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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晓农: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模式比较 (上)

提要:本文作者程晓农先生长期致力于社会主义国家制度转型研究。文章提出,制度转型包括政治转型、经济转型和社会(价值观)转型三个支柱,其中最难的是价值观转型。文章比较了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三种模式,即中欧模式、俄国模式和中国模式,得出了这一结论。作者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改良没有出路,终将导致制度转型;制度转型的“天鹅绒革命”模式对国家和社会的未来乃最佳选择。
   
   自从上个世纪7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开始改革以来,到今天为止,除了北朝鲜逆向转变为金家王朝之外,其他的红色政权或者早已完成转型,或者转型在路上。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社会主义国家那种斯大林模式的原初制度完全分崩离析。但是,原社会主义各国的转型过程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疑问:本是同根生,缘何路相异?为什么各国未走向同一方向?倒底哪条道路更好?假如某条道路比较成功,其他国家能否仿效?这些难题横亘在转型国家的思考者胸中,业已有年,却始终无法从国际学术界求得现成答案。
   
   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研究是我近30年来一直潜心研究的领域,多年来发表了不少文章,也积累了不少体会。1990年春我到普林斯顿大学作访问学者,同年秋天即通过相关考试,申请攻读该校社会科学领域的博士项目。时值中国“六四”之后政治大倒退,而苏联则正在推行政治改革,两相对比,不禁令人感慨万端。从那时起我便下决心从事中苏两国改革的比较研究,希望从中获得启迪。在社会科学领域,研究一个国家,属于国别研究,而将多个国家的情况分析对比,则属于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y)。用国际比较的研究方法,有助于发现单一国家转型研究中无法发现的诸多问题。

   
   在国际学术界,同时研究中、俄这两个主要的原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过程及其现实和理论意义的学者寥寥可数,外部观察者的认知局限性是原因之一,而语言障碍则是另一个重要原因。我能从事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比较研究,借助了原有条件,也倚赖后来有目的之准备。作为八十年代在国内参与经济改革政策研究的学者[1],这一经历让我得以了解很多当年经济改革决策过程中不为外人所知的内幕[2]。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学了俄语[3],然后多次到俄国参与学术交流,并与俄国学者一起用长问卷对实施了私有化的几十个企业的追踪调查,也分析了1993年到2002年这十年间俄国主要民意调查的详细资料,因此得以从微观层面深入观察俄国的转型过程和经验教训。当我把对俄国的研究与对中国的研究综合思考后,发现了许多以前从单一中国视角难以认知的重要问题。
   
   这次《中国战略研究》杂志约稿谈转型问题,正好给了我一个机会,将多年来的研究成果与读者们分享。本文提出了对社会主义国家制度转型的全新理解,并分析三种推动转型的基本社会力量,即异议知识分子、摇身一变成为民主派的原共产党干部、仍然掌控权力的共产党精英,以及这三种推动力量分别造就的三种转型模式,即中欧模式、俄国模式和中国模式;笔者用透明、参与、公正这三条标准来评价这三种转型模式孰优孰劣,从中引导出中心结论,即转型的路径依赖,关键在于价值观重塑,而这个历史任务只能在异议知识分子主导下的转型过程中才可能推进。希望此文能稍稍填补一点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比较研究的空白,既求教于感兴趣的思考者,也希望抛砖引玉,引起更多的讨论和关注。
   
   
   一、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起点与走向
   
   
   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起点相同,本文便从这个起点谈起,然后引出转型的三大内容,即政治转型、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最后分析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三种逻辑上的可能走向。
   
   1、苏联模式的三个组成部分: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洗脑制度
   
   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多半是在苏联指导下建立的,也都以苏联的斯大林式制度框架为样板,因此同根同源。在西方社会科学领域里,与苏联模式相关联的有两个关键词,即描述政治制度的“极权主义国家”( totalitarian state)和描述经济制度的“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极权主义国家”指“国家拥有压制社会的全部权力并试图尽一切可能控制公共和私人活动空间的政治制度(a political system in which the state holds total authority over the society and seeks to control all aspects of public and private life wherever possible)。[4]”在这样的政治制度下,政治领导人采用严厉的全方位控制,剥夺国民的基本人权和自由,把自己的意志和愿望强加给全社会,不允许国民有任何违反领导人意图的思想和举动。所谓的全方位控制是指国家机器运用一系列制度化手段,对民众的政治活动、经济活动、思想和价值观念、日常社会活动等,实施无所不在的、全面的、持久性控制;民众不但没有言论自由、选举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就业自由等基本的政治经济权利,甚至也没有思想自由,连人们的伦理道德标准和价值观也要由政府来规定;它用日常化的监控和惩处来制造恐惧,迫使民众因害怕而无条件地服从。
   
    “国家社会主义”[5]通常指的是社会主义国家那种国有制和计划经济据支配地位的经济制度。这种经济制度首先由苏联创立,然后在二战后被推行到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这种经济制度大体上包括经济管理上的集权制度、计划经济、公有制为主、闭关锁国、推行以军工为重心的工业化等。这里重点介绍一下集权制度和计划经济。所谓经济管理上的集权制度,主要是指把经济活动各方面的决策权集中到中央政府,为此设立一个庞大的中央政府经济管理体系,包括总揽经济权力的国家计划委员会,还有一系列综合性管理部门(如管理工业生产和协调交通运输的经济委员会、控制物资分配的物资管理部门,管理外贸的外贸委员会,负责资金分配的财政部门和国有银行,分配消费品的商业部门,以及负责劳动力分配和工资管理的劳动部门),以及分工管理各行业的专业管理部门。全国的主要企业大部分归上述部门所属,决策通常由这些中央政府的部门决定,企业只负责执行实施。
   
