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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宇宙及大脑及精神的终极奥秘
《宇宙与精神的终极》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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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崇拜效法英雄就会具有英雄精神
·效法耶稣甘愿受苦才会具有基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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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一个人都具有灵与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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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必须肉身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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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基督教(新教)传入中国二百周年(1807-2007)

   
   纪念基督教(新教)传入中国二百周年(1807-2007)
   
   耶稣说:一颗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12:24)
   


   基督教传入中国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公元635年,唐太宗贞观九年,基督教以“大秦景教”首先传入中国。唐太宗是一位开明的君主,为了安抚外族,发展经济,安定民生,推行文化开放政策。引进吸收西方邻国的文化,从而将唐文化推向光辉灿烂的顶峰。当时,波斯基督教聂斯托利派的传教士阿罗本长途跋涉来到唐朝首都长安,受到唐太宗的隆重欢迎,允许在中国传教。
   
   阿罗本是第一位来华的传教士。他称基督教为“大秦景教”。“景”者光明也。传教士在中国传福音、为社会服务造福人群,深受群众欢迎。景教的福音在唐朝发展约100多年。取得“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业绩。在中国各省市教堂林立,信徒多达数十万。
   
   二、在明末清初,天主教在中国开始新的发展。以利玛窦、汤若望和南怀仁三位著名传教士,他们在中国传教的同时,向中国介绍了欧洲的先进文化,有天文学、数学、地理及语言、美术、音乐,对我国产生了深刻影响。受到中国帝王的褒奖。利玛窦绘制的世界地图《山海与地全图》至今保存在中华世纪坛大厅内的名人浮雕墙上。传教士为中国培养三位著名的科学家: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他们称为天主教“三大柱石”。汤若望,南怀仁为中国造炮修历,他们先后被皇帝任命“钦天监”官职,为中国建造天文仪器,至今仍保存在建国门天象台上。他们对中国的文化科学技术贡献深受皇帝嘉奖。康熙赐地建教堂,为西什库教堂亲书“万有真原”匾额及对联和赋诗多首,至今仍高悬在北京西什库教堂内。后来康熙已成为虔诚的天主教徒。
   
   三、1807年基督教(新教)开始传入中国。英国伦敦布道会传教士马礼逊是第一位敲开中国福音大门的先驱者。他从1807年进入中国至今已二百年。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有中国学者建议届时应当举行庆祝活动,却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基督教“三自两会”某些人拒绝了,岂不匪夷所思!
   
   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1922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起一场全国性“反基督教运动”,长达六年之久。于是基督教便被打成“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和“帝国主义的别动队”等罪名,解放后这个罪名仍在继续。共产党对教会工作人员进行反帝教育,硬说马礼逊是来中国贩卖鸦片的帝国主义分子。众所周知,中国近代史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马礼逊(1782-1834)是在鸦片战争之前进入中国的,他在中国传教仅20多年。1834年在广州病逝。他和鸦片战争没有任何关系。怎能成为贩卖鸦片的帝国主义分子?这是篡改历史真相,对传教士的诬陷。
   
   马礼逊进入中国当时由于清政府严禁传教,又受到英国东印度公司刁难,马礼逊的工作受到多方面的阻拦。他到中国后,首先克服学习中文的困难,致力于翻译圣经工作。经过六年的努力,《新约圣经》中文译本于1813年在广州问世。
   
   他勤劳工作七年,才有一个人信主。蔡高是中国第一个基督徒。又继续努力经过25年共有十个人信主。可见当时传福音是何等困难。
   
   1815年他参阅大量中文图书资料编写了《华英字典》。这部汉文字典对中西文化交流发挥了积极作用。
   
   1819年传教士米怜来华协助工作一同翻译《旧约全书》取名《神天圣书》,于是《新旧约全书》完整的介绍到中国,为传福音创造了有利条件。马礼逊于米怜在马六甲主办《察世俗每月统计传》,这是第一份中文刊物,为中国近代报业创了先河。此外,他还倡导西方学者对汉学进行研究,在华25年先后出版英文书籍21种之多,其中有12种涉及中国语言、文化、历史等,由他倡导或支持的《印支搜闻》、《广东记录报》、《中华丛报》都是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期刊。1823年马礼逊回国度假,曾带回中国图书1万册。马礼逊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贡献是应该予以高度评价的。
   
   1834年,宣教医师伯驾到达广州,开设博济医院,这是中国第一家西医院。1838年成立“在华医药传道会”向中国介绍西方医学,开始中国近代医学的建设和发展。
   
   1839年,美国传教士布朗夫妇在澳门创办了“马礼逊纪念学校”,还为中国开办第一批留学生,如政治改良家容闳和名医黄宽,都毕业于该校。中国近代留学运动是由早期传教士开始的。1842年,英国女传教士来中国创办女子学校,倡导推行女子受教育权也是从基督教首开其端。
   
