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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牧师:基督教的社会作用——第三部分

   李克牧师:基督教的社会作用——第三部分
   
   
   中国近代史真相
   (基督教的社会作用)


   
   
   三,罗马教皇礼仪禁令,破坏传教事业:
   
   18世纪初,中国“祀孔祭祖”的传统礼仪,受到罗马教皇的质疑。他们认为“祀孔祭祖”违反圣经中的“十条诫命”,有“崇拜偶像”之嫌。因此在教内引起争议。传教士们将礼仪之争上报罗马教皇。经教廷商议于1707年2月,罗马教皇克雷芒十一世向在华全体传教士公布禁令,反对中国“祀孔祭祖”的传统礼仪。康熙皇帝得知后,大为震怒。引发罗马教皇与中国皇帝对抗。罗马教皇的禁令,破坏了天主教在华的传教事业。成为中国天主教历史中的重大事件。对传教工作当引以为鉴。
   
   在圣经《出埃及记》20:3-5中“十条诫命”规定:“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以“偶像”取代神的地位(参《诗篇》115:4-9)。但“祀孔祭祖”是中华民族两千多年传统美德, 不可与“拜偶像”相提并论。对不同的国家民族风俗习惯应当受到尊重。祀孔祭祖与拜偶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当初,利玛窦在中国传教,为了便于传教,努力了解中国社会风俗习惯。他完全改变西方的生活方式,在起居饮食、礼节等方面力求中国化。对中国传统礼仪“祀孔祭祖”问题,他认为祀孔是中国人对“至圣先师”表示崇敬;祭祖则是对祖先表示孝思。“祀孔祭祖”之礼当由信徒自便。
   
   1700年11月,耶稣会士联名上疏向康熙帝请教礼仪问题。康熙指出:“祀孔祭祖系中国传统习俗,不含宗教礼仪,供神祖乃是人子思念父母养育……圣人以五常有行之大道,君臣父子大伦垂教万世,使人亲上事长之大道,此至圣先师之所应尊应敬也。”12月耶稣会士李明将康熙的答复呈送罗马,作为对祀孔祭祖礼仪性的正式界定。
   
   1704年,罗马教皇正式发布关于中国礼仪的禁令。特派铎罗主教访问中国,希望中国当局理解教廷的法令。康熙对铎罗主教以礼相待,向铎罗主教说明中国礼仪的重要意义。康熙明确指出:在中国管理宗教事务的人必须是久居中国熟知中国社会情况的人。康熙对那些不了解中国国情,对中国礼仪妄加批评的人感到不快。
   
   1706年,康熙再次接见铎罗主教明确表示:“我们中国朝野上下敬拜孔子已有两千年。西洋传教士利玛窦来中国传教受到皇帝保护,他忠于公务,恪守法令,遵从中国礼仪。今后反对中国祀孔祭祖礼仪的西洋传教士休想在中国居住。我认为中国人从古代开始敬拜“天”和“天主教的天”是一致的。因此,祀孔祭祖与天主教的教理并不抵触。天主教的圣经与中国的经书也有许多相同之处……”。
   
   1707年2月,铎罗主教在南京以公函方式擅自向在华传教士公布了罗马教皇的禁令。康熙得知后大为震怒,立即下诏:
   
   第一, 罗马教皇无权干涉中国内政事务;
   
   第二,将铎罗押解到澳门拘禁;
   
   第三,悉数驱逐颜珰一行在浙江的传教士;(“悉数”乃全部之意)
   
   
   第四,悉数拘禁在四川的传教士;
   
   第五,愿在中国传教的传教士,必须向内务府申请“印票”(在华永居证),在印票上填写姓名、年龄、来华日期等内容。印票只发给签名遵守利玛窦传教规矩的人。无印票的传教士一律驱逐出境。
   
   康熙命令执行后,在华的西洋传教士,凡拒领印票者,均被迫离开中国。一部分以传教为重的传教士,按章领取印票,并签名保证遵守利玛窦的传教规矩,可继续在华传教。
   
   这样一来,中国地方官员反对天主教的活动又开始抬头了。一些反教官员趁机上疏奏称:“天主教在各省设堂,召集匪类,此辈居心叵测……”。这是一切反教者的诬陷,不足为奇。
   
   康熙对罗马教皇的禁令反击之后,罗马教皇又派嘉乐主教来华进行调解。1720年9月,嘉乐一行到达北京。康熙不予召见,且下令逐客,并传旨:“尔教王条约(禁令)与中国大理相背谬,教王表章,朕亦不览。西洋人在中国不得行教,朕必严行禁止……”。嘉乐只好用书文提出要求:“希望在中国的传教士和信徒自由遵守教皇的命令。希望准许嘉乐在华管理传教工作。”康熙遂即派员答复嘉乐:尔教王条约既与中国道理大相悖谬。天主教在中国行不得,务必禁止,教既不行,传教士在中国亦属无用,尔俱带回西洋。尔教王条约只可禁止西洋人,中国人非尔教王所可禁止……嘉乐见康熙批示后,得知事态已无回旋之地。便与耶稣会士商议。他们担心几十年艰辛传教成果将毁于一旦。建议嘉乐采取变通办法,适当让步。经过协商,嘉乐提出八项准许的策略。“准许信徒参加非宗教的祀孔仪式,准许信徒参加祭祖,可对亡者面前行礼,烧香上供等悼念仪式”。康熙见了仍不满意。嘉乐此行既没有解决康熙与罗马教皇的对立,也没有解决教内礼仪之争的矛盾。嘉乐无果而返罗马。
   
