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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返國記略


   
   
   
   

   
   
   
   
   
   
   
   ——王亞法
   
   趁我尚未衰老之際,行動還能自如之時,每次返回母國和台灣,總想設法,拜會一些前朝遺孑,做些採風筆錄,過目殘存遺蹟,留些可稽見證,努力為“還原被刻意遺忘的歷史”留些證物。
   這次回國,重點去了台灣、日本和大陸,一路所見,略記如下:
   
   台 灣 所 遇
   
   近年來,我每次回去,在台灣住的時間比在大陸多,原因有三:
   一, 在台灣坐地鐵(本地人叫捷運),不需過關卡安檢,毋須恐懼手持鋼叉,戒備森嚴的各種警察(如今大陸的警察分為:民警、武警、特警、交警、網警、乘警、森警、火警、海警、鐵警、空警、協警、輔警……(據說最近又增加一個叫 “義警”的)和名目繁多的安保,只需刷卡過閘門,就可輕鬆而入。
   二, 車廂里留給弱勢者的座位,年輕人不會強佔,都會主動讓位,態度和藹,氣氛輕鬆。
   三, 在台灣沒有網絡屏蔽,因為台灣是民主政府,不需要害怕人民,欺騙人民,所以可以自由上網,什麽美國之音、英國BBC、Google、Yuotube、Facebook ……任你隨意點擊,夠了,祗此三點,就足夠讓我驚呼;“厲害了,我的中華民國!”所僥倖的是,中共一貫認為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所以老夫愛台灣,絕無怕被五毛罵漢奸之憂慮。
   老夫這次在台灣,除了觀光,逛書店,去市場找小吃之外,值得一記的是,拜會了兩位朋友——舊知新雨。
   一位是舊知,一位是新雨。
   
   (一)
   
   黃天才先生和我是舊知,也是忘年交,他曾任國民黨中央日報社長、中華民國駐日本特派員、中央通訊社董事長,是一個資深的老國民黨員,據他自己説有七十余年的黨齡,是蔣家父子的鐵桿粉絲。因為他和張大千的友誼,自我十年前採訪他後,結下友誼,一直保持聯絡。我每次去台灣,必欲去拜訪聊天,去年九十二歲時,還特地為我和台灣故宮博物院合作出版的《摩耶精舍遺韻》畫冊,寫了一篇聲情並茂的紀念老友張大千的序文。
   與黃老這一輩老國民黨員聊天,總離不開談論國民黨的敗落和那夥無能的接班人。他老人家的耳朵有些背,時不時我要在小黑板上寫下言簡意賅的話語,當談到當今的國民黨無能時,我在小黑板上寫上“當今國民黨短視”一語。老人接過黑板,看罷狠狠放下道:“豈止是短視,簡直是沒有出息……”
   當我談到國民黨把具有七十八年歷史的《中央日報》,停刊時,老人憤而嘆息:“把自己的喉嚨割了,自殘!”,接著感嘆:“國民黨被李登輝玩完了!”
   我接着問:“一個百年老黨,怎能被李登輝一個人就玩完?”
   老人低頭不語。
   因為我進門時,黃夫人告我,老人今日已經接待了好幾批客人,怕他累著,所以不便長談,匆匆告辭。
   回家路上我在想,一個百年老黨,被一個人就能玩完,豈不是好事,這樣的好事,豈能讓國民黨一黨獨佔呢……
   
   (二)
   
