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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晨:民族主义:现代化的陷阱

在过去的一年里,人们熟悉的世界突然变得波谲云诡,动荡不安。不仅东亚、中东、北非等地区的政治经济转型遭遇了波折,欧美地区的成熟自由民主国家也目睹了英国退欧、川普(Donald Trump)上台、社会撕裂、极端主义复兴等不合常态的政治变动。所有这一切似乎在警示学界,历史尚未终结,大家寄予厚望的世界现代化进程没有以往想象得那么简单。
   
   面对新的问题,一些眼光锐利的社会科学家展开了新一轮分析。例如著名政治学家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就在《民主季刊》(Journal of Democracy)上发表新作《现代化的陷阱》。斯奈德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系、战争与和平研究所教授,亦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他的研究横跨国际关系与比较政治两大领域,不仅开创了“战略文化”、“防御性现实主义”等理论,还善于从国内政治转型的视角观察大国的国际战略和世界影响。斯奈德在这篇文章中,分析了“民粹民族主义”对民主化或民主政治的影响。
   
   

   世界乱象与基本概念
   
   
   斯奈德的文章开篇就指出,有人觉得世界各国都会像英国一样完成标准的现代化转型,这只是现代化理论中的一个幼稚版本。虽然很多学者认为像德国、俄国和日本一样的“非自由”现代化道路都会迅速走向灭亡,然而冷战结束后的二十年历史告诉我们,这种预测言之过早。中国等威权主义国家的崛起和宗教政治的复兴,正炫示着非自由民主政治的顽强生命力。加之金融危机以来发达民主国家不同程度地陷入困境,更加剧了人们对现代化的担忧。
   
   那么在这些名号各异的政治现象背后,究竟蕴藏着怎样一种足以挑战主流自由主义秩序的意识形态呢?斯奈德将其归纳为“民粹民族主义”(populist nationalism)。民粹民族主义内生于自由主义现代性,因为在后者之中,大众民主和自由市场一直存在紧张关系。当大众对市场造成的“创造性破坏”不满时,民粹主义的呼声就会出现。这种意识形态有时基于民主,有时基于某一种族、宗教或者阶级,但其反自由主义的逻辑总是相似的。
   
   概而观之,民粹民族主义在现代化阶段不同的国家都会发生。在那些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国家,市场经济和旧的专制制度之间是不匹配的。虽然在经济增长初期,专制和庇护制度可以强有力地调动一些生产要素、推动工业化,但法治和权利保护的缺乏,导致这些国家的经济无法迈入更高水平。恰恰就是在这个经济停滞的节点上,那些拒绝民主化的专制者会选择民粹主义或者民族主义笼络大众,来代替正在流失的经济合法性。而在已经完成现代化的先发国家中,情况恰恰相反,因为问题源自政治制度的控制过松。全球化的大潮加速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继而制造了新的分化和冲突,民粹和排外就会在此时出场。
   
   当然,在进行详细分析之前,斯奈德提醒人们要厘清相关的社会科学概念。这里所说的“民族主义”,源自盖尔纳(Ernest Gellner)对欧洲民族国家的经典分析,它指与一个政治国家相匹配的文化共识,而后者往往是在现代国家诞生时被建构出来的。而所谓“民粹主义”,核心在于神化“人民”、将苦难归结于变质的精英。民粹主义有时会用种族来动员,并因此与民族主义合流,但也会基于宗教、阶级甚至某种流行的忧患意识。“全球化”则专指近几十年来商品、资本、劳动力和信息跨越国界、加速流动的趋势,这一趋势又与呼吁减少市场管制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相互强化。上面提到的民粹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其核心议题都围绕市场管制而展开。
   
   
   现代化的核心逻辑
   
   
   自马克思(Karl Marx)、韦伯(Max Weber)等人开创现代化理论以来,现代化和现代性的核心逻辑就是从血缘、地缘、庇护网络、文化共同体等人际社会关系转向普适于所有个体的自由契约关系。斯奈德还特意提到,从这个意义上看,所谓“东亚价值观”(Asian values)并不是什么特殊的文化价值,而是在全世界都存在过的前现代遗产。
   
