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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章润: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

编者按:2018年7月24日,清华大学法学院许章润教授的文章《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刊登在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网站上。该文尖锐地批评中国当下政治倒退,突破底线,引发全民范围内一定程度的恐慌的种种现象。他提出平反“六四”、 恢复国家主席任期制、制止“个人崇拜”和实施官员财产阳光法案等重要、切中时弊的建议。许章润教授的文章在万马齐喑的中国宛如一声春雷,振聋发聩,使人耳目一新。该文体现了许教授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铮铮铁骨和傲然正气。下面请欣赏许章润先生的文章。
   
   许章润: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
   
   包括整个官僚集团在内,当下全体国民对于国家发展方向和个人身家性命安危,再度深感迷惘,担忧日甚,已然引发全民范围一定程度的恐慌。盖因近年来的立国之道,突破了下列底线原则,倒行逆施,而这曾是“文革”后执政党收拾合法性,并为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证明为最具正当性的政治路线,也是全体公民和平共处最低限度的社会政治共识,本不该动摇,千万不能摇撼。

   
   一、四条底线
   
   那么,是哪四项底线原则呢?
   
   第一,维持基本治安,明确国家愿景。结束连年“运动”,中止“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以包括连番“严打”在内的强力整肃,阻止社会失范,维护社会治安,同时尽力实现社会和解,大致提供了一般民众生聚作息的基本秩序条件,是四十年里现有政体的底线合法性,也是历经劫难后的亿万国民拥护“改革开放”的原因所在。虽说从治安到公正,自就业而尊严,公共产品的内涵缺一不可,而且时移世易,诉求必然逐次提升,但在高端产品阙如之际好歹有底线保障,对于历经动乱和苦难的百姓而言,总是好事。毕竟,升斗小民,日常起居的美好愿景不过是安宁生活,期期于温饱小康,而以世道安靖为前提。虽说此种治安格局及其后来发展出来的“维稳”路径,反过来滋生出新的问题,暴露出政治统治正当性不足这一致命病灶,但就其提供基本治安而言,却是成功的,也是合意的。
   不宁唯是,三十多年里,尤其是1992年春夏之后,执政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谓“专心致志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坚持二十年不变,则官民互动之下,几个回合下来,一般国民认为不管谁上谁下,他唱罢你登场,反正发展经济、专心国家建设这一条蔚为基本国策不会改变。有此预期兜底,遂仿佛多所安心,接受既有政体安排,你当你的官,我过我的小日子,而合作共谋出此刻这一社会治安格局。换言之,不是这个梦那个梦,而是发展经济社会,专注于国家建设,别搞运动,安宁生计,凡此底线原则,筑就了展示并通达国家道义愿景的起点,也是百姓接受统治的前提。
   
   第二,有限尊重私有产权,容忍国民财富追求。从废除私有制,声言私产为万恶之源,到有限保护私有产权,容忍亿万人民对于财富增长的追求,并且诉诸立宪,所谓“私产入宪”,释放了发家致富的普遍人欲,给予追求美好生活的人性志向以正面政治迎应。在此情形下,不仅国家经济实力空前增长,并以此支撑了科教文卫与国防武备,特别是庞大的党政费用,而且,一般国民亦多获益,生活水准多所提升。此为中国经济快速成长的法制缘由,同时说明了既有政制合法性之获得全民容忍的经济原因。毕竟,动什么,别动大家的钱袋子,是硬道理。其实,此为一切正常人类社会的通则,近世产权理念与人性观念为此特加张本,“改革开放”以“拨乱反正”皈依普世大道,实为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第三,有限容忍市民生活自由。几十年里,公民社会不见成长,稍有冒头即遭整治,严重阻滞了国民政治心智发育与公民人格养成。政治社会更是不见踪影,导致中华国族的政治成熟捉襟见肘。但是,伦理社会基本恢复,经济社会与市民社会确乎多所发育。市民自由而非公民自由,尤在市场经济较为发达省份,早成生活事实。所谓市民生活及其市民自由,指的是私性领域的有限生活权利,着重于吃喝拉撒卿卿我我,特别是对于自家生活方式无涉政治的自我支配,至少是发型服饰无需看官家脸色行事。大家搓澡搓脚,旅游宴飨婚外恋,小资麻麻,这世道才有烟火气。较诸毛氏极权政治下千篇一律的铁桶生活,连裤裆都管得死死的,此刻国民暂弃公民身份追求,而满足于市民幸福,回归普通人的日常本色,既无可厚非,更是大家之能容忍刻下政体的原因所在。就此而言,警力以抓嫖为柄,实施定向人身控制,造成普遍不安全感,虽于一案一事得计,可丧失的却是普遍的市民预期,反而得不偿失。至于北京市以整治市容为据,而将好端端便民商铺酒肆一律封拆,彰显的是“光荣政治”对于市民社会的为所欲为,一种权力的美学恶趣。——就是香港、伦敦与巴黎,超大规模国际大都会,不还都容忍并规划街市交易嘛。至于市场经济之下,笑贫不笑娼与娱/愚乐至死,忸怩作态、无德无识无耻却大富大贵,亦为普通众生的市民生存,遵循的是商品逻辑,讲述了一个不得不为了市民常态生聚而付出文明腐朽代价的现代喜剧与后现代闹剧。
   