   新雨——金祖武先生是我剛認識的新朋友。
   我和祖武先生認識,得從台北“淨律寺”的主持釋廣元大和尚說起。
   釋廣元大和尚是個很有遠見的人,早在五十年代,他就在蔣緯國那裡,申請到了一幅臺北邊緣的荒坡,建造了“淨律寺”,寺旁開闢了一座墓園,在這裡落葬了許多民國的文化精英,計有:商務印書館,四角號碼查字法發明人王雲五;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央日報》第一任社長程滄被;中國攝影協會創辦人,攝影大師郎靜山;京劇名伶孟小冬;國民黨軍政要人王新衡……還有一位叫金吉元的,他的墓冢就在孟小冬的右側,此人雖然名氣雖沒有上面幾位大,卻不能不提。
   金吉元的父親叫金廷蓀,是黃金榮的財務管家,後來和黃金榮、杜月笙合作開設三鑫公司,現在上海新樂路82號的別墅,曾經是他的公館,也是三鑫公司的舊址。
   一九四九年後金吉元來台,與杜月笙的女兒杜美霞結成伉儷。
   話分兩頭,我在拜閲《張大千詩文集》的時候,發現有一副他為孟小冬寫的輓聯,聯文為:“魂歸天上譽滿人間法曲竟成廣陵散;不畏威劫寧論利往節概應標烈女篇”,後面的跋語為:“杜夫人孟令輝捐幃,十年前女士在香港,暴徒入其寓所,欲劫持之以往大陸,叫囂彌日,恫嚇萬端,女士嚴詞斥絕之。若輩知不可屈,忽出百萬元為壽,托言允為錄音錄影,女士私嘆曰:“是邦危,不可以居矣。”即逕來台北,大義凜然,求之遠古已為不易,喜可敬也。張爰大千拜挽。張大千聯文,言之鑿鑿,絕非空穴來風,但我查閱其他有關孟小冬的書籍,均無稽可考,倘有蛛絲,語焉不詳。
   前歲我去台北淨律寺拜見廣元法師,順便憑弔先賢,見孟小冬女士墓碑乃大千先生墨跡——“杜門孟太夫人之墓”,於是我與廣元法師又聊起“被劫”舊事。
   廣元法師説,孟墓右側是金吉元先生的墓冢,其夫人是杜月笙女兒杜美霞女士,杜女士為杜月笙夫人姚玉蘭所出。我知道孟小冬女士遷臺後,住台北臨沂街,離姚玉蘭住處不遠,據傳姚玉蘭女士攜女兒杜美霞,幾乎每日去孟小冬寓所陪伴,關系極為親密。姚玉蘭女士已仙逝,杜美霞女士或許是唯一的知情者。
   我懇求廣元法師介紹我拜訪杜美霞女士,他告訴我杜女士最近福體欠佳,在住院治療,不過他願意幫我聯繫。
   第二天我就聯系上了杜女士的公子金祖武先生,他約我在地處大安區國泰醫院附近的一家咖啡館見面。
   我在羅旭彰先生的帶領下,找到了那家咖啡館。我一推開玻璃門,金先生就認出了我,起身迎接,幾句寒暄,我們就用上海話交談上了。他雖然出生在台灣,但上海話講得十分正宗,上海是他祖父和外祖父發跡的地方,更是他父母夢牽魂繞的故鄉,他的家庭母語一定是上海話。
   我們相互贈送著作,他送我一本《孟小冬女士一一O誕辰紀念》的紅封面精裝書籍。他告訴我,目前正在負責“孟小冬女士國劇獎學基金會”的工作,並和大陸的京劇界有許多互動。
   我問他手頭有沒有冬皇的錄音資料,他說有,答應下次見面時送我一份。
   我和他談到他的外公杜月笙,談到他的祖父金廷蓀,談到他幾位舅舅,杜維藩、杜維善、杜維屏在海外的生活,也談到他家在上海新樂路和陝西南路口的公館的變遷,他說現在已經成了一家飯店,前不久他還去消費過。
   最后談到香港《大成》雜誌的沈惠窗先生,他告訴我,台灣秀威出版社將要出版《大成》的全套複印本。我說,《大成》雜誌曾經登過我的稿子:記得一篇是《墨荷泣訴》,是寫張大千三姪張心銘在文革中受迫害致死的事;另一篇是《倔老頭葉淺予》,寫我八十年代初採訪葉淺予的舊事。沈惠窗先生告訴我,拙稿在給葉淺予審閲時,葉還特地畫了兩幅插圖。
   我為《大成》寫稿,從無得到稿酬。一次回國,在謝稚柳先生的“壯暮堂”談及此事,文匯報記者鄭重先生也在場,他要我轉告沈惠窗先生,說《大成》登載了他寫唐雲先生的好幾篇稿子,沒給稿費,連招呼也沒打……我告訴他,不給稿費也就算了,我還賠了一幅畫。我寄《墨荷泣訴》一文給他時,附了一張張心銘畫的墨荷照片,沈先生收到照片。說不夠清晰,要我將原畫寄去,誰知他收到原畫,沒及時歸還,說我到香港後親手交還,不久沈先生突然歸西,於是我的那幅畫也就不知下落了,此畫上面有謝稚柳先生的跋語,彌足珍貴,至今想來,甚為不捨。不過沈先生在香港辦刊也頗為不易,每期靠蘇浙同鄉會會長徐季良先生的五萬港幣補貼,和大千先生的贈畫勉強維持,也很難為他了。
   金先生告訴我《大成》合訂本已經在印刷,裝訂畢他會關照出版社給我留一套。
   最后他向我致歉,説我約你在這醫院附近見面,原本想如果家母今天精神好,就陪你去見一下,誰知她今日依然羸弱,所以非常抱歉。我會意一笑,從羅先生手中取過鮮花説,我明白你的意思,既然今天無緣,請你代我把這鮮花獻給她,祝她老人家早日康復,下次我來台時再作拜見。
   握手作別,談得極為融洽。
   附:剛才翻閲《孟小冬女士一一O誕辰紀念》,其中有不少孟小冬晚年在台灣的留影,尤其她和張大千的那些合影,以前從未見過,彌足珍貴,欣喜之下,贅筆記之。
   (三)
   