    所谓计划经济指的是全国从下而上每个单位都制定有关生产和所需人、财、物的计划,然后分别归口、逐级上报,最后由国家计划委员会统一汇总来自中央政府各部和各省政府关于生产和物、财、人的计划;然后,经过修改并批准的经济计划指标再以正式文件的形式下发给中央政府的综合或专业管理部门及各省计委,由它们再进一步分解,下发给各自的下级单位,作为经济活动的参照指标。经济计划指标一旦正式下达,就不容许再轻易变更,上级部门将严格按照计划执行情况考核下级单位的工作业绩。计划管理的僵硬特点在于,它不可能充分考虑每个生产单位的具体情况和可能的客观条件变化,而只是简单地按照上年计划执行情况考核下一年计划任务。为了计划管理本身的方便,那些可能影响计划数字的经济参数(如物价、工资、利率等)基本上都固定不变,因此所有人的工资、所有商品的物价都由中央政府统一规定。
   
   苏联是国民经济计划管理的鼻祖,也是“国民经济计划学”的创始国,它的计划经济管理的历史最悠久,计划经济管理的经验最丰富[6],计划经济管理的技术手段也最先进[7]。即便如此,苏联的国家计委也只能管理2,500多种商品。由于计划经济只能管理数量有限的产品,扣除大量重工业和军工产品后,国家只能生产设计老化、品种有限的若干消费品,这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实况。中共建政后实行的是苏联手把手教出来的苏联模式经济制度,但中国的计划经济管理体系远远不如苏联,比如,中国的国家计委在改革前只能管理1,300多种商品,仅及苏联的一半。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认为,“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弊端是,由于计划管理部门习惯于在国营企业和地方政府上报的资金、物资申请报告上打折拨给,下级也习惯于虚报所需数量,最后必然出现资金和物资的“短缺”;同时,由于下级无偿获得资金、物资,因此财务预算是软的(即“预算软约束”,欠债不必还,亏损不处罚),因此国营企业和地方政府就有“投资饥渴症”。[8] 他的分析曾在西方、中国、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的学者当中得到共鸣。
   
   除了政治和经济制度以外,社会主义国家还有一整套思想控制制度,其目标是建立政府所宣扬的道德与价值观,通过教育系统和媒体对民众洗脑,同时封杀打击任何异端思想和言论。之所以把这套思想控制制度与政治制度区别开来讨论,原因在于,思想控制制度会塑造民众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从而在极大程度上改变社会行为;而在转型过程当中,社会主义制度下形成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会通过民意(和选票)影响政治、经济制度的走向,因此需要特别注意。任何社会的正常运转都以人们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为基本前提。道德是人类社会里约束行为、共同认可的是非标准。人们的日常行为多半是在合法的边界内,但在这个边界内有很多事属于做了以后虽不违法但却违反社会公德。道德的社会功能是约束人们的言行,以服从社会道德标准,遏制人们对个人利益和欲望的盲目追求。同样,应当追求什么样的人生目标,不应当追求什么样的事物,这是一个人的价值观念所影响、决定的。所有红色政权建立之前,民间本来就有道德观和价值观,但红色政权建立之后都通过洗脑及相应的奖惩机制,改造了社会上原有的道德和价值观念;也就是说,共产党建政之后要树立共产党的道德和价值观念,同时摧毁社会上长期以来形成的道德与价值观念。红色价值观不是一套亘古不变的机械教条,而是经常随着当局和领袖的需要不断变换版本,以致于经常前后矛盾、互相抵触;但灌输者从不承认它弃用的旧版本曾误人子弟,甚至害人终身,即便是早已被抛弃的旧版红色价值观,百姓也不得“妄议”。在毛时代,忠于毛就是最大的道德;到了邓时代“富起来”成了天然正确的“道德”,但当局从来不允许民众质疑,毛泽东的主要方针路线都被彻底否定了,为什么不能批判毛泽东。
   
   洗脑制度不仅造成了全社会的道德失范和价值观扭曲,还培养出反常的社会行为。事实上,老百姓并不完全接受“洗脑”制度的宣传,但在政治高压下又必须做出臣服顺从的姿态,因此两面人行为便成为常态,即“私下场合说真话,公开场合说假话”,在共产党国家这是普遍状况[9]。共产党通过政治高压和强行洗脑,加上种种政治、经济处罚,使得民众逐渐失去了独立思考的机会和能力,很多人渐渐就把共产党的宣传“融化”成内在的、自己信奉的道德和价值观了。这种现象在社会学里有一个相关概念,即“社会化”,指一个青少年成长过程中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形成受家长、老师和朋友三方面的影响,一旦青少年的价值观形成后一生当中便较少改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影响青少年成长的老师就是洗脑制度的执行者,而家长为了保护子女,不得不培养他们做两面派,让子女表面上必须接受洗脑制度的一切说教。一旦老百姓都按照共产党的道德和价值观念思考行事,共产党用“笔杆子”就可以轻松自如地维持统治。不仅如此,诬陷、出卖等不道德行为都被洗脑制度正当化了。中国“文革”时期的互相检举揭发,今天大学校园里密报老师的“学生信息员”以及成千上万的“网络评论员”、“网络监管员”等21世纪的匿名线人,都是洗脑制度的有毒产物。当一个社会的道德全面败坏时,民众不但丧失了是非标准,也不愿辨明是非,每个人都盘算着如何对我个人有利,这样的社会便朝着糜烂的方向迅速滑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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