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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降越南从轻,投降美国从重

谢选骏:投降越南从轻,投降美国从重
   
   《中越战争最耻辱一幕 解放军史最恶劣投降》(2018-04-29 转载多维)报道:
   
   1979年的中越边境战争,尽管两国都宣称自己取得了胜利,但这并不妨碍两国都选择性地遗忘了这次战争。蹊跷的是,在两国公布的战绩中,都只有伤亡情况,绝口不提被俘人员。根据战后在国际红十字会协调下的战俘交换记录,中国解放军战俘共计239人,其中219人来自同一个团。在这219名战俘背后,是中国解放军史上性质最恶劣的投降事件。

   步兵第50军150师
   在讲究资历的中国解放军中,由国民党杂牌军滇军起义改编而来的步兵第50军,属于不起眼的小字辈。尽管在朝鲜战场50军表现不凡,但在根红苗正的第四野战军中,仍然是小字辈。1967年由沈阳军区划归成都军区指挥,调防四川。
   对越战争前,50军下辖148、149、150个三个步兵师,除148师为原50军老部队外,149师、150师均是由外部调入。149师原为西藏军区步兵第52师,在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中一战成名,奠定了王牌师地位,1969年与50军149师互换防区和番号。
   150师则是50军入川后,1967年以成都军区独立步兵1、5、10、12团及独立步兵营、独立高炮营为基础组建,原150师改编为辽宁省军区独立师。由地方部队新组建为野战军,决定了150师乙种简编师的地位,中越战争前全师仅6,000余人,到1978年底才扩编为甲种师,全师约11,000余人。
   也就是说,150师几乎近一半兵力是新调入的,其中大多数还是新兵,而中越战争将在1979年2月爆发,留给150师整训的事件只有两三个月。让这样的部队上战场,是有些不负责任的。
   由于50军的三个师“良莠不齐”,在中越战争中,中国军方将50军拆开使用。主力的149师,配属13军首先投入西线的战斗,是整个战争中表现最好的步兵师之一。148师则配属东线,用于广西方向,牵制了越军一个野战师,使其不得东援高平,表现尚可。
   至于临时扩编的150师,一直作为预备队,留在中国境内。直到中国政府3月5日宣布撤军时,才争取到出境作战的机会,划归41军指挥到越南高平省配合友邻部队执行清剿任务。为加强150师的指挥,50军副军长关豁明、刘忠和及副政委(电视剧)侯培聚组成工作组,进驻150师。
   当时,150师下辖步兵448、449、450团及炮兵团,除炮兵团外3个步兵团全部出境作战,以448团为向先锋。448团下辖3个步兵连、1个炮兵连、1个重机枪连,全团约2,500余人。主官为团长李绍文、政委李兆碧、副团长胡庆忠及副政委龙德昶、王廉智等,150师的一位贾姓副师长被派往448团加强指挥。
   3月6日上午,448团作为150师先头部队,由广西崇左市龙州县水口镇率先出境,进入越南高平省。身穿新发的77式新式军装,面对陆续班师回国的友军,逆向前进的448团想不引人注目也难,也让他们倍感自豪。然而,厄运正在等待着他们。
   进攻
   3月7日上午,448团抵达高平省省会高平市。同日,派驻150师的关豁明副军长抵达高平,经与41军前指协调,明确了150师作战任务:
   448团沿3号B公路西进,于当日进至打沙、朗登地区。以2营在朗登附近占领公路两侧有利地形组织防御,1营、3营和449、450团在朗登以北地区担任搜索清剿任务。要求150师于7天时间内,在高平市以西的波列、朗登、通农、玛班等地约280余平方公里地域内完成清剿残敌、搜剿越军仓库物资、查找友军失散人员和烈士遗体的任务。
   这一地区是东线第一阶段作战41军121师长途穿插经过之地,当时为抢时间强行通过而未对守敌进行清剿,因而沿线越军残余众多,袭扰不断,严重影响中国军队的回撤安全。
   3月7日,448团以2营为先锋、3营随后,沿3号B公路向西搜索前进。次日早晨,41军前指抽调150师449团随41军121师执行向纳隆地区迂回任务,448团、450团继续执行搜索清剿任务。同日,448团在高平以西20余公里的班英地区与越军正面遭遇,战斗打响。
   3月10日,150师接41军前指命令,停止向郎登方向进攻,用3天时间由南向北清剿波列、班英、灵黄地域残敌,于14日由高平省北部经广西百色市那坡县平孟镇回国。截至3月10日,总的来看150师表现还是不错的。448虽牺牲了上百人,但越军的损失只多不少,二营五连二排和一排还分别记了集体二功和三等功,四排战士闵中友荣获二级战斗英雄称号。
   在选择回撤路线时,50军副军长关豁明与150师师长刘同发生严重分歧。刘同认为150师已经基本完成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只要让部队原路返回,安全回国就是胜利。此外,在与41军121师接触过程中,刘同了解到从班英、那嘎向北要过天丰岭,沿途地形复杂、越军残部出没,121师穿插时就曾在这一地区吃过苦头。加之没有向导,不熟悉当地地形,经这一地区撤回风险极大,刘同坚决主张原路返回。
   而在关豁明看来,150师清剿残敌和搜索越军物资仓库的任务完成得还不够,经天丰岭地区由北返回可以扩大战果,并称之为“搂草打兔子”。两人分歧严重相持不下,只得向军部去电请示。负责东线作战的广州军区前指了解情况后,回电命令150师原路返回。然而,这样一份决定150师命运的重要电报,却因机要科一名参谋的疏忽,没有翻译就销毁了。最终,关豁明以军驻师工作组名义命令150师向北经山区回国。
