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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星河:分化的时代

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伪市场,它所产生的中产阶层,也就不能称之为“市场化中产”。这样的中产,对于体制的拥护会是发自内心的。但是分化一定会到来。未来的抗争者并不孤独,也不再孤独。
   
    在1980s甚至1990s之前,中国并未存在可以作为一个阶层的中产。彼时,普遍的贫困、企业国有国营、农业人口占绝对多数构成了中国的基本图景。在持续多年的“反右”、“大跃进”、“文革”之后,尽管《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强调,“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1]但是中国官方也承认,到文革结束,经济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2]
   
   

   一、中产的来源分析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邓小平把改革开放当作国家的基本战略,秩序和生产的恢复在短期内取得了成效。与建政前30年不同的是,改革开放之后,当局不再试图巩固既有的城乡、工农二元结构,而是采取了收缩核心、开放周边的策略:关乎经济命脉的能源、钢铁、金融等核心产业仍然牢牢控制在当局手中,小工商业则以个体户的形式普遍存在。1992年开始的市场经济转型,则进一步放开了周边领域,民营经济变得更加活跃。应该说,这对当局的统治而言是一次优化,并为当局的政治统治提供了某种合法性支持。由于利益分配方式的变化,中国的中产阶层也在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逐渐显现出来[3]。
   
   当局的统治优化有两个表现。一个表现是体制内利益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实现。相比体制外的工商业,国有企业能够获得更充足的投资,它所在的产业、行业也具有更强的盈利能力。因而体制内成员,包括政府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成员的利益,特别是社会福利等隐形收入得到了更好的保障。另一个表现是市场化为部分民众提供了更好的机会,他们的利益得到了成长。不可忽视的是,在改革开放到市场化的过程中,与体制、确切地说是与权力关系的密切程度,基本决定了获得较大利益者是哪些人。利益在市场交换过程中得到了扩散,使很多人摆脱了过往的绝对贫困,进而成为中产阶层。依据这样的表观现象,很多人倾向于把中国的中产阶层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具备体制内身份、依赖体制分配而形成的,被称为“体制内中产”;一类是不具备体制内身份,不依赖体制分配而形成的,被称为“市场化中产”。
   
   笔者并不赞同这样的划分。米瑟斯指出,社会主义的企业[4]“可以利用它们手中的垄断地位将产品的价格和向用户提供的服务价格提高到仍然可以赢利的程度,从而掩盖其经营状况不良的事实”[5]。例如,根据中石油公开的2016年第三季度利润表,其净利润仅为人民币11.96亿元[6]。笔者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及,政府投资经营的国企资产,理论上属于“全民所有”。同时,国企还要从国民身上获取利润,这些利润名义上也属于“全民所有”。但是,民众尚未愚昧沉沦到这般地步:用自己的钱,设立一个组织来赚自己的钱[7]。国企同时拥有税收部门和分配部门两种身份,其利润是国家权力的变现。由此推演,体制内中产就是国家权力的实际享有者。
   
   “市场化中产”则是一个流行但并不确切的说法。改革开放以来,民众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一个现实;至于它是不是市场化的成果,则需要考察这个市场的运行方式。市场的原则是自由交易、主体平等,这也是被当局批驳的西方普世价值的重要来源之一。在中国,政策对国有企业有着强势的倾斜,民营企业甚至难以从银行获得必要的支持;自由交易则因国有垄断企业,以及发改委等拥有定价权机构的存在而无法实现。能源、电力、通信等行业的绝对垄断和高价、劣质服务,温州、广东等地的地下钱庄,长三角、珠三角等地民营企业的融资困境,成品油价格调整等诸多现象表明,中国的市场不存在自由交易、主体平等。局部的自由交易,不同阶层内部的所谓“平等”,无法掩盖这样的事实——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伪市场,它所产生的中产阶层,也就不能称之为“市场化中产”。所谓的体制内中产和市场化中产,都是体制本身的权力—分配体系下的中产,它们的不同仅仅是利益分配渠道的主干和支流、直接和间接之别。
   
   
   二、中产的立场选择和变化
   
   
   这样的中产,对于体制的拥护会是发自内心的。他们平时的颇多怨言,大抵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经济上虽然得到了部分的实现,但并无与之匹配的政治权利;另一种来自于不同行业、产业的分配差异。他们或许有政治权利方面的理想,但无付诸行动的追求;他们或许对体制深感无力甚至厌恶,但又深深依赖于体制。他们在权衡之后的选择,会是继续拥抱体制;当局也当然乐于他们的选择。事实上,中产的经济地位,就是当局通过权力—分配体系对他们的笼络。他们为了获取和保持经济上的中产地位,不得不持续接受当局的政治剥夺,这也是当局统治权力的根本来源。在这个意义上说,体制与中产是互相维护的。对于中国的民主化变革,他们深怀恐惧和担忧。也因此,他们当前无法成为中国民主化的主要力量。
   
   经济的开放不可能是孤立的,它必然包含着政治上的影响。市场交换不管有怎样的主体不平等,它所包含的契约、自由、法治、平等的价值观念,都会体现在每一次交易当中,尤其会体现在交易主体对交易的预期和评估当中。因而,市场的开放、哪怕是局部的、有限的开放,也会使这样的价值成为潜在的或现实的权利需求。同时,伴随着市场的有限开放,民主社会的价值观念也得到了一定的传播。尤其是传媒、法律、教育等行业,对民主、自由的追求也更显著。
   
