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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千帆:极权主义的建构与解构

内容提要: 极权主义消灭一切诚实,消灭一切天赋,消灭一切自发力量,而以一群白痴、骗子、唯唯诺诺的小人取而代之,因为卑鄙无能是政治忠诚的最可靠保障。本文梳理极权主义的概念、特征与建构条件,并以中国和前苏联等国为例,探讨极权体制的蜕变过程与解构、转型的可能路径。中国转型不仅是一个世纪命题,而且也是世界性难题。但归根结底,战胜极权的钥匙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我们应该有这份信心。
   
   关键词:极权主义 民主转型
   
   一、引言

   二十世纪是一个两级分化的极端世纪。在一些国家,自由民主得到建立和巩固;在另一些国家,专制主义登峰造极。第一次世界大战拖垮了沙俄帝国,并于1917年建立了第一个极权国家——苏联。1929年经济大萧条之后,法西斯几乎同时在欧洲大陆和日本崛起,再次把世界带入大战的深渊。二战结束后,苏联控制或影响下的中东欧、古巴、中国、朝鲜等国组成的“社会主义阵营”先后建立了极权体制,为这些国家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1966年在中国爆发的“文革”就是极权体制肆虐的后果之一,至今正好是半个世纪。对于今日仍在求索如何走出这种体制的中国而言,尤有必要探讨极权主义的建构、结构与解构机理。
   
   极权主义是人类历史上一场最深刻的政治革命,其原始目的是以国家机器来改造人性。在此之前,任何政府——不论是民主还是专制——都只是专注于管制人民的行为,极权主义还要管束人民的思想和信仰。一般的威权统治只是治“行”,极权政治则要治“心”。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最本质的分权是上帝与凯撒之间的分权,掌握信仰的权力和管控行为的权力之间有一堵宪政意义上的“分离之墙”。极权政治则要扫除一切权力分界,将一切都牢牢掌控在国家手里——当然,这个所谓的“国家”最终仅归结于最高领袖兼“教主”一个人。
   
   虽然神权政治也同样有政教合一的特征,但是极权主义的危害远甚于神权政治。在伊斯兰等传统下的神权国家,宗教的寿命毕竟比政治长得多,政治权力未必能全面接管一个等级森严的教会体系。加上教会本身就是一种组织形式,宗教国家的教徒们从来不是孤立无援,而总是可以期待同伴们的保护,神权国家很难真正建立一个教主的个人统治。然而,极端形式的极权政治却要凭空创造一种世俗宗教,并通过国家掌控的宣传机器将其植入每个人的内在思维之中。事实上,极权主义正是一种世俗化的“政治宗教”,[1]以建立在世俗“真理”基础上的权力崇拜替代日益衰微的宗教崇拜。如塔尔蒙指出,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欧洲传统秩序逐渐瓦解,宗教失去了知识和感情支撑,基于身份的封建社会也为抽象个人所替代,社会功利成为衡量制度和价值的主要标准,而世俗国家则成为社会道德的唯一守护者。[2] 宗教世界观转化为世俗国家的理性主义世界观之后,神教权力也就蜕变为集真理与力量于一身的国家权力。
   
   本文梳理极权主义的概念、特征与建构条件,并以中国和前苏联等国为例,探讨极权体制的蜕变过程与转型的可能路径。今年也正好是“文革”发生半个世纪,而“文革”正是极权体制结下的苦果。要防止“文革”悲剧重演,只有深入反思极权体制的本质并积极探索走出极权之路。这或许是对“文革”的最好纪念。
   
   二、极权主义的形态特征
   1. 极权主义定义
   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也被翻译为“全权主义”,本意是指一个全能政府对全体个人进行全面管制的政体形式。学者康奎斯特对此做了精准的定义:“在极权主义政体,国家不承认任何限制,并尽其所能力求控制公共和私人生活的每一个方面。”[3] 一般来说,极权国家确实会把权力用到极致,全能政府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都“管起来”,但是极权的本质不在于它实际上管了多少事,而在于其想管什么就管什么的所向披靡的能力。国家权力无极限,国家要管什么就管什么,要怎么管就怎么管,国民个体的一切自主、自治、自卫权利则均被剥夺殆尽。在国家权力面前,社会和个人没有任何抵抗能力。在其鼎盛时期,极权体制不仅管住每一个国民的身体和行动,而且也有效管束了每一个国民的思维和灵魂。
   