   第四,实行政治任期制。三十多年里,究其实质,虽说社会多元与政治容忍度明显增长,但整个政治体制未见任何具有实质进步意义的变革,骨子里依旧是那一套陈腐而残忍的敌我斗争与专政理念,外加上“吃江山”的贪婪丑态。但因立宪规定了包括国家主席和国务总理在内的政治任期制,以及“人权入宪”,并经2003年以还的十年任期后实现党内和平禅让,终于兑现了最多连任两届、最长十年这一宪法规定,纸上的宪法规定至此似乎积习而为“宪法惯例”,好像立法与实践均双双尘埃落地,这便总算给予国民以一定政治安全感,也令国际社会觉得中国正在步入现代政治。不妨说,三十多年里嚷嚷政体改革而政体岿然不动,这是唯一看得见摸得着也拿得出手的政治改革成果。在大家看来,不管你如何,不过就是十年的事。诸位,百姓无辜,小民蝼蚁,平时面朝黄土背朝天,分散如沙,为养家糊口而劳生息死,根本无力抵抗任何组织化强权。此刻终于好歹有此“十年任期”,似乎感觉也还算是对于随时可能爆发的政治任性的一招制约,这便随遇而安地打理自家柴米油盐也。
   
   综上所述,总体来看,以治安为导向的社会控制,在提供治安这一基本公共产品层面,依然有效,但发展至“维稳”体制,局部地区甚至是一种准戒严状态,则尾大不掉,靡费非常,说明体制潜力已然用尽,有待升级换代。特别是此次中美贸易战争,将国力的虚弱与制度软肋暴露无遗,更加强化了不安全感。此前高峰申言,“执政合法性不是一劳永逸的”,对此危机似乎还有所警醒,而近年来对此严重缺乏敏感,却自信膨胀,类如“扶贫运动”和这波正在进行的“打黑运动”这种准运动式政经操作方式再度登场,令国家愿景的确定性再度打折。另一方面,对于私有产权的有限保护与一般国民发家致富欲望的有限满足,不仅促进了经济增长,而且提升了亿万国民的生活水准,但却终于遭遇所谓“国进民退”与实际生活中屡屡发生的公权力肆意剥夺私有产权恶性案件的证伪,倒逼出“私权神圣”这一国民诉求,而背后的逻辑不过是“权力不能私有,财产不能公有”这一公民认知。本来,“分清公私”方能“提供和平”,二者均为古今政治的基本内涵,今日于此必得过关而后安。而最为世诟病并令人胆战心惊的,便是修宪取消政治任期制,等于一笔勾销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一巴掌直要把中国打回那个令人恐惧的毛时代,伴随着甚嚣尘上而又可笑之至的领袖个人崇拜,这才引发出下列全面恐慌。
   
