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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猴HUMONKEY理论家王小东

谢选骏:人猴HUMONKEY理论
   
   种族主义者主张,黑人是一种特殊人种,类似于“人猴HUMONKEY”。科学主义者主张,人们已经成功地培育出了“山绵羊”(Geep),因此,把人和猴的细胞凑在一起,“人猴”(Humonkey)也应该不是太难的事。“人猴”也许还会有一定的语言能力,可以用来做多种实验。这些人甚至夸张地认为,“实际上,遗传工程似乎可以制造出任意组合的杂种来。无论是人与兽,动物和植物,微生物与动物或植物,全都可以配到一起。遗传工程的这种力量是可以为人类带来许多好处的。例如,在牛或羊中植入人的基因,可以使它们的奶中含有人类的蛋白质,这种奶可以用来喂早产儿。其实,克隆山羊的那个英国爱丁堡罗林斯研究所的科学家们最初的目的也就是能大批量生产这种‘人类化’的羊。在猪的细胞中植入人的基因,则有可能生产出可以移植入人体的猪心、猪肾等,解决目前人体器官移植的供应不足问题。”(王小东:《信息时代的世界地图·第六章 生物学:难以预测与控制的力量》)
   
   我认为,上面这种“人猴HUMONKEY理论”其实不是科学理论,而是科学主义、科学崇拜、科学信仰、科学宗教——甚至可以说,是“人猴HUMONKEY发明出来的并为人猴HUMONKEY服务的理论”。

   
   由于这个“人猴理论家”提到了“中国的选择”,所以我不得不在此多说几句了。按照王小东这位人猴理论家的观点,似乎中国只要装上了美国的硬件,就可以培养出美国的人才——这种观点无疑是错误的。因为人猴理论家完全抹杀了“思想言说自由”、“信息自由传播”的决定意义。人猴理论家不懂,在一个限制自由的社会里,再齐备的硬件加上再齐备的软件,也无法激活创新的能力,无法保障创新的持续和生长。所以,王小东说出了这样幼稚的话:“中国具有像比尔·盖茨或马克·安迪森这样的素质的人决不会太少,但美国就出了几个,中国就一个没出来,其间的差别就在于中国不具备美国那个用几千亿美元堆起来的发展信息技术的环境。今天的信息高速公路,使得中国有可能不必再花那几千亿美元自己堆一个环境,而可以部分地直接借助美国堆起来的这个环境,这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吧。……中国也许确实没有这么多的钱,但能不能在2000年以前做到让10个最大城市的中学教室都与网际网络连接,让学习成绩比较优秀的一百万中学生都可以自己自由自在地使用网际网络,并鼓励让所有月收入在2000元以上的家庭自费与网际网络连接呢?我没有进行过可行性分析,但我想这不是没有可能的。如果能够做到,中国的比尔·盖茨自然会出来——也许比他更优秀,还不止一个。”人猴理论家在二十世纪就认为,“中国的比尔·盖茨自然会出来——也许比他更优秀,还不止一个。”——现在二十年过去了,他的理论终于被证伪了。
   
   在《信息时代的世界地图·第十三章 中国的选择》里,这个“人猴HUMONKEY发明出来的并为人猴HUMONKEY服务的理论”还这样宣传:
   
   “惧者生存”是一个极为正确的格言,但“惧”应该是有限度的,不能“惧”到失去生存的自信。就中国而言,要明白我们是站在一个不那么高的起点上,不要自欺欺人地谈什么“中国的奇迹”,没有什么奇迹,我们是在艰难地前进,目前的成绩尚十分有限;但另一方面,我们毕竟是在前进着。世事沧桑,无物常存,多少曾经十分强大的民族从地球上消失了,还有多少尚且苟延残喘,但似乎已无复兴之望。但是,中国毕竟没有到那个地步,复兴的希望不仅有,而且还是很大的,这也是为什么有些美国人想“先发制人”地封杀中国的原因——如果中国真的没希望了,美国人倒不会整天骂中国了,死老虎还有什么打头。毕竟,中国还有12亿人呢。电影《侏罗纪公园》中那个数学家马康姆说得好:“Lifefindsways”,意即“生灵总会找到出路”。12亿生灵,难道在信息时代就找不出生存之道?但不能你等我,我等你,自己却不去找生存之道。时间是紧迫的,信息时代很可能又要淘汰一批赶不上去的民族,我们必须有一种紧迫感,尽快找出中国在信息时代的生存之道。就此而言,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应该做些什么呢?
   
   中国必须挤入信息技术的高端在过去十几年中,经济理论界一直有所谓“赶超战略”与“比较优势战略”的争论。在信息时代“开放系统”的环境下,传统的赶超战略所谋求的“建立独立与完整的工业体系”只能做降低要求的理解,因为一个国家恐怕是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自己单独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工业体系的。在可预见的未来,要求中国在高科技领域全面冲击,必将劳民伤财,却收效甚微,影响其它方面的发展,在总体上反而损害自身的经济安全。然而,完全按照目前的比较优势,满足于低技术领域的高增长,大量制造质次价低的产品,则不仅中国的国家安全没有保证,未来的经济发展空间也将是十分狭小的。对于中国来说,一定要切入高科技领域,但不能全面切入,而应当选准几个点切入,即中国要在高科技领域至少找几个点赶超上去,在这几个点上发挥出比较优势,与其它国家形成相互依赖的关系——目前的现状是中国完全依赖于别人,而别人并不依赖中国。
   
