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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森豪威尔为什么出卖美国

谢选骏:艾森豪威尔为什么出卖美国
   
   艾森豪威尔把对德胜利的头功让给苏联,把苏联培养为超级大国和美国的死敌——这显然是在出卖美国的利益。这厮作为统帅为什么还要出卖美国?而这个出卖美国的艾森豪威尔,后来又为什么还能更上层楼甚至选上美国总统?历史学家也许用两个字来回答:“狗屎”——历史就是由这些狗屎堆砌出来的吗?
   
   《1945年德国为何投降两次》(王昱2015年08月12日大众网-齐鲁晚报)报道:

   
   这一个小时的时差刚好横跨了一天,因此成为东西方冷战时期“互找别扭”的争夺点所在:西方国家往往有意在5月7日或8日纪念二战。与之相对的,苏联则一定要选在每年的5月9日进行红场阅兵。在这一天之差的背后,是昔日的苏联和今日的俄罗斯不被西方认可的孤独。
   1945年5月8日深夜,德国签署投降法律文书。苏方由朱可夫元帅代表苏联签字。
   1945年5月7日,德国政府代表约德尔上将在法国兰斯签署德国无条件投降书。
   
   5月9日,俄罗斯将举行庆祝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的阅兵式,虽然仪式的排场不小,规模超过二战胜利60周年时的阅兵式,但美英等西方国家却显得很不给“面子”,大多拒绝参加。也许在俄罗斯人看来,在这样一个德国投降、欧洲战场的战争结束的标志性日子,美英等国如此冷落昔日盟友,显得有些不近人情,但对于美英等西方国家来说,所谓“二战欧洲战场胜利纪念日”与俄罗斯人认定的并非同一天。而这一切,都源于二战结束时纳粹德国所进行的两次无条件投降。东西方对于二战的不同认识,其实早在这场战争结束时就已经种下了种子。
   把头功“让给”苏联
   一切应该从1945年年初说起,当德国在二战中的最后一搏“阿登森林反击战”在1944年的冬天破产后,所有人都不难看出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已经行将崩溃,剩下的最大悬念变为了东线的苏军与西线的盟军谁会攻克柏林,抢下欧洲战场的头功。在这项“竞赛”中,盟军本来有与苏军一较长短的可能。
   当时,艾森豪威尔带领英美盟军成功抵达了西距柏林城几十公里的易北河沿岸,而朱可夫带领的百万苏联红军也快速推动到了东距柏林城仅几十公里的尼斯河一线,两军已经形成了对纳粹德国首都两面夹击之势,双方一度几乎等距。凭借着美英等国的武器装备(尤其是空军)优势,是可以尝试赶在苏联之前攻克柏林的。事实上,当时的英军统帅蒙哥马利也有此打算,其所率的第二十一集团军在1945年的3月对柏林展开了攻击阵型,一副要抢先摘桃子的架势。但就在此时,蒙哥马利收到了一份令他目瞪口呆的电报,该电报是由盟军欧洲战区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发出的,电文称盟军的作战计划已经变动,主攻方向由原来的柏林改为东南方向的慕尼黑和莱比锡。至于英国人念兹在兹的“攻克柏林”,艾森豪威尔在信中洒脱地说:就“让给”苏联人去完成吧。
   艾森豪威尔这封电报,是当年爆炸性的事件。不仅蒙哥马利大为光火,英美两国的领导人也纷纷表示“看不懂”。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获知该消息后评价他“毫无政治头脑”,而英国首相丘吉尔则直言不讳地指责说:“俄国人(丘吉尔对苏联私下里的一贯称呼)一旦进入柏林的时候,就将产生极其严重的政治后果,这一切都将使世界产生‘天下是俄国人打下来’的错觉。”
   作为纳粹德国政治的心脏,攻占柏林在政治上无疑具备相当重要的意义。艾森豪威尔为什么要将这项荣誉拱手让人呢?其实,作为后来问鼎美国总统的“军中政治家”,艾森豪威尔不但并非政治白痴,反而比他的同僚们看得都远。这位盟军最高统帅的决定主要是顾虑了攻克柏林所需付出的人员伤亡代价。困兽犹斗的纳粹德国此时已经将柏林打造成一座布满碉堡铁丝网的“钢铁堡垒”,艾森豪威尔认为攻克柏林至少将让盟军损失10万士兵。在他看来,在战事已成定局的当下,再如此浪费士兵的生命去争取虚幻的荣誉是不符合美国价值观的,这对自己的政治前途没有帮助。更何况,他意识到战后东西方阵营对德国占领区的划分肯定要以把德国从南到北一分为二的易北河为界。如此一来,即便盟军费尽千辛万苦打下柏林城,将来战后也必然要交还苏联,既然如此何必为他人做嫁衣呢?
   艾森豪威尔“出让”柏林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美军此时已经开始与纳粹德国就投降问题讨价还价,预判到了德军在穷途陌路时一定会率先向美国人无条件投降的可能性。如此一来,对德的投降仪式依然将由西方主导,苏联辛苦打下的柏林,将是一座没有政治意义的空城。
   后来事情的发展验证了艾森豪威尔的预判,当年4月16日,苏军发起对柏林的总攻,29日,希特勒在绝望中自杀。5月3日,苏军在付出30万人伤亡的代价后完成了对柏林的占领。然而,打下柏林的苏联人却没等来德国的投降代表。不仅如此,他们之后还愤怒地获知,德国正式的投降代表已经在前往美英占区的路上了。
   美英“阴招”坑苏联
