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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敏欣 /王天成 比你所想的更可能:关于中国民主转型前景与方式的对话

2016年12月,本刊共同主编、旅美政治学者王天成对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知名中国问题专家裴敏欣先生,就中国民主转型的可能性与方式做了一个访谈。裴敏欣教授认为,中国作为中等收入国家,根据历史经验和理论研究,它要继续维持专制统治将很困难。从专制到民主要经历专制政权的衰败与崩溃,中国一党制的专制政权已经进入衰败期。中国可能已经丧失了成功改革的机会,将来很可能发生的是改良式革命。
   
   王:裴敏欣教授,你在《民主杂志》(Journal of Democracy)最近一期,也就是2016年10月,发表了一篇很精彩的文章,标题是《中国民主转型:比你所想的更可能》。《民主杂志》是民主和民主转型研究方面的一个旗舰性刊物,你的这篇文章似乎也是你多年来关于中国民主转型问题的研究与思考的一个小结,中间包含了许多洞见。我本人这些年来也在从事民主转型研究,感谢您接受《中国战略分析》的邀请,今天能够有机会对你访谈、做一个对话,首先,可否请你先向读者们介绍一下你到美国以后的求学和学术研究经历?
   
   裴:我1986年进哈佛念研究生,从师于塞缪尔∙亨廷顿教授,他是美国政治学界的一个大家。他80年代末研究的一个最主要的题目就是民主转型。我是他的助教,从那时候起就开始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我的博士论文写的是“中苏改革的比较”,其中探讨的一个理论问题,就是为什么改良会导致革命,也就是所谓“托克维尔悖论”。25年前开始,我就一直关注这个问题,最近我对中国民主化的前景问题有一个系统化的思考,得出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看法,借这个机会介绍一下、和你一起探讨。

   
    王:关于中国民主转型的前景,人们有不同看法。有些人乐观,有些人悲观;有些人看短期,有些人看长期。你在今年10月发表在《民主杂志》上的文章里,表达了一个相当乐观的观点,认为中国民主转型的发生比想象的更有可能。请问你为什么会得出这样一个判断,你的主要依据在哪里?
   
    裴:民主转型的前景并不是看近期,近期很多问题很难做出判断。如果长期看,最主要的是看结构,看这个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是否有利于专制体制的生存,这是一个关键的判断。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你只能从历史角度来看,就是说,如果根据历史经验,中国今后10—15年,它的经济发展水平能否维持它的专制统治。从民主研究文献和历史的证据看,中国维持一党制也就是专制体制的可能性并不大。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亨廷顿教授讲的“民主转型区”(transition zone)。所谓“民主转型区”,说的是中等收入国家发生转型的可能性很高。民主转型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紧密的关系。一般来说,低收入国家转型可能性比较低,可能最高的是中等收入国家。中国现在已经是中等收入国家。我把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就是人均GDP收入,和过去40年来发生了民主转型的一些国家、和中国有可比性的国家,做了一个比较。一类是社会主义国家,它们和中国的制度很像;二是中等收入国家,和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很接近;三是东亚国家,在地区和文化特征上和中国很像。 和中国有可比的国家大约有30—40个左右。我把那些国家发生转型那一年的人均GDP收入和中国现在比,中国已大大超过其中不少国家,中国处于转型区的高端。中国现在根据购买力计算,人均收入大概12300美元左右,高于台湾1988-89年的水平,高于韩国1987年的水平;如果可以比较的有35个国家,中国高于30个国家,基本上处于(转型区)高端。
   
    王:也高于突尼斯。突尼斯2011年发生革命、转型的时候,按购买力计算的人均收入是8000多美元。
   
    裴:对的。中国基本上处于高端。但是,有一个问题是,到了转型区不一定发生转型,这个能够理解,因为经济发展水平表明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更确切说是导致政治变革的能力的一个衡量。就是说,如果中国现在要搞自下而上的政治变革,它已经具备这个能力,这是不可置疑的,至于它什么时候发挥这个能力,那是一个政治问题。从这个角度看,从长远说中国民主转型的可能不仅存在而且相对高。还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看,如果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继续进行下去,比中国收入更高的国家到底是哪些国家。这个数据统计出来会让人大吃一惊。比中国人均GDP收入更高的专制国家大概有21个,其中19个是产油国。政治学研究发现,如果是产油国,可以不搞民主化,因为它可以通过自然资源的开发获取暴利、获取租金来养活专制,不必到社会到民众当中摄取财富。中国不是靠自然资源开发生存的经济,它再朝上发展又要维持专制体制,可能性不大。顺便说一句, 比中国更富的两个(非产油)国家中,有一个是古巴,肯定是统计错误。世界银行根据服务费用统计,古巴的教育和医疗费用很低,所以GDP比中国高。另一个国家是泰国,1992年就发生过民主革命,2002年和2014年军事政变把民主体制推翻。泰国(人均GDP)也就比中国高几百美元。所以,从这组数据看,中国经济发展继续下去对专制生存条件越来越不利。
   
    王:泰国的民主反复崩溃、反复重建,有些特殊。你围绕转型区理论所做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比较和解释,所传递的信息相当令人鼓舞。为什么经济发展和民主转型有这样高的关联性?为什么一个国家达到中等收入发展水平后发生民主转型的可能性变得很高,可否做个说明?
   