   梁劍如先生是我在悉尼認識的朋友,他是香港企業家,雖落籍澳洲,卻長期在香港工作。去年他來悉尼度假,我倆在飯桌上舉杯約定,今年五月在台北見面,一同去中央研究院,參觀胡適紀念館和傅斯年圖書館。
   那天一早,我們在台北好友羅旭彰先生的陪同下,一行四人來到了中央研究院。
   這裡環境幽靜,棕櫚參天,紅磚的建築群體,透洩出民國的氣氛,走進她,仿佛走進舊日南京的街巷和上海江灣的民國建築群,有一種迴歸民國的親切感。
   我一直尊奉胡適先生為中國新文化運動的燈塔,他是自由知識分子的圭臬。
   一九五八年,胡適受蔣介石邀請,再度從美國回來,擔任中研院院長,在履新典禮上,蔣介石致辭讚揚他,並要中研院 “担负起复兴民族文化之艰钜任务…早日完成反共抗俄使命。”會上還有人提到中共清算胡適的問題。
   輪到胡適發言時,他第一句就指著蔣介石説:“總統你錯了。”接著強調,中研院應該為學術而學術,不是政治機構,在談到到共產黨對他的清算時,他辯解共產黨不是清算他個人的道德問題,而是反對他幾十年來提倡用科學方法治學的問題。此舉使蔣介石非常生氣,當夜他在日記上寫道,这是“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横逆”、胡适“真是一狂人。”以致气愤到他吃了安眠药也无法入睡……
   不管怎樣貶低蔣介石,不管怎樣胡適在許多方面和蔣介石抬杠,蔣介石在胡適過世後,還是親筆書寫了輓聯:“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的輓聯,和“智德兼隆”的挽額。蔣介石是君子,他沒有卸磨宰驢,也沒有羞辱文人,他是近代史上維護中華民族文化道統的英雄……
   在這裡我補述幾句閑話。
   二零零年春,我去安徽績溪上莊鎮的胡適故居——“胡適紀念館”參觀,認識了館長胡育凱先生,他是胡適先生的姪孫。那天胡育凱先生向我抱怨,説紀念館沒有經費,人民政府不關心,我說,你家叔公是中共最大的敵人,如今憑着績溪老鄉胡錦濤的面子,給你掛上這塊牌子,已經夠賞臉的了,你要把紀念館辦好,只有自己去爭取,你可以爭取社會募捐,也可以向台灣中央研究院的“胡適紀念館”求助。我的話似乎提醒了他,他說,台灣胡適紀念館的館長曾經來過,說以後可以加強交流,可惜我把他的名片丟了。回到上海後,我把台灣“胡適紀念館”潘館長的聯絡地址給了他。
   前年我和潘館長通電話,他告訴我,胡育凱先生已經過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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