   虽然现代化的核心逻辑是公认的,但对各国而言,最大的疑难是自己需要在多大程度上接受自由主义现代化的一揽子计划:法治、权利平等、尊重契约和政治民主等等。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理解,导致了各国现代化的不同路径:有的比较稳定,有的则可称之为“捷径”。
   
   英国代表着少数温和地、稳定地完成现代化的国家。它较早地实现了自由主义的制度、思想和政治行动,其后享受着民主带来的长期政治稳定。不过在20世纪下半叶,许多发展中的大国,像当年的德国、法国和俄国一样,走向了现代化的“捷径”。冷战期间的很多转型国家采取了“进口替代”(import-substituting)式的转型,即由威权官僚系统来扶持国内的自主工业,但伴之而生的腐败和保护主义把它们拖入了经济停滞。冷战之后崛起的金砖诸国——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则以出口为主要增长方式。与进口替代国家相比,这些国家拥有廉价的劳动力、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从发达国家引进的技术,因而在全球化大潮中维持了长期的经济增长。
   
   但是,一旦这些国家的廉价劳动力耗尽,工人要求提高工资,工厂的成本升高,全球化带来的“捷径”就遇到了瓶颈。此时,金砖诸国的经济需要从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向基于高生产率的密集型增长方式。而这又要求国家建立自由主义的法治、权利保护和政府责任制度,只有这些制度才能保护高生产率的企业和人才。经验研究告诉我们,除开倚靠石油的中东富国和特殊的新加坡,顺利进入密集型经济增长的基本都是自由民主国家。
   
   遗憾的是,并非所有统治者都能意识到并愿意推动自由民主化,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在旧威权制度下拥有了既得利益。经济低潮时期没有了增长换来的合法性,如果统治者想继续维持威权统治,他们该怎么做呢?一个传统选项是镇压,但这不仅成本高昂,还不太可靠。另一个选项则是民族主义,它或许能将民众的注意力从经济转移到本土文化和族群认同上去。
   
   
   非民主国家对民粹民族主义的工具性运用
   
   
   为了抗拒政治转型而利用民粹民族主义的策略,其实由来已久。早在19世纪德国工业化的尾声阶段,国家主义者俾斯麦(Chancellor Otto von Bismarck)为了压制中产阶级对立宪和民主的呼声,就推行了一项比他们更激进的改革。俾斯麦给所有成年男性赋予了选票,他相信农民们会按照地主的指示去投票,从而在数量上取得优势,避免新兴的劳工和中产阶层形成反对力量。同时,俾斯麦还发动了针对罗马天主教会的“文化战争”(Kulturkampf),并以殖民扩张鼓舞民众的情绪。俾斯麦赌赢了,直至一战之前,德国都处于保守联盟的统治之下。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流行于德国社会,冲淡了自由化改革的氛围。
   
   当代的几大转型国家多半学习了俾斯麦的策略,例如1989年后的中国。共产党压制了天安门广场的民主运动后,日益将意识形态重心转向民族主义。从1990年代中期起,《中国可以说不》等反西方著作总是畅销不衰,而像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事件、反日游行等民族主义运动也在间歇性爆发。中国民族主义的另一面则是民粹的,最典型的例证就是,毛泽东再次被官方和民间神圣化了。不仅薄熙来在地方制造过左翼话语,击败他上台的习近平也在政治、经济等领域重新采用毛泽东时代的政策。
   
   除中国外,印度的民族主义政党印度人民党也在利用宗教认同,吸引为数众多的中下阶层教徒。从2002年开始,党魁莫迪(Narendra Modi)时常鼓动印度教徒参与反穆斯林和基督教徒的活动。而自从俄罗斯的能源经济陷入困境,普京(Vladimir Putin)也日益将政治筹码押在对乌克兰、叙利亚的战事上,鼓动民族主义。在金砖四国中,只有巴西是个例外。但当政府爆出贪腐丑闻后,左翼的民粹主义领袖也开始跃跃欲试。
   
