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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牧师:基督教的社会作用——第二部分


   中国近代史真相
   (基督教的社会作用)
   
   二、基督教对中国历史的作用。

   
   中国原是一个封建落后、闭关自守的国家,但也有一些比较开明的统治者,很早以前就接纳了基督教。据《燕京开教略》记载:约公元69年,罗马尼禄皇帝大规模迫害基督教,圣城耶路撒冷被毁,有很多基督教徒逃往东方。据说,耶稣十二门徒中的多玛和巴多罗买,他们曾将基督教福音传入中国。传说在明洪武年间,于江西卢陵一带出土一个铁十字架上面刻着三国孙吴赤乌年号为证,很可能在三国时代基督教就传入中国了。
   
   1、 基督教对唐朝的贡献:
   2、
   据可靠史料所记,于公元635年,即唐太宗贞观九年,基督教聂斯托利派叙利亚传教士阿罗本向东方传教,辗转经波斯(即伊朗)将福音传入中国。当时称基督教为“景教”(光明之意)。唐太宗为了发展经济,安定民生,推行文化开放政策,吸收西方文化。从而将唐代文化推向光辉灿烂顶峰。从高宗到文宗(650---841)约100多年,基本上都执行太宗的文化开放政策。使基督教在中国获得很大的发展,取得了“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业绩,在全国各地建立教堂,信徒达20余万之多。景教对社会服务,造福人群,深受群众欢迎。景教的历史在唐朝达200年左右。到唐武宗时代,因执行灭教政策,景教遭到迫害,但基督教的影响并未灭绝。
   
   3、 基督教对元朝的贡献
   4、
   13世纪初,蒙古首领铁木真崛起,建立蒙古汉国。1271年定国号为元。元朝时代执行宗教开放政策。蒙古人称基督教的景教或天主教为“也里可温”是蒙古语的译音,即“有福缘的人”之意。蒙古民族接受了基督教,忽必烈和列兀的母亲是景教徒,成吉思汗部下的大将镇海和他的儿子都信奉景教。据《至顺镇江志》和《马可•波罗行记》记载:全国各地都有景教寺(礼拜堂)和景教徒。朝廷为保护宗教事务,信仰自由,特设置秩二品的“崇福司”。保护也里可温的发展机构。
   
   元世祖忽必烈时期,意大利威尼斯商人波罗一家搭起元朝与罗马教皇之间的桥梁。波罗一家三兄弟到东方经商,于1265年来到蒙京城大都。忽必烈了解西方情况,萌发了与西方沟通的愿望,要求教皇派100名学者和传教士到中国进行文化交流。后来波罗兄弟带15岁的儿子马可波罗和传教士,于1275年,来到中国大都,受到忽必烈的厚待。马可波罗在中国生活17年,曾做过元朝的官,并游历中国许多地方,记录了《马可•波罗行记》,成为欧洲中古时代和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名著。
   
   1289年,教皇尼古拉二世派意大利天主教方济各会士约翰孟德高维诺来东方传教。1294年到大都,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欢迎,允许他在大都传教。孟德高维诺在中国使信仰景教的汪古部首领高唐王阔里吉斯改宗天主教及其部属均改宗天主教。孟德高维诺在中国工作了30多年后,在大都去世,享年81岁,他在中国发展了天主教传教事业。
   
   1336年,元顺帝派使团访问罗马教廷,要求教皇派遣继任主教。1342年,教皇派马利诺里来元大都,受到元顺帝欢迎。中西文化交流宗教信仰自由,是外交互利互惠的正常活动,并非文化侵略。
   
   3、基督教对明朝的贡献:
   
   1368年,以朱元璋为首的起义军推翻了元朝的统治,建立了明朝帝国。明代建国之初,由于政治需要采取门户关闭政策,基督教传教士工作在中国沉寂了200多年。
   
   当明王朝闭关禁教时期,欧洲天主教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罗马帝国统治者与教皇执行政教合一的政策,严重危害基督教传教事业。政教合一导致教会腐败,基督教成为政治工具,冲淡了“因信称义”的基本信仰。他们设立“赎罪券”制,凭购赎罪券可以得救;又设立“宗教裁判所”成为文化科学发展的障碍,杀害科学家,哥白尼、布鲁诺等人遭到迫害,使基督教名存实亡。
   