   如果用电路做一个形象的比喻,极权主义是一种国家权力“零阻抗”状态。社会阻抗等于零,权力电流无穷大。这当然是一种极不正常的政治状态。电流短路,会把电路烧坏;极权肆虐、横行无阻,必然会給社会带来巨大灾难,“文革”等一系列为祸惨烈的政治运动就是极权体制的必然结果。事实上,极权体制不仅仅造成权力“短路”,而且利用巨大的国家“发电机”对每一个社会个体进行充电、洗脑;这些个体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本来是抵制极权戕害自己的“阻抗”,现在却被改造成积极拥护极权、主动接受奴役的“蓄电池”。即便当极权国家的“发电机”趋于枯竭,每一个“蓄电池”仍有可能延续极权寿命。极权国家的本质就是用短路的公权力实现国民大脑的集体短路,而国家权力和国民思维的双重短路互为因果;只要有一个国民保持清醒的独立思考,就是对极权统治的莫大威胁,国家就不可能实现完全的权力“零阻抗”乃至“负阻抗”。
   
   极权主义虽然是一种极端的现代现象,却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事实上,从定义上看,绝大多数传统威权国家或多或少都带着极权主义基因,因为限制国家权力的宪政思维是十分晚近才发展起来的。古代国家如果君主虚静无为,那么国家权力会自我限定在一个相对适度的范围内,但是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一个暴君上台并无限度地扩张国家权力。英国约翰王之所以被迫签署了《大宪章》,是因为机缘巧合使得国王和贵族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力量均衡,但是这种均衡状态在多数国家是不存在的。尤其在孟德斯鸠等人批判的“绝对主义”(absolutist)国家,最高统治者的权力即被认为是至高无上、没有边界、不可限制的。如果再加上赋予全能国家正当性的意识形态,以及一个全方位控制和行使国家权力的强有力政党,那么绝对主义国家也就是极权国家。只不过古代社会既没有发明出大众政党机制,也没有政党发展的政治纲领及其宣传工具,官僚机构效率相当有限,国家权力也受到各种道德伦理和惯例习俗制约,因而无法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现代大众政党的兴起为极权主义创造了政治条件。虽然大众政党是1830年代美国首创,但是那里没有极权主义土壤,因而极权主义的发轫有待欧洲大陆法西斯意识形态的形成,并借助大萧条的恶劣经济与社会气候而发展壮大。早在1923年,墨索里尼就宣称,极权主义是将人类一切物质和精神政治化的政体:“一切国有,国家之外一无所有,一切服从国家。”[4] 施密特在1927年《政治的概念》一书中,系统阐述了“全能国家”概念。[5] 当然,早在1917年,苏维埃政权就已经开始这么做了,只不过马列主义被当时的西方理论界当作旁门左道,并没有引起广泛的兴趣。等到法西斯力量随着战败而覆灭、东西方进入冷战之后,极权主义这个概念也被用于苏联式共产政权。虽然一个极左,一个被公认为“极右”,二者实际上分享共同的本质特征。
   
   在《极权专政与独裁政体》一书中,美国学者弗瑞奇和布热津斯基对极权主义总结了六个基本特征:全面的主导意识形态,通常由独裁者领导的单一大众政党,使用秘密警察和国家暴力等机制的恐吓体制,对武器和军队的垄断,对通讯手段的垄断,以及通过国家计划对经济实行中央指导和控制。[6] 换言之,全能国家意义上的极权主义只是一个用来指称一系列制度与文化要素的表象符号。一个国家之所以走向全能主义,首先因为国民主动或被迫接受了一套承诺实现伟大目标的意识形态,以及一个自命唯一正确、以实现伟大承诺为己任的政党。其余特征都是这两个基本特征的题中之意或自然结果,或其在特定社会状态下的维持手段。
   
