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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务世界

   
   我所说的“特务”,不是中国设立的“国际关系学院”里面专门培养的间谍和特务,而是在中国监狱里,把起初反对中国政府的政治犯培养成为特务;正是这第二种特务,人数更多也更为广泛,其破坏力丝毫不小于第一种特务。
   很多人格高尚、且工作能力出类拔萃的人,他(她)们往往缺少了一堂很重要的“课程”,那就是没进过中国的监狱。
   
   假如我没有因“写反动日记”而进过监狱的话,我也无从知道监狱里的事实——且这是中共当政至今及今后的一个铁打的事实。


   首先是:在监狱里,你不认罪,是休想早一天能走出监狱大门的;不仅走不出这牢固的电动铁门,凡是对不认罪的犯人,都会延长关押期并升级、毫不留情。
   如今,“劳动教养”这一刑法,几年前已经没有了。但在当初,虽然劳动教养被说成是“人民内部处分”,最多教养期为三年,但事实是:凡是不认自己“罪错”的教养份子,不仅会被无限地延长教养期,重的还会转为判刑、关到真正的监狱里去。
   
   在我的自传《一个大童话》里有写:在教养所里,每当一天劳动之后的学习时间,结合自己讨论报纸上的社论也好、或是结合狱外的各种政治运动以及中共发出的新号召、全组学习与讨论也好,每一个人必须发言,每次都有“表现好”的专人做记录。这时,衡量你是否伏法认罪,是十分重视你的发言的。对于你自己被劳教的“错误“,是否只谈有”错“而不谈有“罪”。如果你说:“我的罪错”,这才算过关了;如果你始终不给自己加一个“罪”字,你就永远过不了关,管教你的公安干部(在教养所里被称呼为“队长”)就对你的态度不满,私下找你谈话,哪怕你在所有的方面都表现良好,也没用——这还是说的按“人民内部”处分的“劳动教养”呢。后来“劳动教养”这一刑罚被取消,因为中共觉得不需要什么“人民内部”这一“宽大”的处分了,全部改为敌我矛盾的刑事判刑了。
   
   作为“敌我矛盾”被判刑的“犯罪份子”,无论是政治犯还是刑事犯,在审判员审讯你时,以及在每一个监号里学习开会必须发言时,如果你没有说“我的罪行”,而只说“我的错误”,那就证明你“丝毫没有认识到你的罪恶”。凡是坚决不说自己有“罪”的,无一例外只能升级;或是“罪犯”的危害性虽然不很大,但由于坚决不认罪,只能被无期关押。如遇罗克由于在文革时,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家庭出身”问题的深刻有力之作,对党的统治根基“危害性极大”、又坚决不认罪,他只能升为死刑、甚至临行前被强迫活体器官移植。又如今天的王炳章、秦永敏拒不认错,则无限期地被关押。
   
   再往后的年月,监狱里就更无人道可言了,全国的监狱都改为强迫犯人“记件劳动”,犯人拥挤睡觉的卧室,变成一个个豪无报酬、超时工作、肮脏凌乱的“车间”了;犯人不做完规定的产品数量或不合格,就不给饭吃、也不许睡觉,甚至延长刑期,更别提监狱里种种的非法行为和非人待遇了。
   在这种残酷的情况下,很多本来反共的志士,于是被迫屈服了、认罪了,又由于他(她)们的学历或职业,在入狱前较高,有的早已名声在外,中共就在监狱里好言好语地收买了他们,让他们今后为中共效劳,保证他们在海外或是国内,不用做体力劳动,不用工作,都保障他(她)们有足够的生活资金。
   
   前面已经说过:你不认罪,一天也不会提前释放你。如今,很多屈服者先是在监狱里受到足够的“特殊培训”,教给你出去之后,如何搜集情报、如何进行破坏、如何与上级联系,以及如何保护自己不被识破或是反击的种种做法。
   
   按照常规,哪怕按“犯人”的判决书日期,只提前了一天被释放,都是没有可能的。当我打字打到这里时,不由苦笑:今后,中共为了掩盖事实,一定一天都不提前释放“两面人”了,或许还假装延期一二天呢,因为都是我这篇文章成为他们的“反面提醒”了。
   所以只好告诉大家:以我发表这篇文章的日期为准,在此之前,凡是在监狱里被培训为特务的,都是被提前释放的,无一例外。有的被提前好几年,有的被提前的日子并不多,但无论长短,都是提前释放。
   
   然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许多被提前出狱的政治犯,在出狱之后,只字不提自己在监狱里是否认过罪,而大谈特谈的只是自己和家人受到过如何的迫害;似乎正因为他和家人都受到了迫害,才提前地走出了监狱。
   而那许许多多没进过监狱的人,也就大为感动地听着、相信着。正因为许多人没进过监狱,对监狱里的情况丝毫不了解,也就不会往多了想。没人反问一句:“为什么提前释放你?是因为你家人受到了迫害,才提前释放你?” 就更别提往深了去想和去问了。
   