   1517年,在德国兴起神学家马丁路德,反对罗马教皇推行的赎罪券等封建腐败制度,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运动。创立了基督教新教的历史先河,称基督教为更正教派。与此同时兴起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使西欧文化在科学、文学、政治、经济、航海等方面,得到飞速发展。文艺复兴运动成为世界文化新的里程碑。
   
   文艺复兴之后,开辟“新航路”为罗马天主教大规模进行海外布道提供条件,欧洲传教士乘坐贸易船只纷纷东来。16世纪中叶,他们开始敲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
   
   1493年,葡萄牙传教士从欧洲经海路到东方传教,先到印度果阿再进入亚洲各地。初期的传教士们面对壁垒森严的明代海禁政策,无不一筹莫展。传教士范礼安曾面对中国界石发出沉痛的叹息说:“盘石呀,盘石!什么时候才能裂开呢!”
   
   耶稣会传教士们经过多年周折努力,1579年,传教士罗明坚去广州向中国当局申请在广州居留,获准。经总督郭应聘同意,罗明坚与利玛窦在肇庆开始传教工作。1585年,两广总督郭应聘与罗明坚交往甚密,遂准在肇庆建教堂,肇庆官绅纷纷前来参观,受到罗明坚与利玛窦热情接待。并向他们介绍西方科学知识,宣讲天主教教理。1586年,罗明坚随肇庆知府郑一麟到浙江绍兴,为原肇庆知府王泮的父亲施洗。传教事业逐渐打开局面。
   
   利玛窦的贡献:利玛窦(1552-1610年)意大利人,耶稣会传教士,曾在罗马学院学习数学、几何学、天文学、地理学、行星原理、透视学、天文仪器、星盘、钟表、修辞学、哲学等知识。1582年到澳门,开始学习中国语言、文字,了解中国风土人情和国家政治。
   
   利玛窦在肇庆,首先努力学习研究中国社会情况;然后面向社会人士介绍西方科学知识;并且完全改变西方生活方式,在起居、饮食、礼节等方面力求中国化,甚至改为和尚装束,自称“西僧”。利玛窦学识渊博,很受总督郭应聘与知府王泮的器重,为肇庆绅士接纳,交游甚广。利玛窦利用自己的图书室,向人们展示他所绘制的《山海舆地全图》,即世界地图以及各种天文仪器,吸引人们参观,以建立感情,扩大影响。
   
   1589年,利玛窦到韶州,在同知吕良佐帮助下,建筑住宅和一所礼拜堂。1591年,利玛窦游南雄,结识了同知王玉沙,二人深相契合,互为知己。利玛窦广交朋友,在韶州又遇到瞿太素,其人出身于江苏常熟世家,家学渊博,他在利玛窦的影响下学习了西方科学、天文学、数学、几何学、力学等,同时教利玛窦研读《四书》、《五经》作拉丁文释义及注释。二人互学大有长进,瞿太素向利玛窦介绍在中国社会中儒生才是最受尊敬的人,建议他易僧装,穿儒服,留须蓄发,改称“西儒”,以提高社会地位。利玛窦接受瞿的建议,成为他在中国活动的一个转折。
   
   1594年,利玛窦决意北上,因无人保护未遂,不得已从南京回到南昌,受到江西巡抚陆仲鹤的款待。因而得见建安王朱多“节”(火+節,此字不可考),并向他赠送时钟、 天文仪器、世界地图等礼物,建安王对利玛窦说:“凡有德行之人,吾未尝不交且敬之,西邦为道义之乡,愿闻其交友之道。”于是利玛窦在南昌传教三年之久,1596年被任命为耶稣会会长。
   