   原来,希特勒在自杀前,任命了德国海军元帅邓尼茨作为自己的继承人。作为二战中德军潜艇战的名将,机智的邓尼茨在“即位”后显然头疼于怎么收拾德国的烂摊子。可能是因为苏德战争过于惨烈,苏联红军在占领德国东部后实行了十分恐怖的报复。鉴于这一局势,如果德国先向苏联投降,在东线作战的几百万德军都由苏联受降,这些投降者恐怕很难活着回到德国。为了避免战后的德国再丧失本已所剩不多的青壮年,邓尼茨决心尝试同盟军单独媾和,尽快在西线实现停火。
   就在柏林被攻克的5月3日,邓尼茨的专使——新任海军总司令弗里德堡已经到达盟军第二十一集团军驻地。第二天,弗里德堡就与蒙哥马利签署了西线局部投降书。投降书签署后,弗里德堡马不停蹄地赶往盟军总司令部所在地法国兰斯,想探一探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对于与其单独媾和的口风。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艾森豪威尔以弗里德堡级别太低为由拒绝与其会谈,邓尼茨不得不改派名将约德尔前往兰斯,全权代表德方商谈投降事宜。会谈就这样被拖到了5月6日才开始。
   面对德国人主动“上门投降”,艾森豪威尔之所以先摆了个架子,真正原因是还没做好演这出戏的准备。考虑到苏联强大的力量和在二战中所做出的无法否定的贡献,美英想与德国单独媾和显然是不现实的,但白白放过德国主动投降的机会,又无法弥补将柏林让给苏联人的遗憾。思考再三后,艾森豪威尔耍了个手腕,他特意找到苏军在兰斯的联络官、名不见经传的苏斯洛巴罗夫少将,建议由他代表苏联签署“兰斯投降书”。艾森豪威尔显然知道,作为二战欧洲战场的总投降仪式,一个身为联络官的少将显然是不够格的,但这样的安排恰好能够起到压低苏联为战争胜利所做贡献的作用。
   面对艾森豪威尔突如其来的邀请,苏斯洛巴罗夫少将赶忙向莫斯科做了汇报,但莫斯科却没能及时给予回复,后来历史学家认为,这可能是因为苏斯洛巴罗夫根本没有权力直接同克里姆林宫联系,他的请示转了好几道手才到达斯大林的办公桌上,所以延误了不少时间。
   可怜的苏斯洛巴罗夫少将此时陷入两难之中,在没有得到斯大林具体指示的情况下,他贸然签署这份协定固然不妥,但如果选择拒绝,苏联就要冒纳粹德国单独同西方盟国媾和的风险,这对苏联战后获取战胜国利益将是巨大的损害。权衡再三之后,苏斯洛巴罗夫少将不得不硬着头皮参与了谈判,并代表苏联在投降书上签了字。据苏斯洛巴罗夫后来回忆:“我虽然签了字,但附加了一个说明,那就是如果任何一个盟国请求,新的投降仪式还可以在别的地方举行。”不过,在当时,他这句话显然没受到什么重视。
   1945年5月7日,德国政府代表约德尔上将在驻法国兰斯的盟军最高司令部同美国、英国、苏联三国代表签署德国无条件投降书。5月7日当天,投降仪式现场呈现的是非常奇葩的一幕——美、英、德等国出席投降仪式的都是战场名宿,唯独苏联代表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少将,坐在一堆名将中显得气场十分不足。这个细节给了西方媒体极大的解读空间,纷纷质疑苏联在二战中的作用,认为盟军才是击败纳粹德国的主力,东线只是牵制德军兵力的次要战场。苏联在这场投降仪式中,把攻克柏林的风光劲儿又输了回去。
   德国被迫“二进宫”
   艾森豪威尔在投降仪式上用“闪电战”的方式黑了苏联一把,英美当然很开心,但消息传到莫斯科后,斯大林很生气。他先是指责英美这样重要的仪式为何事先不与苏联协商,在稍作冷静之后,斯大林问身边的工作人员:“那个擅自代表苏联政府签字的人是何方神圣?”在得知苏斯洛巴罗夫直到1944年时才授衔少将后,斯大林立马叫人拨通了其所属的炮兵司令部的电话,并用挖苦的语气质问苏斯洛巴罗夫的上级:“我很好奇,‘著名的’苏斯洛巴罗夫少将到底获得了谁的授权?”惹得斯大林同志如此不高兴的苏斯洛巴罗夫后来自然没有好果子吃,在被撤职后接受了漫长的审查。一次贸然的“代表”,奠定了这位少将悲剧的后半生。
   在处置完“内鬼”后,斯大林于5月7日当天正式向英美两国发出了抗议,他表示:“今天,在兰斯,德国军队签署了预备性的无条件投降书。然而,这场战争胜利的主要原因,不是由西方盟国,而是靠苏联人民的流血牺牲换来的。不在柏林,不在法西斯侵略的中心签署投降书的做法,我是不同意的。我们已与各同盟国商定,把在兰斯签署投降书一事只当做投降仪式的预演。”
   斯大林对于投降仪式的高度敏感和强硬态度,让美英不得不放弃了艾森豪威尔精心布好的那局棋。于是,在1945年5月8日,刚刚承受过一次战败之辱的德国人不得不再次强打精神,在柏林郊区的卡尔斯霍斯特进行第二次“正式的”投降仪式。这一次,苏联派出了元帅朱可夫主持该仪式,而在苏联的要求下,美英等国也不得不派出高级别军官参加仪式。投降书第1条强调:“德国控制下的一切陆、海、空军,向红军最高统帅部,同时向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无条件投降。”朱可夫更是代表苏联在投降书上第一个签字。苏联总算获得了其想要强调的突出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与“兰斯投降”相比,“柏林投降”在场面上对德国更不客气,德国代表凯特尔元帅率领着德国代表团来到签字厅时,礼节性的举起权杖向盟国代表行礼。但是,盟军方面无人还礼。凯特尔元帅在尴尬而屈辱的气氛中签完了所有9份投降协议。两场投降仪式截然不同的氛围,也暗示了东西方日后对德国不同的处置态度。
   