   此时,450团原本就在北侧执行清剿任务,位于全师的北部;448团作为先锋位于班英,处于全师最西部,在撤退时由前锋变成后卫;449团处于两团之间的位置,150师3个团处于分散状态。448团在撤军时,团长李绍文原本打算等部队收拢后一起向北撤退,但军工作组要求448团分路撤回,以便搜剿更多的越军物资。448团同样处于分散状态,客观上给了越军围歼的机会。
   党支部决定投降
   根据工作组的指示,448团以副团长胡庆忠、副政委龙德昶组成团前指,带领团特务连侦察排、工兵2个班组成的尖兵分队和2营为第一梯队,单独沿班英西侧小路向北搜索前进,去山里再打一次穿插。团部率1营、3营在东侧走大路平行向北回撤。
   11日清晨,448团前指开始沿班英西侧小路向北搜索回撤,接近中午时在班英以北约2公里的那噶南侧遭遇越军袭击。此时,前指一时难以搞清楚越军的意图,一面命令2营就地隐蔽防御,一面向团部报告遇袭。团部请示师部,要求收拢全团部队,边打边撤,师部感觉事态严重,同意了448团的请求,并打算449团、450团伺机参加救援。然而,军工作组不仅否定了150师的意见,也否定了448团的请求,认为448团前指有能力打出来。448团在请求被否后,一时也难以搞清楚前指的真实意图,只得让1营、2营就地组织防御。
   处于孤立状态的448团前指,整个11日下午都在固守待援,到夜间见师团按兵不动才决定继续向北搜索回撤。12日清晨,前指在朗庄南侧的一条狭窄的山谷里陷入越军包围。第一轮攻击就使前指损失惨重,副团长胡庆忠中弹身亡,副政委龙德昶在混乱中不知去向,2营营长雷群荣、教导员唐秉元也被打散,部队已经失去了指挥。经过两个小时战斗,前指部队已处于崩溃状态。
   12日下午,448团指挥部得到前指方向传来密集枪声的报告,再次请求师部全团回援,并调449团、450团接应,军工作组仍予以拒绝,要求448团前指自行突围。448团无奈,只得于当晚20时左右,命令团副参谋长付培德带领1连、8连及火力分队一部前去接应2营。
   13日,448团前指残部在一位副教导员领导下,集合了两三百残余部队,建立了临时指挥部。由于当时已经失去了突围能力,并通过电台得知团部已经派出援军,临时指挥部决定原地待援。同日,41军指挥得知448团前指被围,命令附近部队前往救援,然而部队尚未抵达就被撤回。据说,中央军委认为448团前指被围地深处山区,不出动大部队难以解围,而中国政府已经宣布撤军,再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国际影响不好,这才命令援军撤回。
   14日,448团前指残部接到团部通知,已有援军出发,要求必须15日突围与增援部队汇合,这是中国撤军的最后期限。最终,临时指挥部决定分散突围,能冲出去一个是一个。
   由448团副参谋长付培德带领的两个连援军也遭遇到越军的围攻,被打散。经过多日苦战,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付培德与8连连长、指导员等人于19日向越军投降。1连连长李和平与另一名干部冯增敏等人,在没有等到援军,粮弹已尽,突围无望的情况下,彻底失去了斗志。在党支部会议上,决定集体放下武器向越军投降。由党支部决定投降,这在中国解放军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
   在这次战斗中,除了战死的数百人以及被俘的219人外,也有部分被打散的中国士兵,或被友邻部队收容,或经历千辛万苦自行回国,其中最典型的就是448团1营机枪连给养员肖家喜。
   15日突围后,肖家喜原本与指导员刘德智和6名后勤战士一同回国。23日遭遇越军后,肖家喜自告奋勇引开越军为战友逃走创造机会。此后,肖家喜依靠北斗星指示方向,独自一人穿越丛林,于31日下午18时越过边界回国,随身携带着与指导员分手时分得一支56半自动步枪、5枚手榴弹和320发子弹。1979年9月,肖家喜被中央军委授予“钢铁战士”荣誉称号,后官至13集团军装甲旅上校副旅长。
   战后,中方得知围攻448团前指的最初是一个加强营规模,在看到中国“部队毫无战意,仓皇而逃”才决心包围歼灭,后扩大到一个团的规模——越南全苏式装备的346师851团。中方兵力分散,一再的贻误战机,既不准备大打又不果断突围,被围后又不予以强力救援,终酿成惨剧。越军称这次战斗为“‘北部边境战争’高平地区四次大捷之一”。
   尾声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俘在中国解放军中是一个禁忌话题。朝鲜战场180师数千人整建制被俘,俘虏们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备受艰辛。与他们相比,中越战争中的俘虏要幸运很多。
   1979年5月至6月,中越分五批在广西友谊关交换战俘,至6月22日239名中国战俘全部回国,被安排到广西南宁市郊吴圩机场的“学习班”接受组织审查。9月21日,中国解放军总政治部下发《关于我对越自卫还击作战被俘归来人员的处理办法》。
   根据这一文件,大部分被俘人员都得到了妥善安置,对于带队投降的干部尤其是召开党支部会议决定投降的送交军事法庭严惩。448团副参谋长付培德被开除党籍、军籍及干部身份转业,到一所中学当勤杂工。8连指导员冯增敏,1机连连长李和平被判处有期徒刑,在党支部会议上未发表意见的几位排长并未被判刑。
   战后,时任中国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勇,亲自到50军调查、总结。对这次事件负有指挥责任的50军副军长关豁明被撤职,降为正师级,处分决定里被给予“贪生怕死”的评价,另一位副军长刘忠和被降职,副政委侯培聚被党内警告。150师的师、团一级干部也进行了调整,战例被作为加强指挥的反面典型写入军内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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