   当然,斯奈德强调,这种全盘基于认同和冲突的政治隐患重重。德国的结局如今众所周知:由于1914年前政府散播恐慌情绪,民族主义高涨,军队和右翼力量在它们的刺激下不断扩张,最终希特勒(Adolf Hitler)的国家社会主义在魏玛共和国解体后粉墨登场。
   
   不过,德国的故事只是诸种之一。被纳粹裹挟的德国和日本在经历大败后,最终还是完成了政治现代化。另一些国家受民粹主义影响,只会部分地向自由民主转型,例如南美的阿根廷。而在第三类国家——例如宗教势力强大的土耳其——中,现代化则会陷入停滞甚至倒退。
   
   
   成熟民主国家中民粹民族主义的产生
   
   
   事情还有另一面:如果说上面的民粹民族主义是现代化中的问题引发的,那为什么成熟的民主国家如今也面临着民粹主义呢?在欧洲,极右政党已经在很多国家的执政联盟中占得一席之地。在比利时、法国和匈牙利,右翼势力颇有影响;在保加利亚、丹麦、荷兰和挪威,它们也有少数党地位;即便是最老牌的民主国家也没有幸免,英国退出欧盟、带有民粹甚至威权领袖色彩的商人当选美国总统更是投下了两颗重磅炸弹。
   
   详细看来,这些国家的情况可以分成两类。那些东欧的前苏联成员国和南欧国家的自由主义制度和文化都比较弱,因为它们离专制才过了一代人的时间。西欧、北欧和北美国家的自由民主远为成熟,但全球化影响了这些政府的经济治理,处于相对被剥夺地位的民众倾向于用民主去对抗市场。欧盟尤其如此,因为超国家的民主问责制本来就尚未建成,那些对欧盟治理能力不满的人自然倾向于回到原有的民族国家立场。
   
   当然,斯奈德并不是持一种经济决定论的立场。民粹民族主义的崛起不仅缘于经济问题,在文化领域也能找到原因。我们可以看看那些川普和英国退欧的支持者有什么共同点:他们受教育程度不高、出身农村、属于蓝领或者中产阶级中的弱者、年龄偏大、多为白人以及男性。调查显示,在欧陆国家支持民粹主义政党的选民,同样有这些特点,他们在用选票表达自己反少数族裔、反移民、反全球化和对国家治理失望的情绪。
   
   可以这样总结,这些人在经济意义上是全球化中的输家,在文化意义上则是在族群多样性的今日丧失主流地位的群体。这条规律一直存在。从1890年代美国农民,到一百年后组成茶党的小企业主,民粹主义者的阶级和族群虽然在变化,但他们总是试图让市场依照他们的愿望来运行。一旦事与愿违,民粹主义者就会迁怒于其他的群体,例如拿低工资的中国工人、外来移民和享受福利的少数族裔。到了此时,川普、他信(Thaksin Shinawatra)这样的商人,或者庇隆(Juan Perón)、普京等政客,就会允诺保护民粹主义者,维护族群的某种“主权”,最终获得支持。
   
   制度主义研究还给我们揭示了一条规律,即自由民主制度越孱弱的地方,民粹主义掀起的波澜就会越大,甚至可以破坏民主制度本身。民粹主义泛滥的拉美诸国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例如藤森(Alberto Fujimori)执政秘鲁时的民粹主义浪潮,虽然一度帮助他推行了经济和国家安全政策,却次次都绕过、甚至破坏了秘鲁方兴未艾的立宪民主。今日的欧盟国家虽然没有多少藤森式的人物,但建立超国家民主制度本身过于困难,这使得左右两翼的民粹主义仍然屡禁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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