   这段签订两次投降书的插曲,造成了东西方之间后来一个很有意思的公案。根据“兰斯投降书”,“所有德军在欧洲中部时间5月8日晚上11时01分起停止军事行动”。因此,在欧美国家的观念中,二战欧洲战区的最终战日期应该是在5月7日或8日。而苏联所认定的柏林投降书是于5月8日深夜签订的,并规定从5月9日零时开始生效。由于德军在“兰斯投降书”签订后已经向战斗部队传达了该命令,因此,当“柏林投降书”在9日凌晨生效时,德军事实上已经放下武器一个小时了。这一个小时的时差刚好横跨了一天,因此成为东西方冷战时期“互找别扭”的争夺点所在:西方国家往往有意在5月7日或8日纪念二战。与之相对的,苏联则一定要选在每年的5月9日进行红场阅兵,突出自己才是二战中的中流砥柱。认定哪一天作为停战日,成了一个严肃的站队问题。苏联解体后,这个琐碎的争论曾一度沉寂,2005年5月9日,西方各国首脑出席俄罗斯的庆祝仪式,曾被看作是对于苏联二战贡献的肯定与承认。然而,今年,西方各国元首纷纷拒绝出场。在这一天之差的背后,是昔日的苏联和今日的俄罗斯不被西方认可的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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