   为此,国家有必要对世界科技发展方向和中国目前的能力进行全面的考察和研究,结合科技、经济、国际关系等诸方面的考虑因素,制订出具体的,而不是泛泛空论的高科技发展规划,并把目前积累的资金投放进去。中国在过去十几年中获得了高速经济增长,但是,我们必须认清,这些增长基本上都局限在——用我碰到的一个老工程师的话说——没有太大生命力的领域。所以,这一阶段只能是作为积累向下一个目标跃进的资金的跳板。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过去十几年中,中国在工业技术上的研究开发能力总体上没有进步,甚至可以说是倒退了,而在信息时代,高科技的发展与变化如此迅速,研究开发能力是最重要的要素。
   
   无论如何,中国都应该努力实现从靠简单劳动赚钱向靠熟练劳动或脑力劳动赚钱的转变。如果这个转变完不成或完成得太慢,中国都将面临被新技术淘汰的危险,目前的高速增长将会很快化为泡影。
   
   重要的是创造一个有利于发展高科技的信息开放环境国家主导高科技发展往往是后进国家不得已的选择,因为不依靠国家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后进国家的民间企业往往缺乏高科技开发所需的资本密集投入,以及承担高风险、短期回报往往较少的能力,更无法抵御先进国家大资本先发制人的扼杀。就信息技术领域而言,即使是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往往也扮演着主导作用,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国家当然就需要国家承担更大的份额。但是,国家主导也会带来两方面的严重问题。一个问题是,目前的高科技发展过于迅速,真正重要的发明往往是谁也预见不到的。比如在十几年前,谁也预见不到微软和英特尔能够占据家用电脑市场的绝对垄断地位,在几年前,同样也不会有人预见到网际网络会有今天这样的发展,并造就了一批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新公司。
   
   因此,国家主导的高科技发展应该在科研方面主要集中于基础理论研究,而在产业方面则主要集中于跟踪外国已经成熟、而对中国又至关重要的一些领域。要以这种方式在产业方面开发创新技术并获得超额利润往往是效果并不理想的。另一个问题是,国家主导高科技发展,往往给一些厂商提供了寻租的可乘之机,也就是它们会用种种手段来谋取国家的优惠政策、特别的资金投入等,而在实际上却并不具备发展高科技的能力。因此,除了在少数非得需要大投入,而且技术、市场已经完全成熟的,如半导体晶片等项目方面外,国家主要应该创造一个能够让民间企业乃至个人进入高科技领域公平竞争的环境。在这方面,最重要的就是创造一个发展高科技所必需的信息开放环境。当然,支持高科技发展的基础理论研究恐怕在相当程度也得依赖国家的资源投入。
   
   中国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上对外已经是相当开放的,随之而来的当然也有相当程度的信息开放,但是,在信息时代的今天,中国的信息开放程度还是远远不够的。首先是硬件不够。有人说,中国现在已经在信息高速公路上了。这话是对的,因为中国已经有了通向信息高速公路的出口,但是,这个出口实在是太狭小了,仅仅是中国目前在信息高速公路上跑的极小的车流量,都会经常造成堵车。因此,国家的当务之急就是迅速扩展中国信息高速公路的路面,让更多的人上网,以更快的速度传输信息。只要创造一个能够全面迅速获取信息的开放环境,绝不缺乏聪明才智的中国人一定会在信息空间中找到更宽广的生存之道,而且极有可能占据一些制高点。
   
   记得中国某位计算机领域的大师曾经说过,中国如果能够培养出几个比尔·盖茨或马克·安迪森,就好了。但怎么培养比尔·盖茨和马克·安迪森?中国具有像比尔·盖茨或马克·安迪森这样的素质的人决不会太少,但美国就出了几个,中国就一个没出来,其间的差别就在于中国不具备美国那个用几千亿美元堆起来的发展信息技术的环境。今天的信息高速公路,使得中国有可能不必再花那几千亿美元自己堆一个环境,而可以部分地直接借助美国堆起来的这个环境,这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吧。但前提是你至少要有足够大的出口接上它的那个环境。我在前面说过,英国有人建议,由国家花钱,让每一个9岁以上的公民都有个电子邮件地址,都能够上网;而美国总统克林顿则在1997年的国情咨文中提出,到2000年每一间教室(目前是9%)和图书馆都要和网际网络连接。中国也许确实没有这么多的钱,但能不能在2000年以前做到让10个最大城市的中学教室都与网际网络连接,让学习成绩比较优秀的一百万中学生都可以自己自由自在地使用网际网络,并鼓励让所有月收入在2000元以上的家庭自费与网际网络连接呢?我没有进行过可行性分析,但我想这不是没有可能的。如果能够做到,中国的比尔·盖茨自然会出来——也许比他更优秀,还不止一个。
   
   其次是对待信息空间中的无聊及不良信息的态度问题。信息技术给人类提供了极大的发展空间,对于民族的生存也是至关重要。但是,它也有另一个方面,这就是在信息空间中有大量的无聊及不良信息,也许百分之八十都是垃圾。但问题是,如果你不能容忍这些多达百分之八十的垃圾,去阻止它们的流通,则你也会大大地妨碍那百分之二十至关重要的信息的流通。更重要的是,没有人能够完全准确地辨别什么是垃圾,什么是有用的信息,也许有一些最伟大的思想、最重要的信息恰恰就埋藏在绝大多数人认为是垃圾的信息中。因此,保证信息空间中信息的自由流动是首要的,至于那些垃圾,要有宽容它们的气度。无庸讳言,信息空间中的有些垃圾是有可能造成一些祸害的,各国政府、教育工作者、父母们无不为之头痛,也想了许多办法去过滤这些有害的信息,这种努力也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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