   这实际上已经是不自觉的分化。政治的觉醒不是引人注目地以一场大的变革开始,而是渗透在民间的情绪之中。当局主导的分配尽管模糊了差异,并被想象成为市场经济的自然成果,但是,中产在成长了一段时间之后,遇到的依然是旧体制的阻力。房产、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压力,使中国经济很难在未来有持续增长的动力。事实上,遥远的福利、透支的消费(主要是房产)、当前的压力,以及人民币贬值的强烈预期可能造成的资产大幅缩水等,已经暴露了旧体制——党有党控经济走到了尽头。它所产生的不满情绪,既会寻求一个释放的出口,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也会促使人们去寻找它的根源。中产固然并不因其相似的经济地位,而具有趋同的政治倾向;但是他们相同的处境和情绪,可能为政治倾向的逐步趋同建立基础。
   
   需要强调的是,中产自身以分化为形式的进步,并不能为社会的渐进改良创造条件。相反,中产的进步,恰恰表现为与当前体制的决裂——其政治觉醒的第一步就是要反对自己曾经依赖的利益来源。这个过程彰显的是体制本身的恶;中产对体制的背弃,将使体制的恶更加纯粹。把中产的觉醒视为体制的进步,是非常荒唐可笑的。
   
   
   三、中产的分化动力和趋势
   
   
   旧体制力量脆弱,是局势脱离掌握之一大主因。[8]在中国,强大的当局牢牢控制着中产,也就牢牢控制着局势。然而,道德规范,尤其是我们的财产、自由和公证制度,并不是人的理性所创造,而是由文化进化赋予人类的一种独特的第二禀性。[9]不仅是自1980s以来薪火相传的追求与当前民众对于专制的抗争,作为21世纪的一种浪潮,在西亚、北非等地的民主化革命对中国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其重要的表现,就是维稳费用支出的逐年增加。[10]当局为了延续其有效统治,应对越来越激烈的抗争,就必须投入越来越多的资源维稳,维稳力量也就在此过程中不断扩张。维持不断扩张的维稳力量,不可能仅靠军队、警察的命令方式,以及远大的政治理想和共同纲领来实现,必须为其提供利益输送。因为维稳力量的扩张,利益输送必然也是扩张的,所以必须加紧对民间的掠夺,从而使抗争变得更加激烈——这个正反馈一旦形成,就不会停止。[11]
   
   维稳扩张的压力必然转移到中产的身上,压力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分化。分化有阻碍、有原因,也一定会有代价。最初的阻碍来自于中产对其经济地位的维护,维护的方式无疑是要支持这个体制继续运行,表现就是自我维稳。同时,如前文所言,当中产走向变革时,他们对体制的长期依赖,体制对他们的长期勒索,这些都会成为沉没的成本。既然维稳体制不可无限持续,维护经济地位终究会变得不再可能;即便如此,这些沉没成本也会是他们难以承担的——这也是中产保守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部分观察者对于中产的分化并不乐观。在他们看来,社会运动是合力的成果,为了追求这样的合力就必须实现合作。这是对社会运动合力的误解。事实上,不管有没有合作,合力都是一个规范的、实然的假定——社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就因为有现在这样的合力。合作是特定目标之下的意志,包括组织、计划、控制、激励,以及它们的信息化、符号化。中产正在分化中的立场,使得合作并无现实可能;强调此时的合作,无疑是在抹煞不同立场的巨大差别,避免分化甚至极化的产生。这样的逻辑继续下去,也就不难理解公知们对于抗争的否定态度:抗争者鲜明的政治反对立场,破坏了合作的基础。有些更具想象力的论者,不惜污蔑抗争引发了当局的“被迫”镇压,推动了抗争—镇压—抗争的“恶性循环”,使当局变革的愿望被维稳的需要压制。他们相信,如果民间放弃抗争,那么极权内部的改良派别,就会展示出它们推动社会进步的真诚意愿。问题在于,如果没有政治反对的抗争立场,那么变革诉求的合理性将置于何处?如果分化不是变革的动力,就只能接受一个现实:社会的变革需要整体素质的提高。预设这样的素质性条件,无疑是在证明:现实的专制是民众素质低下造成的,因而是合理的。这样荒谬的观点,与当局冻结社会、避免极化的策略不谋而合。
   
   当变革成为一个社会强烈的呼声时——且不论其以激进的革命或渐进的改良实现——把中产想象为变革的主要力量,就几乎是必然的。如前文所述,当前中产的保守以及其利益来源、立场选择,都使它暂时不能成为变革的主要力量。但是分化一定会到来。维稳体制不断扩张,中产阶层的担忧终将成为现实。他们中的顶层部分,会变得更加亲近体制。但是体制利益有更为重要的用途,只能越来越收缩核心,维护体制最需要的成员的利益。他们中的低层部分,会逐渐丧失中产的经济地位,沦落为他们曾经鄙视过的“底层”。他们中的大多数,则在亲近体制而不可得和苟延残喘自我维稳中焦虑,构成分化时代的模糊背景。
   
   抗争的激烈程度,就是社会极化的程度,同时也可视为分化的动力强度。社会强烈的极化趋势,使中产在经济和政治上保持中立的空间将越来越狭小,也就为中产的分化提供了进一步的目标和动力。基于中产分化在动力上的必然性,或许可以乐观地说,我们正处于变革的前夜,未来的抗争者并不孤独,也不再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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