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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仅仅是个圣女贞德吗

   谢选骏:希特勒仅仅是个圣女贞德吗
   
   1939年1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对一群美国参议员说,希特勒是个受“偏执狂”和“圣女贞德情结困扰的“野人”……
   
   无独有偶,俄罗斯作家、哲学家梅列日科夫斯基临终前在巴黎发表广播讲话,也把进攻苏联的希特勒比作决心把法国从英格兰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圣女贞德。


   
   网文《从屌丝逆袭元首,希特勒只用了这一招!》(云石历史)报道:
   
   一战后,在德国身处严重的经济危机,原有的政治制度已经失灵的情况下,希特勒打破了原有的政治制度,带领德国工人党,即纳粹党登上了历史舞台。
   1933年1月,希特勒如愿以偿成为内阁总理。但是当上总理并不等于坐拥独裁权力,希特勒的权力依然受议会民主的制衡。早在1932年1月,他就明确表示:“法西斯要求全部权力,绝不同其他势力、保守派政党和派别长久地分享权力!”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希特勒肆无忌惮地以暴力手段破坏其他党派的竞选活动,利用“国会纵火案”打击德国共产党和左翼人士,通过一系列台上台下的政治手段,摆脱了国会和总统的监督,逐渐将总统、总理两个职务合并为一,集党权、政权、军权于一身,成为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独裁者!
   与此同时,随着德国在纳粹党领导下出现的“经济奇迹”,民众对纳粹党欢欣鼓舞并感恩戴德,对元首希特勒个人的狂热崇拜气氛一时弥漫全国。尤其是1933年希特勒执政后,整个德国都近乎陷人了一种癫狂状态。
   翻阅当时的历史资料影片,我们经常可以看到30年代的德国民众向希特勒欢呼的场景,这些场景带给我们的是一种不可思议的集体疯狂的印象。几乎每一座德国城市都有以希特勒命名的大街、广场,相当多的城市封希特勒是自己城市的荣誉市民,给希特勒立雕像;成千上万的普通民众纷纷向希特勒写信,表达对帝国元首的崇拜和感激之情。
   这些场景带给我们的是一种不可思议的集体疯狂的印象。一向以科学、严谨著称的德意志民族为何会出现群体性的疯狂状态?为什么希特勒会获得万众拥戴,把个人崇拜搞到登峰造极?
   也许有人会将这种疯狂的个人崇拜归结于希特勒出众的个人能力。抛开他的政治组织能力不说,希特勒是一个极其出色的演说家,他的演讲具有强烈的鼓舞性和煽动性,能够让所有听到他演讲的人都打了鸡血般热血沸腾。
   当然,这些个人魅力都属于主观因素。除了希特勒本身的个人能力以外,云石君觉得,希特勒能够获得万众拥戴还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一战后,德国的极端破坏以及由此造成的巨大心理落差,使得人们的救世主情结抬头,而希特勒的出现,满足了他们的精神需要。
   德国统一后,迅速赶上了工业化的第二个高潮,经济发展迅猛。到一战前,德国经济位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国内工业结合高技术的发展,已经控制了大部分欧洲的工业力量。可以说,一战前德国的国运算得上是顺风顺水。
   一战结束后,德国作为战败国,受到了相当严厉的制裁,海外殖民地全部被剥夺,国内社会动荡,不仅丢失了大片领土,还欠下了巨额外债。随着经济危机席卷全球,德国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经济直推崩溃的边缘,工业生产水平甚至严重倒退到了1896年。失业率急剧上升,工业产量大幅下降,工业危机反过来又导致了金融危机,银行纷纷倒闭,对外贸易锐减,而经济危机又进一步激化了社会阶级矛盾。
   面对现实的极端窘迫,德国民众连保障日常的生活都变得极其艰难,很难通过正常的途径来翻身。而新兴的魏玛政府权力本身受限,无法有效干预经济挽救德国,也无法有效压制社会动荡,对外也无力对抗以法国为首的外部压制,这又大大削弱了魏玛政府的政治权威。
   在这种极端绝望的境地下,德国民众的救世主情绪逐渐抬头,他们渴望俾斯麦家长式的保护,渴望出现一位政治强人,对内压制分歧,维持稳定;对外集中资源,强势应对,进而提振民众的国家自豪感和民族自尊心。