    裴:经济发展与民主转型的相关性很强,但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具体通过哪几条途径来促成专制向民主发生,这个研究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令人满意的结果。相关性已经被人注意到,但做具体研究需要很多数据,这个研究做得好的、很令人信服的,我还没有看到。基本上说,是提出了几个假设。一个假设是,中等收入到高等收入这个门槛很难迈过,专制体制要迈过中等收入陷阱,历史上还没有先例。如果专制体制依靠的是业绩合法性,也就依靠经济增长获得合法性,如果一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未能向高等收入迈进,这种情况下最容易被推翻,因为这个时候,它的政绩合法性消失了。你可以看一看,世界上哪些国家从中等收入进入到高等收入;基本情况是,除了一些城市小国像新加坡,或殖民地像香港,还有产油国,没有专制国家从中等收入进入高等收入。第二个假设是,到了中等收入发展水平,社会具有集体行动的能力,它掌握了很多资源,掌握着经济资源、组织资源、社会资源等等,一旦社会有了这种能力,专制今天能维持统治,明天就很难维持。第三个假设是,到了中等收入发展水平的时候,许多人的观念会改变,中等收入国家的教育水平会大大提高,社会中一般公众对专制的容忍程度会大大下降。这就是所谓的三个途径吧。如果从业绩角度讲,到了中等收入的阶段,一般的民众对政府的要求会很高,如果在低等收入的情况,人们要解决的是温饱问题,到了中等收入水平,要解决的是社会服务问题,专制体制是很难满足社会服务要求的。社会服务要求透明、法治、可预测性、公众监督、要求有政府对社会负责的问责机制。这一系列要求,专制体制是没法做到的,所以专制体制的合法性有所谓的“结构性赤字”。
   
    王:从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性条件看民主的可能性,这种理论被称为“现代化理论”(theory of modernization),它兴起于1950-60年代的国际学术界。现代化理论家们反复谈到,随着经济的发展,会产生、壮大一种社会成分和力量,就是中产阶级,它对于民主非常重要。关于中国的中产阶级,人们有不同评价。许多人抱一种悲观的看法,认为它对政权的依附性太强,怀疑它在争取民主、自由的进程所能起的作用。前不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有一个演讲,专门讨论了中国中产阶级这种状况,演讲的译文也发表在本期《中国战略分析》上。你怎么看现在中国的中产阶级?
   
    裴:关于中国的中产阶级,第一,它的形成是在过去20—30年,是一个新的阶层,同时,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并不是很多。对民主比较适合的那种社会结构是所谓“橄榄形”结构,中产阶级所占成分相对比较大。中国从社会结构看,现在是一个倒梯形,就是底层很大、中部不多,中产阶级相对数量并不很大。根据许多学者的观察,中国中产阶级相对依赖于中国的政府,许多中产阶级是在国企、事业单位,这些是政府控制的,限制了他们的独立程度。再有,中产阶级在政治上相对又比较保守,不像比较激进的中产阶级。所以,至少目前、最近看,中国中产阶级还不是推动民主的主要社会动力。但是,中产阶级正在变化,你如果看最近中产阶级的一些诉求,它跟现代化理论是很像的。它要求生活质量的提高,更多的个人权利,更透明的政府。尽管中国中产阶级和其他国家比,政治上欠独立,人数并不多,价值趋向保守,但是中产阶级是推动民主的一种主要社会力量,这一假设和结论是成立的。中产阶级今天支持这个政权,不等于明天继续会支持,他们的政治立场一定会发生变化。
   
    王:你已经从社会结构谈到中国民主转型的可能性。民主转型还需要经历一个政治过程。你的文章也是从结构和政治两个层面展开的,政治层面的考察是你的文章结论的依据之一。接下来可否请你侧重从政治层面、政治精英状况,谈一谈你为什么认为中国民主转型发生的可能性也很高?
   
    裴:对的,还有政治层面。在政治层面,首先,民主化只靠来自于社会的推动是不够的,一定需要所谓的“内外夹击”。政治层面取决于政治精英的分裂。统治精英内部是否会分裂,这是最主要的问题。为什么统治精英内部会分裂呢?一方面(要有)来自社会的压力,中产阶级或者是其他反对精英的压力,另一方面,内部精英面对要求政治变革的压力会分裂。就是说,精英内部分化由几个原因造成。首先,社会的压力。其次,到了中等收入阶段,专制体制的经济表现肯定不像以前那么好,经济表现会越来越糟糕,会使专制精英一部分人感到有需要改变权力分配,因为专制体制权力分配总是不公正的,政治权力斗争永存。一旦出现经济表现不佳,统治精英当中的那些所谓机会主义者或者说野心家就会感到有机可图、有机可乘,借此机会把占据领导地位的人拉下来。这是一种权力斗争,是有可能出现的。一旦统治精英有权力斗争,为了打破统治集团内部中的政治均衡,一定(有人)要到统治集团外部去找同盟军,这时候就为社会动员创造了一个机会,这是一个政治条件。另外一个政治精英分裂的原因,就是统治集团面临社会越来越大的要求政治变革的压力,必须做出一个很困难的选择,是维持现状还是因应社会压力而进行变革。维持现状就要继续采取政治高压、镇压的手段,会造成很大的镇压代价,镇压成本越来越高。另一种看法,是认为必须要“与时俱进”,不能用老思维。这两种看法,是通过变革还是通过镇压来维持政权的生存,又是政治精英分裂的一个最主要问题。也就是说,一个是权力斗争,一个是到底怎样维持政权生存,这是两个导致精英分裂的核心问题。看看过去40年来的民主变革,从专制到民主的转型,都是围绕这两个问题,一个是政治精英内斗、摆不平,部分精英到外边寻找盟友;另一个是温和派和强硬派的斗争,如果温和派胜了,转型就开始,强硬派胜了转型就暂时不开始,但最终这个政权生存战略是否要调整的问题依然会存在,因为强硬派胜了维持现状,而维持现状成本很高,只是暂时把问题压下去,并没有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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