动的抗议活动,其政治口号之一是阻止权贵私有化,因为在苏联晚期已出现企业经理阶层和政府官员勾结在一起把国有企业转化为他们的私有财产的现象。俄罗斯独立之后,叶利钦政府面临独立工会的巨大政治压力,必须尽快推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以阻止原共产党官僚们倾吞国有资产。
   
   俄国私有化的第一阶段是将中小企业大部分私有化。由于俄国老百姓当时的人均储蓄数额远不足以购买庞大的国有企业待售资产,而且民众的储蓄还被通货膨胀“吃”掉了大部分,所以政府决定给每个公民发一张价值数万卢布的“私有化券”,以便把全民所有的国有企业公平地私有化给全体国民。另一方面,俄罗斯政府在私有化过程中不得不考虑到工人的诉求。当时俄国的工人们仍然高度认同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价值观念,比如工人应该是企业的主人,这与中国私有化之前国企工人的价值观相同,而中欧国家的工人经过社会重建之后已不相信这套说法了。俄国政府为国有企业私有化拟定了3套方案,而每个企业选择哪一方案,由本企业职工投票决定。因此,俄国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过程比中国透明得多,俄国企业的厂长、经理想把企业卖给谁,必须要经过工人同意。这3个方案的区别在于,是否允许外部投资者购买本企业股票,以及卖给本企业职工的股票价格高还是低。俄国政府的设想是,既然不能限制本企业职工买自己工厂的股票,就规定企业职工买本企业股票时要付较高的价格,以此来鼓励外部投资者多投资。但结果却出乎政府的意料,大部分俄国工人宁可选择用较高的价格买本企业的股票,也不愿意让外部投资者拥有自己的企业;他们用政府发的私有化券再加上个人的现金,购买自己的企业,于是俄国大部分的国有中小企业在私有化过程中都落在本企业职工手里。这样的私有化过程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公正,基本上阻止了厂长、经理私吞国有企业资产、把企业私有化到自己手里的企图。
   
   俄国企业的管理层绝大多数人都在本企业长期工作,私有化之后他们也是本企业的所有者。在私有化的第一阶段,这些人与工人们联手,阻止了外部投资者的收购,因为厂长、经理们也害怕外部股东会解雇他们[6];以内部人为主的私有化完成、厂长经理们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之后,有少数人秉持工人当企业主人的马克思主义理念,尊重职工的股东地位,维持与工人的良好关系;但不少管理者开始压制工人股东的权利,甚至动用企业资金收购本企业的股票[7],再把如此收购来的股票转到自己名下,这种情形在中国非常普遍。俄国私有化的第二阶段是将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在这个过程中俄国政府为了给财政筹集资金,用大型国有企业的股票与一小部分新兴的经济权贵交换现金,结果不少大企业落在了私营公司的权贵手里。官商勾结、腐败、黑幕是这一阶段的特色。
   
   3、红色精英的成功转型、政治倒退和普京现象
   
   在民主化时代俄国的精英构成与中欧国家有很大的不同,俄国的异议知识分子很难成为新的政治精英。在转型时期的最初几年里俄国的政府更换频繁,其原因与中欧国家有相似之处,即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了社会各阶层不满意的结果,比如物价上涨、失业率上升等,而在民主化状态下民众用选票表达他们的不满,希望“换人做做看”。虽然俄国政府、国会里的人物不断变化,他们基本上都是原来的红色精英。可以说,俄国的社会转型被耽误了,而红色精英们却成功地完成了个人转型,摇身一变成为民主派人士。伊万·撒列尼把转型时期中欧国家的精英构成与俄国的情况作了对比,他分析俄国、波兰、匈牙利转型期间老权贵的命运和新精英的阶层背景后发现,转型期间仍然能保留精英地位的老权贵,在俄国是64%,而在波兰和匈牙利则只有38%和20%;而从转型时期新精英的背景来看,俄国的新精英里有51%属于老权贵,波兰的这个比例只有41%,而匈牙利是33%。[8]
   
   很明显,在社会转型比较成功的中欧国家,老权贵成功转型成为新精英的机会少得多;而在社会转型不成功的俄国,老权贵就比较容易成为新精英。事实上,社会转型的迟误与红色精英个人的成功转型是互为因果的:正是因为社会转型的迟误,才给红色精英个人的成功转型提供了更多机会;而红色精英个人的成功转型越普遍,他们阻止社会转型的能量也就越大。
   