   1600年5月18日,利玛窦偕庞迪我、钟鸣仁、游文辉进京,几经周折由太监将利玛窦的奏疏和贡物进呈神宗皇帝(奏疏和贡物从略),神宗皇帝见了利玛窦的奏疏和贡物十分高兴,由太监传下口谕:“钦赐大西洋利玛窦等安居顺天府,禁绝一切遣回南方和大西洋之言。钦此。”从此,利玛窦正式公开定居北京开始传教的同时,也向中国介绍欧洲科学成就,对中国的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及语言、美术、音乐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利玛窦广交公卿士大夫名流活动的同时,也与社会平民百姓交往,顺利地开展传教事工。
   
   1605年在徐光启帮助下在宣武门内购地建立教堂,即著名的“北京南堂”。利玛窦因劳成疾,于1610年5月病殁,年仅57岁。利玛窦死后蒙神宗皇帝下旨赐墓地,即阜城门外二里沟滕公栅栏至今。(以上资料引自《中国基督教史略》)。
   
   利玛窦在文化科技方面对中国的贡献,已经载入史册。“为迎接21世纪,中国在北京建“中华世纪坛”。在坛内中央大厅圆形环绕的浮雕墙上,歌颂中华五千年历史发展的成就。从中国古代孔子到近代政治家孙中山等,许多历史重要人物。令人吃惊在人物中有一位西方人的面孔,他就是天主教神甫学者利玛窦。在他身后有“万国全图”即世界地图,这是他在1602年在北京亲自绘制的作品”。
   
   当今政府对基督教在文化科学的贡献予以承认,令人不可思议。(引自《先贤之信》)。
   
   4,基督教对清朝的贡献
   
   汤若望(1591-1666),德意志人,1622年来华传教。1644年5月,清兵在明降将吴三桂的引导下,长驱入关,占领北京后,将内城划为居住区,下令内城区民三日内全部迁出城外,当时汤若望等传教士及其座堂在宣武门内,本应按令迁出。汤若望向清摄政王多尔衮呈交奏折请求留在内城。
   
   摄政王早就知道西方传教士协助明朝廷修历造炮的贡献。如今统治中国,百废待举,正是用人之际,于是破格传谕:“恩准西士汤若望等人安居天主堂。各旗兵弁等人毋许闯入滋扰。”这样,天主教从一开始就与清王朝建立了良好关系。
   
   不久,汤若望奉命入觐,摄政王多尔衮向汤若望询问了重修历法之事。摄政王特批示:“旧历岁久差讹,建立西方新历法。”汤若望向朝廷呈现了自制浑天星球一架,地平日晷,窥远镜各一具,与地屏图一幅,并建议将诸方节气及太阳出入昼夜时刻加于历册篇首。同年,礼部奏请颁历,摄政王批示:“自顺治二年始即用新历,颁行天下。”为了使旧历监接新历法,摄政王下令钦天监推算日食的详情,特派大学士冯铨登观象台验看结果,旧法推算的情况不符,而汤若望推算情况准确。于是摄政王下令汤若望接管钦天监工作。于11月汤若望奉旨接受钦天监印信出任钦天监监正。
   
   顺治三年(1646年)因汤若望治历有功奉旨“加太常寺少卿衔。”
   
   顺治七年(1650年)钦赐汤若望在宣武门内原利玛窦所建天主堂房地基一块。孝庄文太后颁赐银两,众亲王官绅等亦有捐助。汤若望遂在那里建造一座颇具规模的天主堂,命名为“圣母无染原罪堂”即今北京南堂。建堂后,汤若望撰写了《都门建堂碑记》立堂内至今。(碑文从略)。
   
   顺治八年(1651年),多尔衮去世,顺治亲政,对汤若望治历有功深加褒奖。于八月封汤若望为通议大夫,并谥其父、祖父为通奉大夫,其母、祖母为二品夫人。
   
   顺治九年(1652年)钦赐匾额一块,御笔亲书:“钦崇天道”四个大字。
   
   顺治十年(1653年)三月赐汤若望“通玄法师”称号。(上谕文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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