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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官场经济、战场经济,不能混为一谈

谢选骏:市场经济、官场经济、战场经济,不能混为一谈
   
   中国属于战场经济,不能用落后国家的官场经济标准去衡量它,更不能用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标准去分析它。否则,就会让人一头雾水,还是不得要领的。市场经济、官场经济、战场经济,千万不能混为一谈!
   
   

   《蔡慎坤:经济海啸正从大洋彼岸席卷而来》(2018年7月17日 转载博讯)报道:
   
   所谓掠夺式的增长,就是通过制度的陷阱,想方设法的把你辛辛苦苦赚的钱又掠夺回去。有些是悄悄地拿走,比如滥印货币、增发债券、滥发股票以及负利率;有些是公然掠夺,比如高税收、高房价、高收费以及高罚款;有些则是通过暴力手段野蛮掠夺,比如暴力征地血泪拆迁以及垄断性地抢夺占有自然矿产资源等等。
   
   中国经济虽然高速发展,但这个社会不知不觉被利益集团垄断和绑架,社会财富也不知不觉被各种利益集团掠夺和瓜分,所谓的“利益博弈”早已成为过眼云烟,中国社会呈现出来的是一番弱肉强食的光景,即没有任何规则,没有任何道德,没有任何良知,绝大多数人被排除在财富掠夺的游戏之外。高速的经济增长固然可以为蜕变了的社会涂脂抹粉,却很难说服那些被剥夺了基本权利的弱势群体。
   
   当更多弱势群体被这个时代所抛弃的时候,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础就越来越脆弱。于是,一种关于保增长保稳定的恶性循环就开始了:越是不稳定,就越要推动GDP高速增长;越要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就越要推动符合各种利益集团的政策举措;而越是推动这种政策举措,就越是造成社会巨大的贫富差距和尖锐的社会矛盾对立。
   
   英国女王的家底积攒了1000年,才3.8亿英镑。欧洲各国的实业家族经营二三百年,不过几十亿英镑。而中国的富豪们仅凭占有几座矿山囤一块地盖几幢楼甚至倒几张批文贷几笔款就可以一夜暴富甚至富可敌国。与此同时,还有成千上万数不清的人过着衣不遮体饥不择食的穷苦日子,杨改兰式的绝望家庭在中国不是孤例,从北京城驱车几个小时就可以见到大批人均年收入不到一千元的贫困家庭贫困人口。
   
   今年博鳌论坛上,哈继铭博士说:“中国的货币增长速度太快了,中国货币1月份(M2)增长14%,那么快的增长速度汇率还不贬值天下没有,按这个逻辑推下去要不了几年,中国可以把全世界的资产都买下来了,多么荒唐!所以要么货币增速下降,但是货币增速下降可能对稳增长不利,要么货币就得贬值,两者之间必须取一项。”
   
   在1990年的时候,中国的货币M2发行量是1.53万亿,截止到2018年3月,中国的货币M2发行量达到173.99万亿元 ,这意味着28年的时间,人民币的发行量增加了100多倍!自2007年1月以来,中国货币供应总量M2连续超越日本、欧洲和美国几大经济体,目前相当于欧洲和美国的两倍,日本的三倍。而中国的GDP和国民人均收入远远没有达到这个惊人的增长水平。
   
   货币超发必然导致债务猛增,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数据,到2017年年中,中国债务已经达到了GDP的256%,这不仅超过了新兴市场国家190%的整体水平,也超过了美国的250%。高盛的研究报告也披露,中国总债务占GDP的比重2017年保守估计在284%以上。
   
   央行2017年对外公开的负债表显示,截至2016年年底,中国总债务244万亿元人民币,另外还有至少1.5万亿美元外债。也就是说,截至到2016年底,中国合并债务保守估计是255万亿人民币。而2016年中国的GDP为74.4万亿,这意味着中国的负债率为GDP的342.7%。如果算上其他隐性债务,债务规模应该更为庞大数字也更为可怕!
   
   由于地方债务门类繁多,数据更不透明,地方债务实际上已经处于无序失控状态,地方财政也蕴酿着极大风险,但风险到底有多大,仍然莫衷一是。目前中国没有专门的机构和标准来统计各种债务,各地融资平台前些年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且呈现多样化、隐蔽化的趋势,导致很多资金来源和数量根本无从知晓,负债规模更是难以精确统计。
   
   正因为一部分藏在黑箱里的隐性债务是个未知数,更加剧了财经界对债务危机的担忧。尽管官方数据显示,全国政府性债务负债率低于国际相关条约规定的风控参考标准,但不少地方政府过去几年债务规模迅速膨胀,甚至早已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不少地方政府其实己经处于资不抵债的破产边缘,即使土地价格越卖越高,依然堵不住庞大的债务窟窿。
   过去10年,国企负债膨胀的速度,也远远超过利润增长的速度。过去10年,国企负债增长了395%,而利润仅仅增长了60%,这是什么概念?有人戏称,以前说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现在倒好,国企吃进去的是牛奶,挤出来的却是尿。
   
   交银国际董事总经理洪灏有一个统计,中国每年宏观形式上的利息负担(12万亿人民币左右),已经超过了每年名义GDP的增量(8-9万亿人民币)。也就是说,中国现在每年新创造出来的财富,还利息都不够了,中国经济早已经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了。
   
   中国家庭债务目前已超过40万亿!爱存钱的中国人,开始拚命举债,支撑中国庞大经济体的不是令人骄傲的实业,更不是高科技,而是一个击鼓传花的游戏——房地产业!14亿人坐拥450万亿存量房产,而净存款只有26万亿,这意味着,有史以来最大的泡沫随时会破灭,经济海啸正从大洋彼岸席卷而来,或许每个家庭或许每个人,都会感受到强烈的阵痛。
   