   恰恰就在此时,希特勒的出现,满足了他们的精神需要,而他本人也需要利用民众对政治强人的个人崇拜,增加民众的心理同一性和对国家的认同感,进而得到他们的支持,这更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实现。
   其次,一战后德国的衰退和战后惨状,很大程度上皆因外部压迫导致。为了抵抗外部压力,德国在政治体制方面就要极端中央集权,个人独裁和崇拜由此而成。
   由于独特的地缘区位,德国长期以来就受到周边列强的压制,无法拓展自己的地缘影响力。即便是在统一后,临近的法国和沙俄也没有放松对德国的压制,剥夺德国的边缘区,压制它的战争潜力。
   一战后,德国战败,受到了相当严苛的制裁,国运跌到了谷底,国家依然面临着巨大的外部威胁。面对外部压力的步步倒逼,德国要翻身,必须进一步拓展生存空间,但战后的德国经济遭到重创,国家资源又极端窘迫,怎么办?只能大量依赖外债和经济援助来促进工业发展。
   这种以弱博强的局面和持续的整体受压,决定了德国必须尽可能地整合国内社会资源集中用于对外博弈,相应的,在政治体制方面就要极端中央集权。毕竟,相较于权力被分散的民主政体,集权政体效率更高、权力更为集中,在发动底层民众、调动国内资源、煽动国民的国家民族情结一致对外方面有着天然优势,在列强间矛盾与冲突加剧、德国面临外敌打压的局势下,可以增加德国跟列强博弈时的战斗力。
   关于这一点,已被中国无数次证明。在长达数千年的农耕时代里,华夏文明的军事威胁主要来自塞外游牧势力,而历代的朝廷凭借着高度的中央集权,才能最大限度的整合内部资源,将自身强大的地缘实力发挥到极致,一次次击退游牧民族势力的侵袭。
   到了近现代,虽然游牧武装的威胁消失,但是来自先发工业国的威胁更加恐怖。这个阶段,外部势力不仅在武力上,就连在文明程度上都已超过华夏文明,所以中国第一次有了亡国灭种的威胁(古代游牧武装,只能在政治上消灭中原汉族政权,但却无力铲除华夏文明)。因此,这个阶段,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不仅没有被弱化,反而不断强化,并上升到强人大权独揽的程度,政治领袖在某些方面(尤其是精神领域)的权威,甚至超越了古代的皇帝。
   在强大的外部威胁压力下,德国选择了极端中央集权来维护国家的稳定——而个人独裁作为中央集权的最高形式,也由此形成。希特勒和纳粹正是迎合了这种需求,才在民众心中树立了政治强人的形象。
   再次,第二次科技革命在信息传媒业的突破,为希特勒的个人崇拜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传统时代,由于信息传播方式落后,领袖的个人影响力不能深入基层。其权威塑造,通常只是依附于其所取得的权力,最多也就是再添加一点血统出身、宗教身份等诸如此类的外在认定的作料加持。但这种权威背后,人们尊崇的更多的是权力、血统、宗教认定等外在因素,而非个人本身,所以不具备个人崇拜的基础。因此,在古代社会,世俗领袖除了确实建立过实实在在的大功业(比如拿破仑、成吉思汗等),很难让人对其个人本身产生崇拜。
   而第二次工业革命后,随着电影、广播的出现和大范围普及,个人形象塑造成为可能,个人魅力能够更加直观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让人们更多的因为其个人魅力而倾倒。这种情况下,即便是普通人,只要个人包装到位,一样能蛊惑万民,而希特勒就凭借着其出色的演讲能力沾了新媒体的这个光。
   我们不妨举个例子。纳粹上台之初,德国的收音机普及率不高,一时间也没法让家家户户都很快拥有一台收音机,于是当局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下达了集体收听广播的命令,大伙在一起收听元首的极富煽动性的演讲。而等到二战开打的时候,德国收音机的普及率已经到了家家户户,即使走在大街上,街头的扬声器照样会把希特勒的声音传送到你的耳朵里,这就使得希特勒的各种演讲能够无缝地插入民间的各个角落,进而获得万众拥戴。
   
   谢选骏指出:希特勒是圣女贞德吗?想到这里,不禁想到还是英美的伟大——英国刺激并创造了贞德及其神话,而美国则刺激并创造了希特勒及其神话——正是英美法创造的《凡尔赛和约》和《雅尔塔协定》,不仅激活了“德国的圣女贞德”希特勒,而且两次把中国推向了苏联的怀抱(1919/1949)。
(2018/07/02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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