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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之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的人生之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李克(男)祖籍山东,1923年6月1日出生(现年90岁)生于辽宁省法库县赵贝堡村。这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地区。
   

   现住北京市东城区安外东河沿甲2楼6门201号(邮编100011)。电话:64257679。
   
   家庭出身:父亲李凤阁(农民),我一岁多父亲即因病早逝,母亲赵玉贞生二子,成为孤儿寡母,相依为命。
   
   1931年在家乡信主,全家蒙恩得救,成为神的儿女。在童年因家境贫困,我与哥哥李子仁,在小学之后,仅十几岁就进城学徒,我哥哥是印刷工人,我14岁到新京(长春)生活学习,在日本雕刻屋文古堂,学习雕刻、书法、设计等文化技术,三年之后,成为一名出色的雕刻技师。
   
   我们虽然生活在日本侵略时期的伪满洲国,在社会生活相对安定,与日本师傅同吃同住,没有受到政治压力,没有户口的管制,没有饥饿现象,还可以发家致富。
   
   我在长春青年时代,因雕刻技术精湛,在行业中以工资高低成为竞争对象,我的文化技术经济生活不断提高,逐渐摆脱了贫穷落后的面貌。
   
   我20岁结婚,妻子郭文霞,我们有共同的信仰,是青梅竹马的关系,她在长春教会学校毕业,又进入女施医院学习专业,成为妇产科大夫,她是神特别为我预备的贤妻良母,我们共同相濡以沫,白头偕老,建立幸福美好的家庭。
   
   如今我们已有80多年的婚龄,“因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神也特别应许说:“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出22:22)。我从童年进入青年,经历了神奇妙的恩典。哈利路亚!荣耀归神!
   
   我在青年时代酷爱音乐,在文化知识方面不断学习,广交社会音乐方面的朋友,学习器乐,组成小乐队。感谢神!我邂逅认识了东北著名小提琴教授陈其芬老师,后来他成为我音乐世家的导师,陈老师主动教我小提琴,他还推荐我考入东北鲁艺音乐系,但因当时国内战争,未能如愿。
   
   1944年我在长春成立了同文雕刻及音乐艺术社,我从事雕刻业务,陈老师负责音乐指导。我收藏许多乐器和唱片、乐谱等专业图书,希望在音乐艺术有所发展。
   
   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教会的工作不断发展,我经常参加教会礼拜、查经班、唱诗班,担任独唱和小提琴演奏等活动。逐渐成为教会热心信徒被吕牧师推荐我为教会执事。在一次奋兴聚会,我被圣灵感动,决心奉献走传福音的道路。经吕仲岩牧师推荐考入北平的神学院。东北解放战争已进入最后阶段,八路军破坏交通,不能去北平入学。
   
   1948年长春被解放军围困,已成为死亡之城,市民都纷纷逃难,教会由吕牧师组成几辆马车,在神的引导下,经过长途跋涉,走了11天,于3月5日到达沈阳,我们按原来的许愿,如平安到达沈阳,我们即将马车出卖完全奉献给教会。但下一段去北平,仍没有交通怎么办?我们相信神必给我开通达的道路,感谢神!在我们想不到的情况下,神为我们预备了路费,乘美国陈纳德的运输飞机于4月15日安达北平。因我是带妻儿进入北平,在入学之前,经历了许多生活困难。“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虽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
   
   我24岁进入北平美国创办的远东宣教会圣经神学院,我是一个具有文化特长的学生,有一技之长,能篆刻和书法,能写能画及音乐特长。我在学院组织唱诗班、指挥、独唱和小提琴演奏,教音乐知识,俨然成了音乐教师,受到学院中外教师的称赞。神曾应许说:“我若遵行神的律法,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申28:14)。我在学院负责学生部长,院长吴智(美籍)根据我的音乐水平主动将他女儿的小提琴拿出来(在逃离长春时一无所有)为我使用,在礼拜时和吴师母(美籍)钢琴合奏赞美诗。院方重视我的特长,他们关心我的生活。主动破例将我的小家接到学院,安排了工作和生活,解决了我的后顾之忧。
   
   感谢神!我绝非自我吹捧,而是为主作见证。哈利路亚,荣耀归神!
   
   1951年我已27岁,神学毕业后,吕仲岩牧师是我的恩师,所以我很顺利到缸瓦市教会与吕牧师同工,学习。使我成为一名教会正式的传道人。
   
   1949年解放后,全国开始进入新的历史时期,1951年外国传教士全部撤走,教会的前途如何?全国信徒都在忧心忡忡,教会工作开始低落,很难维持现状。
   
   1950年5月,周恩来对基督教重申,“1922年反基大同盟是对教会作的坏事,进行清算”。他强调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共产党为了消灭基督教首先建立“三自革新运动”,然后对基督教进行思想改造运动,由政府干部直接领导,于1952年8月先后进行了三次学习班,针对亲美崇美,反苏反共思想,揭露教会和个人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每人经过政治审查,学习过关。
   
   教会经过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等历次运动,1957年开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集中学习,政府确定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全体教牧人员成为剥削阶级,没收教会的房产,在学习中有四分之一的教牧人员被打成右派、反革命。1958年7月15日,全体教牧人员下放农场等地进行劳动改造,结束了北京基督教原来的基础,政府为了政治需要只保留东西南北四个堂,我因积极推行三自运动,被保留在西城缸瓦市堂工作。这是神对我特别的保守,我若不拥护三自,早就被打成右派反革命了,还有今天吗?
   