   从新世纪开始到现在,中国演绎了房价只涨不跌的神话,而房价暴涨的推手是土地财政,土地财政又几乎是完全照搬香港地产大佬为香港量身定制的开发模式,把财政收入跟土地出让牢牢捆绑在一起,其结果除了高价卖地培植一批超级富豪之外,坑苦害惨了高达十亿的中国人。香港的财政收入一半来自土地,如土地预付款、房产开发商上缴的税收及房产税等等。
   
   香港为数不多的几个富豪牢牢控制了整个香港的政经体制,香港富豪与港人之间的关系类似封建时代的地主与佃农,港府不过是地产富豪的马仔而已。香港这种扭曲而变态的土地政策,根源于大英帝国的殖民地政策,换而言之,在于其殖民地经验。
   
   众所周知,鸦片战争之后,香港被大英帝国租借接管。从法理上讲,香港的所有权从来不归英国所有,一直属于中国,英国只是租借而已。殖民地的本质造就了香港的殖民地土地批租政策,而殖民地政策又造就了香港的高房价与高地价。
   
   可悲的是,本该拥有土地主权的劳苦大众,在革命成功后并没有拥有土地,新政权在一番艰辛探索后,突然发现土地是无本万利的生财之道,于是照搬殖民地的成功经验,把土地出让的最长时间定为70年,这种对未来毫无信心毫无把握的土地政策,只是让地产富豪凭空崛起一夜暴富,让本该当家作主的无产阶级沦为更为悲惨的房奴,终生或在痛苦中挣扎呻吟。
   
   即便如此,香港殖民地也有40%的港人居住在港府提供的保障房中,这个比例在新加坡更高,近80%的新加坡国民住在政府提供的高标准组屋中。而主张平等均富的新政权,在初级社会主义阶段,却把数亿人的居住问题完全市场化,近些年甚至廉价征用农业用地,把一批又一批农民呼悠进城或驱赶进城,导致城市房价轮番暴涨。
   
   地方政府通过行政权力压低拿地成本,通过规划调整、土地变性,以“画大饼”和“挤牙膏”式的供地方式,从银行置换出贷款,滚动开发,如此循环往复。土地增值数十倍甚至上百的倍财富效应幻化出巨大能量,而这一切都都以巨量货币超发作为燃料,使得中国经济增长以土地货币互相循环,直接导致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大增。
   
   这些年来,野蛮强拆从逼人自婪到直接用车碾压再到直接动用各种黑恶势力,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妇女儿童大打出手!为了所谓的城市建设,为了所谓的GDP,一些地方的拆迁大军早己丧尽天良!拆迁大军也变成了“敢于直面淋漓的鲜血”的硬邦邦的机器,他们眼里只有上级的命令,没有生命的体温。
   
   野蛮强拆看上去是在加快城市化进程,拉动GDP发展谋求所谓政绩,但隐身其后的,是贪腐官员和贪婪开发商牢牢捆绑在一起的巨大利益,也是私有财产得不到尊重和保护的铁证。无论是早期的“嘉禾事件”,“宜黄自焚事件”、“巧家爆炸事件”、“钱云会事件”、“乌坎事件”,还是刚刚发生的谭嗣同祖祠被强拆,背后都有一双双贪婪的罪恶之手。
   
   野蛮强拆在各地已演变成为赤裸裸的抢劫和掠夺,在野蛮强拆面前,不知有多少民众居无定所,不知有多少人伤心绝望!人们或许还记得,八年前江西宜黄官员投书媒体为野蛮强拆做了最好的辩护,这位官员旗帜鲜明地表示:没有强拆就没有中国的城市化,没有城市化就没有“崭新的中国”,“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
   
   几乎每一个落马的腐败官员,除了持续刷新贪腐数额的纪录之外,都有众多房子的罪证一并罗列,在让人们大开眼界的同时,也让更多人黯然伤神!在全国各地房价高企的今天,千千万万老百姓一辈子的收入也买不起一套房子,而许多腐败官员却在城市里拥有不计其数的房子,这无疑给老百姓深重的无力感和挫败感。
   这些动辄坐拥几十套上百套房子的腐败官员,在现实中只不过冰山一角。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不经意间曝出374套房子,按每套100平方米计算也是37400平方米,以北京四环内不低于8万元的单价来计算,其价值就高达30多亿!知名VC人士查立曾爆料称:在北京至少有5、6千个这样的大佬,查立在《不要误读移动互联网投资》一文中写道:“当创业者告诉这个数字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
   
   今年1-5月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12.2%,其中税收收入增长15.8%,在国家大力实施减税降费在GDP艰难增长的大背景下,财政税收持续高增长绝不值得喝彩!中国目前共有19项税种,除个人所得税、消费税、增值税、营业税、印花税、契税、烟草税、关税、车船税等等,贯穿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流转税的比重占税收收入的七成以上。这意味着,民众需要缴纳的很多税,是看不到的流转税。
   
   中国税制与国外税制还有一个重要区别,就是财政收入除税收之外,还有一个几乎可以与之并驾齐驱的收入主体:包括预算内收费、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等等。把这些加起来与GDP相比较,才是真正的“宏观税负”。如果再把制度之外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还有形形色色的腐败贿赂支出以及因通货膨胀而提高的实际税率加起来,中国税负超过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
   
   高税收低福利是中国模式令世界瞩目的致胜法宝,无论是中国企业和个人对高税收都具有强大的承受能力,试想想,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也不会有如此庞大的低保人口,仅凭每月不到100美元而能够活下来。中国也不像欧洲全民享受高福利,享受高福利的人不到人口总数的5%,所谓财政压力不过是因为挥霍过度外援过多而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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