   2. 极权与威权
   极权主义是威权(authoritarian)统治的登峰造极,并和一般意义的威权专制存在相当本质的区别。一般意义上的威权统治限于政治专制,并不全面扩及社会其它领域。这主要表现于独裁者或执政党操控选举,并压制政治言论与新闻自由。当然,政治独裁往往会产生“溢出效应”,其后果未必严格局限于政治领域。譬如完全可以想象,一个专制政府会和国有乃至私营企业产生各种任人唯亲和裙带关系。但是因为一般意义上的威权统治没有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政府并不试图全面管制经济和社会,因而社会仍然保留了一定的自由度。在智利等南美国家,自由市场正是皮诺切特之类独裁者积极推行的经济哲学。
   
   弗瑞奇认为,一般威权体制不具备极权体制的三个显著特征:一是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二是秘密警察所支持的政党,三是极权国家对工业化大众社会的垄断控制。当然,威权政府也可能偶尔利用秘密警察,针对反对派的一般警察暴力更是不在话下,但是由于当局并不存在一套控制国民的意识形态,至少自己的统治合法性并不建立在政治意识形态之上,因而也不存在一般意义的“思想犯罪”,政府不会大规模雇用秘密警察作为维持统治的工具,而只把打击对象锁定于对自身统治构成直接威胁的反对派领袖。事实上,部分因为执政党或政府并不垄断“真理”、“正确”或“伟大”话语,威权国家通常允许反对派乃至反对党的事实存在。
   
   如果把“威权”作为非民主政体的一般范畴,那么可以把一般意义的威权国家称之为“威权1.0版”,而把登峰造极的纯粹极权状态称为“威权3.0版”。版本越高,独裁程度愈烈。不妨再次沿用电路比喻,如果说民主政体下国家本身无“电压”,国家“电压”来自多数选民的个体“电压”,而选民对于来自国家的侵犯表现出很高的“阻抗”,那么威权国家本身即具有相当高的“电压”,而把剥夺了政治权利的国民降格为一个个弱“电阻”。1.0版威权国家的一般特征是一党专制,党内实行领袖独裁,但是上下级关系可能受制于精英规则或派系力量对比的调整,并可能默认党外力量的事实存在,只是限制它们的政治功能;人民没有实质意义的选举权,表达自由受到限制,但是人身权、财产权与经济活动自由可能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
   
   极权国家则不仅本身具备超强“电压”,而且几乎剥夺了人民的所有基本权利,使之出于近乎“零阻抗”状态,甚至通过洗脑教育将国民训练成自己的“蓄电池”、后备军。作为威权3.0版,极权特征包括严格的一党专政、党内外实行高度的领袖崇拜、强大宣传机器对全民进行高效洗脑、无所不在的秘密警察有效甄别并消灭政治反对力量;人民则不仅没有政治权利和表达自由,而且人身自由、财产权、经济活动自由都受到生产资料和土地公有制等国有化措施的严格限制,对国家产生了高度的财产、人身和心理依附。
   
   作为威权统治的特殊型态,极权体制是威权的强化与升华。威权1.0为威权3.0准备了必要的政治和社会心理条件,譬如大量“不明真相”的群众、薄弱的民间自治力量、对魅力型政治领袖的普遍钟情,因而是威权体制“进化”到3.0版的社会起点。反过来,在民主化过程中,威权从3.0向1.0版的蜕变也是不可跨越的必经之路。极权国家达到巅峰状态后,会逐步向一般威权体制退却,由此产生处于威权1.0和3.0版之间的“后极权”体制,其主要特征有领袖崇拜的弱化、正统意识形态受到质疑与挑战、宣传洗脑基本失效、公有制在相当程度上解体、私有财产受到一定程度的尊重与保护、人民获得了私人空间的表达自由、公民社会迅速成长并开始介入公共治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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