   其实,识别特务是很容易的事:
   1. 首先看他(她)在海外的生活状况。他们绝对不会做体力劳动为生,一般也不会做其他工作,但他们大多数都会与在当地申请的美国的“民主基金会”沾边,以每人分得一千美元作为自己的“工资”来作为掩护。这一千美元,在海外,能活,但绝对活不好。然而,他们在海外,在不长的时间里,个个有好房、好车、较贵的衣服、足够的零花钱、子女都活得很“高级“。那些不是特务的人们,都会一眼看穿并会自问:“他们的丰厚收入都是哪儿来的?” 而且,他们在海外的主要职务,要么是属于思想意识形态方面,要么是在科技方面;
   2. 其次是看他们在集体开会和讨论时的发言,以及对待那种十分敏感、能立即做出准确判断的人的态度——他们都是躲躲闪闪、尽量“敬而远之”的。在应该发言时,他们都是不长篇大论的,以免万一言多语失而露馅;而且,他们的发言都是不得罪中共、呈中间状态、摸棱两可的。一句话:在公众场合,他们都是尽量少说而多看多听;因为他们的身上往往有微型收录机,要每天向上级汇报:你不做好工作,中共不会给你钱;若你遭到“上级”的怀疑,甚至还有生命危险。
   
   正因如此,远离人们真实生活的反间谍国家机构,由于不接触特务本人,或是接触的极少,往往无法分辨真假、摸不着头脑,不知从哪里、从何人何处下手。但与特务们日常交往的普通人,却由于耳闻目睹、亲眼见、经常见、天天见,才最识别誰是真正的特务。
   
   为何日本、台湾的特务很少,而美国与西欧的特务们却大量渗透呢?一是日本与台湾对于进入本国生活的外国人,检查的非常仔细和严格,批准居留也必须层层审核,不被批准的人很多;二是日本与台湾,很重视居民的举报。当局深知:居民是政府的眼睛。其实,中国对于自己国内,也是这样防范的。但海外民主国家既然大开关口、毫不防范,中共不派出大量特务,岂不太傻了?结果是:民主国家的要人,反过来被特务们辖制,特务们要你做什么,你不敢不服从;国家的大门大开特开,致使自己的国家一败涂地。
   
   恰恰这两点:日本与台湾的外国人入境艰难,且当局重视居民的举报,这两点是美国与西欧国家长期无法做到、也不想去做的。那么,人们就要问了:民主国家怎就那么傻呢?笔者也想找出答案:是否正像郭文贵刚一出现时,他首先揭发的那点儿事儿?不就是床上录像的那点儿破事儿吗?是否是那点儿破事儿,真地会把所有的政治家们立即吓破胆、俯首听命呢?这答案,或许几百年后才会知道吧。
   
   郭文贵由于来自中共的公安机关,如今他在美国,也仍旧与国内的公安人员有内线联系,随时都可以爆真料,揭发海外民运人士每一位的短处。因此,如今的两位海外资深民运大佬忽然倒向了郭,震动海外,也就可想而知内情了。今后,只要郭文贵在美国一直有爆真料的自由,那些民运骨干们、中干、小干们、以及有短处的人们,或许都会因为郭掌握他(她)们的底细,经不住带话人的一声“提醒”,而自动地倒向郭的团队。
   
   外加那些本来不属于民运圈的人,比如,明明是靠了政治庇护才能留在美国生活的,一直靠自己劳动挣钱生活,过得是很不错的:有房有车、家里一应俱全,余钱也不少,却偏偏对钱没个够,为了国内的那一点点退休金,自愿去驻美的中国大使馆统一印的《悔过保证书》上签了字,以为谁也不知道;自愿保留着中国绿卡,为了每年回国;而那本来并不需要的钱,宁可让自己的子女在国内吃喝玩乐花个精光,觉得这才是对子女的疼爱、才算钱没白扔。然而,大使馆如果对你提出新的要求,比如他们要求你去做什么,这类人只好俯首听命,再向大使馆如实汇报,又成了一种另类的特务。
   
   如今,凡是有短处、有把柄在中共国安手里的,你们可要小心了:要么去投奔在郭文贵名下,以免他会揭穿你们;要么继续装傻充愣,但今后早晚有一天,他还会揭穿你们。
   如此一来,郭文贵的“军团”,就不是南腔北调、连话都说不利索的蚂蚁帮女士们了,而是猛增上千名有老资格的大将和士兵了。只要海外有多少人的底细在郭文贵的手心里,便都会乖乖地归顺和投降于他。到那时,郭文贵就真地成为千万或亿万名海外“民运”的总领军了。
   
   再过些年,全世界每一位居民都变成特务了,谁不是特务就成了异类。于是监狱里关押的,都是坚决不想变为特务的人。
   
   
    2018.7.26 德国 Passau
    纪念文革 怀念遇罗克 http://jinianhuainian.blogspot.de/
(2018/07/26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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