   二、八种担忧
   
   在此,总括而言,大家的担忧与恐慌,主要集中在下列八个方面。
   
   第一,产权恐惧。几十年里积攒的财富,不管多少,能否保有?既有的生活方式能否持续?法定的产权关系还能获得立法所宣谕的保障吗?会不会因为得罪了哪位实权人物(包括村委会主任)就企业破产、家破人亡?凡此种种,最近几年间,反倒随着时间推移,而愈发缺乏确定性,遂至上上下下恐慌不已。它首先冲击的是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已然掘金成功人士,而以大规模富人移民现象作为应对之道。一般中产阶级中下层,温饱有余,但却同样为生老病死进程中随时可能降临的任何意外而担惊受怕,尤其害怕通胀通缩钱不值钱。当然,富人移民的原因复杂,既有追求更高生活品质的,也不乏洗钱赶紧溜的,更有权贵携款逍遥法外的,但普遍缺乏产权安全感则为通例。官商一体权贵的巧取豪夺是“改革开放”的最大赢家,也是富人移民的主体。官方信息披露有限,民间传说嘈嘈切切,加上官媒时不时演奏个“共产党的终极理想就是消灭私有制”之过门,伴随着“打土豪分田地”式民粹叫嚣,更且加剧了此种不安全感。恐慌之际,高峰居然集体学习《共产党宣言》,一份曾令世界不得安生的两位年轻天才的轻狂之作,其予全体国民的负面心理震撼,也只有在此语境下,才能获得真切解释。
   
   第二,再次凸显政治挂帅,抛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基本国策。几年来,意识形态火药味愈来愈浓,以争夺话语权为标识,而实则依仗公权力施行意识形态迫害的阵势,已然导致知识界的普遍恐慌。置此情形下,自我审查,层层加码,导致出版业遭受重挫,舆论界钳口日甚,中国与外部世界勾连之阻力加剧。甚至出现了鼓励小朋友举报告发父母这类官方宣传品,违忤基本伦理,既反传统又违现代,活脱脱一副极权政治嘴脸,令人不得不想起曾经的野蛮“文革”岁月,实在匪夷所思。影响所及,大学教师连连因言获罪,因为担忧党政宣传口子找麻烦与课堂上学生特务告密,而战战兢兢。更为严重的是,地方官僚基于政治担忧普遍不作为,而中国经济的成长实在有赖于地方官员基于政绩观而认真干活的发展观。那边厢,“重庆模式”那帮余孽与高校中曾经的“三种人”联袂一体,今日摇身一变,滚雪球,构成“新极左”,喊打喊杀。
   
   本来,一般国民对于“政治运动”之苦记忆犹新,新生代汲汲于市民生活,已然习惯于常态经济社会与市民生活,对于人为的“政治挂帅”与毫无逻辑的极权泛政治化倾向,了无兴趣,也不关心,硬逼他们,只能徒增反感。实际上,几十年来,上下一心,这个政治体制还能获得国民容忍,就在于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心全意谋发展,不再天天运动式“讲政治”,停止或者减少干涉私人生活,更不会上演什么“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这类荒唐闹剧。终究而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需转向以宪政建设为中心,而于政经两面次第推进建设现代国族,为现代中国接生。但就目下而言,最低限度却依然应该是固守前者,再谋他图,岂能背道而驰。
   
   第三,又搞阶级斗争。前几年官媒与官方意识形态主管官员屡提阶级斗争,早已让大家一阵恐慌。这几年的施政方向,令人再度怀疑会否重搞斯大林—毛韶山氏阶级斗争那一套。犹有甚者,随着反腐之第次展开,特别是新建国家监察委及其权力之无限扩大,将全体公教人员悉数划入,连普通医生、护士与教师都“全覆盖”,不仅未能提升大家基于法制的安全感,相反,却不禁令人联想到克格勃式辖制以及残酷的党内斗争的可能性,而再度引发重回过往阶级斗争岁月的阵阵恐慌。因而,对于“斗,斗,斗”这一恐怖政治模式的国民记忆,及其是否重回华夏大地的普遍担忧,使得政治疏离感日增,和合与祥和气氛日减。本来,“私产入宪”与“人权入宪”,伴随着两任到顶这一党内禅让制的施行,有望朝向一个常态国家渐行渐近,意味着不再需要动用“斗”字诀,可这几年的做法却仿佛与此背道而驰,大家自然心惊胆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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