   虽然1991年夏苏共被解散了,但俄国的民主化仍然保留了新共产党的活动空间。苏共的官员一部分人摇身一变成了民主派,一部分人成了商人,还有一部分人则组成了代表社会中低阶层退休老人的俄罗斯共产党。俄国从1992年到现在经过多次选举,俄罗斯共产党的选票从未多过四分之一。显然,俄国选民并不希望这个新共产党上台。该党的支持者大多数是退休职工和过去的党政干部,这些人不愿意走出对苏联时代的怀念和记忆,在他们身上有着很深的“红色情结”,而且通过家庭教育还影响着他们的下一代或下两代。对他们来说,重新认识史实和道德重建,不是一个辨明是非之后就可作出决断的事;即使被掩盖的历史真相已被揭露,被扭曲的事实已经澄清,他们仍然拒绝接受。
   
   在转型过程中俄国和中国有两个相似之处,其一是出现了大量的官商勾结和贪腐现象,其二是警匪勾结和黑社会活动猖獗(黑社会的背后是克格勃官员)。这些社会政治问题并非民主化的必然产物,而是红色权贵政治文化的产物,旧权贵转变成民主派精英或商人之后,继续沿袭转型前的行为模式,贪腐成性、无法无天。在一个价值观和道德重建都不成功的社会里,民众不一定把转型时期的社会政治问题与社会重建的迟误挂起钩来;相反,他们很可能从红色文明的残余中找出对威权人物的崇拜,希望威权人物动用行政力量去解决转型期诸多令民众不满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普金利用了这一点,再加上爱国主义、大国崛起的口号,他赢得了选票和“权杖”。
   
   
   七、中国模式:用资本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如果说,俄国的权贵资本主义是转型不成功的一个特征,那么,权贵资本主义在中国就是中国特色的经济转型之必然结果。在中国,不仅权贵资本主义泛滥,而且权贵资本主义还不断强化着共产党的统治;一个“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在经济转型中通过走反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道路,巩固了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权。这是一个从马克思主义到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再到“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理论都无法合理解释的现象。
   
   1、威权政府下做而不认的震荡疗法
   
   中国的经济转型由威权政府一手主导,它确实造就了经济繁荣。经济繁荣并非威权政府的独家特产,中国的繁荣还有更复杂的原因,笔者已另文讨论[9]。威权政府主导的经济改革与中欧、俄国民主化过程中的经济转型有一个重大区别,即民众为政府的政策付出代价时没有表达意见的空间。
   
   有一种说法在中国非常流行,即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秘诀是拒绝俄国采用的震荡疗法,而选择了渐进策略。所谓经济转型中的震荡疗法,主要指价格自由化和私有化这两个实行自由经济的关键性步骤。价格自由化就是放开原来由政府管制的物价,其目的是取消计划经济的控制基础,允许企业和消费者根据供求来决定商品的价格;而私有化则是将国有企业通过私有化变成私营企业,以削弱公有制和经济集权控制的基础。因为价格自由化会导致物价突然上涨,私有化会重新分配公有资产,而这些资产的分配是否公正,可能引起巨大的社会震动,所以这两个改革措施因其社会震荡效应而被称为震荡疗法。事实上,中国在经济改革中一共实行过三次震荡疗法,一次失败了,两次成功了。第一次是邓小平在1988年下令“价格闯关”,但此举完全失败了[10]。第二次,中共挟“六四”镇压的威慑,在1993到1994年再次实行放开价格的震荡疗法,基本上完成了价格自由化。第三次,从1997年底开始中共再度施行震荡疗法,对国有企业实行全面私有化。在这3次震荡疗法中老百姓都付出了重大代价。第一次和第二次都导致物价暴涨,老百姓的存款大幅度缩水,第三次则导致大批工人下岗失业,生活极为艰难。但因为宣传机器严禁报导,中国老百姓对第一次震荡疗法的具体决策情形不了解,对后两次也不甚了了。
   
   2、中国式私有化:造就共产党资本家
   
   与俄国的私有化相比,中国的国企私有化充满了黑幕和腐败,把大批囊中空空的经济管理干部变成了腰缠万贯的共产党资本家。1997年中共为了防止国有企业拖垮银行系统,不得不部分地放弃用国有银行保国营企业的传统做法,把十多万家国有工商企业当中的大多数视为“包袱”而甩掉,让它们自生自灭,这样便拆毁了“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主要支柱---国有企业系统。中共为了自己的统治,曾于上世纪50年代建立了“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最后又为了自身的存活,消灭了这一制度。“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核心要素之一便是绝大多数企业的国有制;而要改变现有企业的国有制,唯一的选择就是私有制。一旦现有企业的大多数都私有了,“国家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就彻底解体了;而以企业私有为特征的经济制度就是资本主义。虽然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是所有转型国家的必由之路,但不同的私有化方法会建设出不同的资本主义,中欧国家民主制度下的资本主义是一条路,而中国的红色权贵资本主义则是另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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