   罗马教皇若知现今何必当初?这场礼仪的禁令,伤害了中国人民自尊的感情,使亲者痛,仇者快,为反教者制造借口。给中国传教事业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将一度兴旺的传教事业,坠入低谷。
   
   这场礼仪之争,历经200年左右,罗马教皇庇护十二世为了挽救濒临消失的中国天主教,于1939年12月8日,要求教廷礼信部撤锁有关禁止中国礼仪的法令。于1942年,终于解除中国祀孔祭祖的法令。
   
   祀孔祭祖禁令的影响在教会中至今并未消除。很多信徒仍不敢纪念祖先,不敢向亡者鞠躬行礼。见庙宇不敢进,旅游时见庙宇不敢照相,误认“偶像”有灵气。甚至有人认为在室内挂耶稣的画像,也是犯“崇拜偶像”之罪。信徒务要扬弃无知的遗传,提高神学信仰素质。因为“偶像算不得什么”(“林前”8:4)
   
   中世纪罗马天主教,原是政教合一的封建制度。被称为基督教黑暗时期。他们用愚昧无知神学思想,使神的真理暗昧不明。(《约伯记》38:2节)他们贬低人性,崇尚苦修,禁止嫁娶和禁戒食物,听从引诱人的邪灵和魔鬼的道理。(参《提前》4:1-3)在中世纪,创立购买“赎罪券”制度,否定因信称义之道;设立“宗教裁判所”杀害科学家。已成为文化艺术、科学发展的障碍。16世纪欧洲兴起文艺复兴运动,经过宗教改革,扬弃中世纪罗马教皇落后的神学思想,恢复了基督教历史的原貌。
   
   康熙为了维护国家民族的尊严,抵制罗马教廷的禁令,无可非议。康熙说:“祀孔祭祖同天主教的教理并不抵触;天主教的《圣经》与中国的经书有许多相同之处……”康熙对耶稣会士苏霖、巴多明等人说:“尔等放心,并非禁天主教。惟禁不曾领印票的西洋人,与有印票之人无关。若有地方官员一概禁止,可再来启奏。”我们应当完全拥护支持康熙与利马窦对礼仪问题的观点。
   
   但很不幸,反教者趁机开始抬头。自罗马教廷礼仪禁令事件之后,延续雍正、乾隆、嘉庆三朝均执行禁教政策,长达100多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当以史为鉴。
   
   雍正朝的禁教政策:1723年雍正继位后,下诏严厉禁教。浙闽总督疏奏:“西洋人在各省起盖天主堂,潜往行教,人心渐被煽惑毫无裨益……”要求将传教士驱逐境外。两广总督也疏奏:“不准西洋人各处来往行教诵经,将各府天主堂改为公所,素日误入其教者,俱令改易……”雍正则准各省总督所请。各地方官员见雍正禁教态度坚决,便纷纷采取反教行动。浙江总督将天主堂改为天后宫,禁止教徒进入教堂,南京天主堂及传教士住宅改为积谷仓,上海天主堂改为关帝庙,数年中,全国天主堂尽被废毁。罗马教皇曾派员访华,要求开放禁教政策,朝廷对此置之不理。
   
   乾隆朝的禁教政策:1736年,乾隆继位,继续施行禁教政策。乾隆13年,传教士被控“散布邪说,煽惑良民”,桑主教和几位传教士先后被杀,在苏州传教士被处绞刑,信徒受牵连者甚多。为防止传教士“潜入内地”,乾隆下令严查海口“杜绝奸人”。迫害传教士和信徒事件时有发生。到1784年,终于发生对传教士和信徒的全国性大搜捕,进行镇压。
   
   嘉庆朝的禁教政策:1796年,嘉庆继位,继续执行乾隆的禁教政策。当时全国形势不稳,白莲教闹事不久,英国侵占印度之后,英舰入侵中国沿海,引起清廷警惕。对传教士和信徒严加监视查问。对一般信徒下令:“嗣后,倘有与西洋人往来习教者,即照违旨例从重惩究,决不宽待。”1805年5月,嘉庆批准取缔天主堂章程。共有十条,(内容从略)主要严禁信徒各种正常宗教活动。
   
   此谕一下,地方官员深恐受责,纷纷认真查办。结果发现各省仍有“潜入”的传教士。驱逐传教士,惩罚教徒,教徒悔教案件时有发生。这项运动持续10年之久,致使传教事业受到致命打击。但传教活动并未完全断绝。据统计:到1840年,全国仍有数十名传教士坚持工作,信徒约有20万。“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马太福音》12:20节)。基督是教会的磐石,无论“风吹、雨淋、水冲”基督的教会永不倒塌。(《马太福音》7:25)
   
   满清政府自康熙晚期,改变国家政治路线,闭关锁国,盲目排外,国势日渐衰败,满清最后以贫穷、落后、腐败结束了它的统治。
(2018/07/12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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