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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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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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需要伟大的领袖(二)

   人民需要伟大的领袖(二)

   为什么人民需要伟大的领袖,孟子有句话是最好的说明。孟子说:“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孟子尽心上》)孟子说,要等待周文王那样的人出现才奋发的,是凡民。至于豪杰之士,即使没有周文王那样的人,也能奋发起来。

   这句话的重心在后半句,即“虽无文王犹兴”的豪杰之士。但是,在漫长的历史中,豪杰之士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终究是“待文王而后兴”的凡民,要有伟大领袖出现,才能逐渐站起来。换言之,人民的伟大,有赖于领袖的伟大。

   能兴起者都是英雄,然英雄有别。梁启超在《英雄与时势》一文中将英雄分为两种,一种是造时势的英雄,一种是为时势所造的英雄。他说:

   “英雄固能造时势,时势亦能造英雄,英雄与时势,二者如形影之相随,未尝少离。既有英雄,必有时势;既有时势,必有英雄。英雄与时势,互相为因,互相为果,造因不断,斯结果不断。”

   虽无文王犹兴者,是伟人豪杰大英雄,是造时势的英雄。历史上的圣君贤王和历代儒家王朝的开国君臣,都属于造时势的英雄。人民中的绝大多数,即使能成为英雄,也只能是待文王而后兴、为时势所创造的英雄。没有文王那样的伟大领袖,他们就英雄不起来,伟大不起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伟大的领袖,就没有伟大的人民,就没有英雄的队伍,即上文所说的圣贤君子集团。

   没有伟大的领袖,也就没有伟大的制度,好制度。好制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也不是暴君昏君和恶势力能够建立起来的。如果制度不良,要改良或重建,离不开领导层和领导人的主导推动。

   要建设好制度,既要有好文化,也要有好领袖。制度建设是政治大工程,如果好文化是理论图案和施工方案,好领袖就相当于总设计师和工程师。

   综上所述可见,伟大领袖可以成就三好:好文化,好制度,好队伍。文化、制度、队伍好不好,是衡量领袖好不好、伟不伟大的三大标准。其中文化又最为根本。有了良好的主体文化主导思想,才能建立良好的政治、经济制度,才能培养和建设良好的干部队伍。

   撇开好文化和好领袖,好制度就成了水月镜花,空中楼阁。这是制度决定论者无法跳出的困境。民粹派不仅撇开,而且反对伟大的文化,反对文化和领袖的伟大,为叶公好龙和南辕北辙两个成语作了最好的现实说明。百年来民主追求越追越远,根本原因在此。注意,礼制和民主制都是好制度,然制度品质有高下之别。

   即使好制度下,领袖仍有优劣之别。如美国,罗斯福、里根较好,克林顿、奥巴马较差。好制度加上好领袖,那是上上之选。所以儒家政治理想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领袖贤能就意味着伟大。在制度不良的情况下,要改良或重建,更离不开好领袖。领袖不良,良制无望。

   有人担心暴君昏君冒充伟大领袖。只要儒家上升为社会主体文化和政治主导思想,这个问题就不存在。因为儒家明辨功夫特高,最有择法之眼和知人之明,对于是非、善恶、正邪、华夷、人禽、君子与小人、圣贤与盗贼之别,特别严辨善辨。在儒家社会和儒家文化圈,根本不用担心小人冒充君子、盗贼冒充圣贤。道统在上,明镜高悬,妖魔焉能冒充神佛哉。

   伟大领袖自有标准。儒家强调正君心,既为君王树立了圣王的伟大榜样,又对君德有崇高严格的要求和规范。儒家认为,君王德行应是世间最高,君王是必须拥有天爵,能够作民父母,天下归往。《春秋》责备贤者,这里的贤者就包括君臣。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王的一切言行举止,包括如何使臣临民,都要遵守礼制。

   礼制即礼乐制度,包括礼乐刑政,是王道政治的制度模式。礼制首先是用来规范约束包括天子、诸侯在内的领导阶层的。在家天下时代,君王权力特别大,对君王的约束又比较软,也就是对君王的制度制约,硬度、力度和有效性不足。古代出现昏君暴君,背天非礼,礼制往往无奈之何。臣下除了婉劝死谏、辞职而去,只能诉诸于革命或造反。

   这确实是个问题,是历史的无奈,历史的局限。我们不能苛责于古人。这个问题可以在未来新礼制中与时俱进地予以解决。新礼制应该汲取西方民主制的优点,将以民为本、主权在民的原则落到制度的实处。领袖非礼缺德,可以依礼裁决。2018-7-23余东海首发于儒家网

(2018/07/25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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