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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隨筆﹕我與大學的緣(三)

   在聯合的日子有一點要談的,是我僅以合格畢業。這我雖然不介意,但卻有點失望
   和詫異。我雖然不大在學校出現,好像邊緣學生,但我不是渾渾噩噩、總是想著蒙
   混過關的人,我對功課還是蠻緊張的。我平日的功課打分都是A-或B+,屬良好,那
   麼為什麼畢業試沒什麼光環呢﹖大學的畢業成績分一級榮譽、二級榮譽、三級榮譽
   和及格四等,我起碼也有三級榮譽吧。


   
   我歸咎於我用中文答卷。當年自己有少少民族主義,這心理亦受到一位老師的鼓動。
   這位老師是楊慶坤先生,(坤字應該寫成方方土),費孝通的同窗。他當時是美國匹
   茲堡大學社會學教授,我大學三年級時他來中大教社區研究。他上第一課時便開宗
   明義地說,他要用中文教授社會學,以顯示這個西方學科是可以用中文學習的。這
   之後他整個學期便用廣東話結結巴巴的授起課來。
   
   我當時有民族主義傾向,既然有一位老師也這樣捧中文,正是心有同感,於是在畢
   業試中便貿貿然以中文答起卷來。但這樣特立獨行,在一個已有成規的制度中,並
   不可取,到頭來是自己損失。試想,在社會學系中,所有科目都是英語教授,(除了
   楊老師那一科外) 所有書籍、參考資料也都是英文的,包括楊老師那一科。中文大
   學,我們是可以用中文交功課和考試的,但基於科目性質,我用中文答卷仍是有點
   怪怪的。我想,閱卷老師面對我這份答卷,不大可能會打一個高分,但又不致批不
   及格,因為我的答題確是有實質。這解釋我‘裸身’畢業,不能在社會學再上一層
   樓了。
   
   最後,我要談一位尊敬的老師﹕李定一先生。李先生屬歷史系,在大一的時候教我
   們中國通史。他是聯合書院最受歡迎的老師,他用書院最大的講室上課,上課時座
   無虛席,有些學生還坐到地板上來。以我這個上課疏懶的學生來說,也從來沒有缺
   席。
   
   李先生為什麼這樣有吸引力呢﹖我發覺這是因為他特有的學者的魅力。他口才非常
   好,可以連講一兩個小時而毫無倦容,江河直下,滔滔不絕,中間完全沒有冷場,
   沒有吃螺絲。其次,他講課的時候是全情投入,連帶聽眾也進入他描述的情景中,
   不覺時間的消逝。我記得有一次他談到忘乎所以時,因為覺得嘴上有泡沫,竟然用
   手上的粉刷抹嘴。(他上課時,從不帶書或講義,只是拿一支粉筆便上課。這感染了
   我,我後來教書時也許多時候不帶書本。) 最後,是李先生對他所講述的的常帶感
   情。李先生講的是中國歷史,亦即是我們家國的歷史,他不是以局外人冷冰冰的去
   講,而是非常投入的有悲有嘆地去講,這便是他引人入勝的地方。
   
   李先生講課,與別不同,他是用他的家鄉話四川話去講的。這可能使人奇怪。我們
   這群學生,個個都是香港一代,國語也不熟絡,遑論四川話了。可是李先生有他的
   辦法。第一天上課時,李先生便跟我們說,他會用四川話授課。但他說不用怕,他
   會起初時多寫黑板。果然,頭兩三節課,李先生寫大量的黑板,我還記得他口裡重
   覆說‘中癸、中癸’,而在黑板上寫“中國”兩個字。李先生的黑板愈寫愈少,大
   概五六節之後,我們便完全聽懂李先生的四川話,他只須寫必要的字而已。
   
   這樣,我1970年在中大畢業,隨即開始工作。之後便是拍拖、結婚、生子。畢業後
   頭幾年,我雖轉過幾份工,(差不多是每年都轉) 但都是教書的。到了1975年,我已
   是兩個孩子的父親,而我所任教的學校也已經穩定。這是一所基督教的私立受助英
   文中學。所謂‘私立受助’,和津貼學校不同。津貼學校教師的薪酬標準,和政府
   學校一樣。私立受助學校薪酬由學校自訂,政府在其上增補百分之五十,例如一千
   元,政府再加百分之五十,則是一千五百元。這些學校每年簽約,人工也是每年調
   整,教高班和低班不同,跟津貼和政府學校據學歷和資歷訂定薪酬有所區別。
   
   由於薪酬較低,且職位也不穩定,我不認為我會長期在這校服務,雖然我在這裡受
   到器重。此外,教了幾年書,我已經接受了這將是我的終生職業。這樣的話,我便
   要持續進修,一方面提高我的授課能力,二方面加強我的專業資格,三方面增加我
   的職業保障。我興起讀教育文憑之想。於是我返回中大,在教育學院進修這個課程,
   年份是1975-77。
(2018/07/2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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