   1956年8月,北京基督教正式成立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我因受到领导的信任,被纳入三自委员会的常委,又被派为青年事工组的主要负责人,为了与王明道争夺基督教青年工作,几次举行冬夏令青年聚会。肃反运动之后,在市青年联合会的干部授意下,我以基督教青年事工会主席的名义,于1957年3月15日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我的三点意见”,目的是争取在肃反中受打击的基督徒青年。这是政府的政治策略,权宜之计。
   
   1958年之前,我被派到真理学院教文化课,我向学生讲中国近代史,讲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我在推行三自运动时犯了许多错误,忆往事甚感羞愧内疚。
   
   
   经过1958年社会主义教育,我们都被打成剥削阶级,政府开始降低了我们的生活标准,原来在教会的工资50元含房租水电,既是剥削阶级,我们开始缴纳房租水电,每月约20元。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从剥削阶级又升为牛鬼蛇神,每月的生活费只发12元。
   
   1966年8月开始文化大革命,我已42岁,全国人民都陷入极大的灾难之中。毛主席“8.18”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号召破四旧,社会开始大乱。
   
   那天是礼拜日,我估计将大难临头,我按习惯每天带孩子出去游泳,下午二时我回到教会,见院里一片狼藉,因红卫兵砸教会的风波刚过,据说主要是教会院内的居民一些孩子带来的红卫兵砸教堂,院内充满了围观的群众,他们砸了教会的牌子焚烧圣经等,有人高喊揪出“教主李克”,非常奇妙此时李克不在,这岂不是神的保守,使我免遭皮肉之苦。我回来不多时,院内的孩子们马上将我拉到办公室进行批斗,叫我交代在教会中的罪行。
   
   当天下午我刚到三自会,后来跟踪的几个红卫兵马上进来,将所有在场的人员集中起来,进行批斗,将每个人编成号,砸了三自会的牌子,奉献箱等,命令每人交代问题,一直批斗到夜里两点,才放我们回家。
   
   第二天是礼拜一,是全体教牧人员学习的日子,此时已有东城24中学红卫兵开始砸东城米市大街的教会和三自会,文化大革命消灭基督教就此拉开了序幕,详细情况请看文选内容,暂不赘述。
   
   1967年红卫兵撤走之后,由三自干部王毓华、要士景等人领导组成玩具加工组进行劳动,我负责蹬三轮拉货送货,是主要的劳动力。
   
   1968年重大的灾难连续不断,全家面临妻离子散的痛苦,11月民政局下令全体宗教人员下放到西北旺基督教墓地劳动改造,妻子郭文霞下放医疗队,大儿子李恩博去山西大同插队,1969年10月大女儿李诗年仅16岁,即下放东北黑龙江军垦劳动,下放之前,全家含泪照一个全家福留念,当时的生活贫困交加,在北京站送别大女儿时,她佯作微笑与父母告别,很多亲人都在流泪。家里只有老奶奶带着李刚和小宁艰苦的生活,我在西北旺劳动暗中哭喊,求神怜悯我的两个孩子吧!感谢神,因他们两人都具有音乐特长,参加文艺宣传队,减轻了体力劳动。
   
   我在西北旺劳动,强度极大,平坟掘墓,“五一”之后,就下水平地,左小腿病变疼痛患骨髓炎,在北医三院做大手术,1972年因病结束了西北旺的劳动。
   
   1977年,天主教负责人田宠仁青睐我的才华,特邀请我到南堂工作,与傅铁山主教等神父管理南堂工作,后来政府认为基督教的人员在天主教工作,影响不利,约一年即被调走。
   
   1979年,我和几位同工又调到雍和宫,我负责财务工作。
   
   1979年,教会重新开放,我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第二次奉献蒙召,耶稣说:“谁是忠心有见识仆人,为主所派管理神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太24:24-45)。我特别蒙神保守,“神特别拣选世上愚拙的、软弱的、卑贱的、被厌恶的和无用的,要废掉那些有用的,使那些人在神面前,不能自夸……”(林前1:27-31)。我是教会最愚拙的人。
   
   1980年政府准备恢复缸瓦市教会,由祁廷铎和邵凤元进行筹备,政府企图将李克排除教会之外,我发现之后,立即向政府提出抗议,我从1951年至文化大革命一直是缸瓦市教会正式工作人员,又是家住在教会院内。你们为什么将我排除教会之外?政府干部无言可答,他们又策划将我住房迁出教会之外。我要求住三居楼房,另外为我儿子分配住房,他们无奈满足了我要求,并在缸瓦市教会恢复了我的工作。
   
   1981年4月,我和石泽生被按立牧师圣职,缸瓦市教会以祁廷铎为主任牧师,因我住在教会院内,多年来许多工作都由我安排管理,我主动建立查经班、唱诗班和义工培训班,我要按主的吩咐建立一个文化型有生命独立自主的教会。杨毓东牧师落实政策回到缸瓦市教会工作,1984年恢复圣职,按立为牧师。
   
   杨牧师回到教会工作,因我们二人思想观点一致,我们要共同建立一个有文化型和独立自主的教会,我们可利用教会合法的地位,抵制三自会的统治管理,所以我劝告他不要和三自会的决议硬顶,退居二线不影响工作。
   
   1988年5月为了争取教会的合法权益,我和杨牧师等人公开发起与政府和三自干部对话要求取消三自,引起轩然大波,导致我清查三自会的财物,开除三自会计负责人,已载入史册。
   
   1988年12月,丁光训也提出《理顺我们的关系》主要是理顺教会独立自主的合法权益。后来因国际形势剧变和1989年天安门事件,共产党又恢复了极左路线。(请看三自运动60年的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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