   综观自唐朝开始基督教传入中国一千多年的历史,传教士传播西方文化,对中国的社会发展影响是无法否定的历史。马礼逊在中国传教为中国按立第一位牧师梁发。他所编写的《劝世良言》,使洪秀全成为“太平天国”的革命领袖。满清末期的“洋务运动”、“辛亥革命”,特别是孙中山发起的“辛亥革命”都离不开基督教的影响,“兴中会”的成员都是基督徒。第一位为中华民主革命流血献身的陆皓东,是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同是虔诚的基督徒,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牧师,对辛亥革命的贡献极大。基督教对中国革命影响功不可没。为什么中国近代史对基督教的作用只字不提?相反却把基督教说成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是“历史的反革命”来大肆宣传,岂不昭然若揭吗?
   
   更不可思议的是1900年慈禧亲自发起“扶清灭洋”的“义和团”,杀害传教士和基督徒,引起八国联军进北京,最后被迫签订《辛丑条约》,成为中国最大的耻辱。中国近代史却对祸国殃民的义和团大肆赞扬,称为“农民革命运动”,视为反帝的功勋。(参《现代汉语词典》1369页)历史岂能篡改?2006年1月16日,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在《中国青年报》发表《现代化与中国教科书》一文说:“中国教科书必须修改,我们有责任将历史真相告诉我们的青少年,让他们永世不忘,就是帮助他们成为现代公民的必由之路……,不能让偏见伴随终生而误入歧途。从鸦片战争到文化大革命近代史150多年已经过去了。中国人民所经历的灾难根源主要是“吃狼奶”,没有正确的历史观。中国人民当有正确的心志正视历史真相,不能让青少年继续“吃狼奶”,服假药……“。论到祸国殃民的”义和团”他说:“1900年5月28日从涿州至琉璃河长辛店100公里,沿途铁道车站桥梁居所洋房等均被拳匪焚毁。义和团滥杀无辜,烧杀抢掠,野蛮残忍。对义和团的罪行,近代史不但不予谴责,反而说义和团抵抗侵略有功。义和团肆意摧毁现代文明在前,八国联军进北京在后,这个次序是历史事实,不能篡改……”。
   
   当前社会舆论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传教士来中国传教的重要意义,在媒体上看到不少学者为传教士“平反”,认为传教士绝大多数是好人,对中国的文化科学等方面有极大的贡献。
   
   最近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杜光教授通过韩国23名志愿服务人员(基督徒)被阿富汗的塔利班分子绑架杀害的国际事件,他提出:“基督教新教精神值得称颂。”他说:“几百年来,基督教许多传教士和志愿者,在全世界留下了足迹,基督教的福音传遍了全世界每个角落。我们过去片面强调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抹杀传教士的奉献、自我牺牲的精神,是很不应该的,这是长期反帝教育的结果。”杜光教授还引用前中央党校教育部长杨献珍说:“对外国传教士不能光说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有的传教士做了许多好事,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当时陈伯达是党校的副院长,陈伯达说:“我们共产党员应当学习传教士的那种乐于奉献、自我牺牲的精神”(参阅《歌颂基督教的共产党人》)。
   
   世界上凡是有人的团体,没有是绝对纯洁无暇的。耶稣十二个门徒中还有一个卖主的犹大。耶稣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太7:15-16)。我们并不否认教会中可能有披着宗教外衣的坏人,如假先知、假牧师、假信徒和“吃教的”等等,但不可因此就诬陷基督教。社会中哪个团体没有坏人?找出几个汉奸、特务、卖国贼并不难。当今社会腐败成风,从最高的高级领导到一般党员干坏事的还少吗?
   
   袁伟时教授说:“我们经常指责日本教科书美化战犯,否认侵略历史。日本企图恢复军国主义思想,应当成为中国的借鉴。我们国家应当对历史反思,更不可篡改历史,毒害下一代青少年。”
   
   改革开放运动接近30年,国家领导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等政策,还提出“共产党是对历史负责的”,我们基督徒深切希望政府早日正视中国近代历史的真相,为基督教平反是有利于中国现代化的建设。基督教的历史证明,无论来自任何时代对基督教的迫害、屠杀、诬陷都是无损于基督教的发展。耶稣说:“教会是建立在基督的磐石上,无论是雨淋、水冲、风吹,教会永不倒塌。”(太7:15)“因为阴间的权势不能战胜他”(太16:18)(“阴间的权势”是指一切邪恶的权势)。
   
   李克2007年11月
(2018/07/06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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