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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识庐山真面目--我的思想演变历程(续一)


   
   四,踏入仕途
   
   1964年新学年刚开始,我被借调到上海市高等教育局组织的“半工半读教育调研学习团”,当时正值刘少奇提倡“双轨制”(即全日制教育和半工半读教育)。校长告诉我这个决定时,我抑制着内心的喜悦,校长似乎看出来了:“高兴了?那就好好表现!”。我寻思,前两天在全校教师大会上表扬了我班主任工作的表现,又加入“共青团”要求政治进步,所以才给我这个“好好表现”的机会。

   
   这“学习团”的发起者和组织者是高教局的中专处处长韩中岳,目的是为即将成立“半工半读教育处”作些准备。韩在第一次会议上说的了不少话,但印象最深的是说,来报到的约一百名教师,都是各所中专校的骨干教师,是出色的优秀工作者。我暗暗得意,并有一种直觉:我或许正在开始一段人生新里程。
   
   那一年我被派到上海市业余工业大学虹口分校参与教学工作,同时去杨浦区的“上海化工厂”劳动。最后要求每一位团员写一份总结,汇报学习、调研的成果。在交出报告时我附上一短篇小说,描写自己下厂期间如何跟老工人交朋友、受教育的故事。意图当然很清楚:要在领导面前显示自己的才能,以求赏识。果不其然,在总结大会上,韩宣布组成三人小组起草全团总结报告,并提名我为该小组召集人。那时候,我的直觉转变为一个猜想:不是说要成立“半工半读教育处”吗,我是否会成为其中一员?新里程或许就在眼前。可是这猜想没有成为现实,我回到电力学校,1965年上半年带学生去实习(镇江附近的谏壁电厂)。出乎意料的是,有一天厂方派人找我,说是电力学校人事处来长途电话,要我尽快回校。接电话时我的心跳加快,当听说有工作调动,我更是一阵狂喜。就这样,那年夏天,命运把我推进了国家机关,成为上海市高教局“半工半读教育处”的一名“一般干部”,踏入了“仕途”。
   
   高教局设在淮海中路1517号,是一座很大的“花园洋房”,原是荣毅仁家属的产业。走进朝向北方的大门,就看见被环形车道包围着的花圃,花丛之中竖立着一尊三个裸女相拥的石雕;其东侧是一座散发出华贵气派的三层西洋式楼房;当视线跨过花圃,一大片绿色草地映入眼帘,足有四个羽毛球场地那么大;草地的两侧是被树荫复盖着的小径;小径的尽头,是不规则石块围成的一潭池塘……。想到今后将在如此优越的环境里工作生活,我由然升起一种“高人一等”的感觉。
   
   可是,这个“国家机关一般干部”的活儿,真不容易干好。最初,我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回复“人民来信”。我心想,这又何难?不料,起草的回信,大部分都被退回,要求重写,重写后再递上,还不行,干脆叫别人接手写。那一阵子,心里憋得难受,甚至想哭!后来局长办公室主任找我谈,交待我写人民来信回复时要注意的事项。譬如说,来信诉说不公平,责问“半工半读学生跟全日制学生的待遇为什么不同?”,你写回信的时候,不能明确表态,更不能谈及具体问题,先要肯定他写信来反映情况,有利于我们改进工作,然后就说,你所反映的问题,涉及面较大,情况也比较复杂,我们会跟政府其它部门联系,做深入的调查研究,等等。我听了,显出不以为然的样子,惹得主任很不高兴。事后,处领导韩中岳给我另派任务,先是跟着他去“视察”一些学校,然后跟着一位年长同事去工厂“蹲点”,是位于闸北区共和新路上的“华通开工厂”,那里办了一所半工半读中专学校,除了局里通知回去开会,吃住都在厂里。
   
   刚来高教局半年,原先怀有的喜悦心情渐渐退去,代之于慢慢袭来的郁闷。我发觉自己不适应机关的工作,在这里我简直一无是处,干什么都不行。写人民来信的回复,不合格;跟领导“视察”,不知问什么、说什么;下厂“蹲点”,感觉是被晾在一边。那位年长同事倒是很耐心,教我如何记录每天见闻,如何写定期情况通报,空余时间在宿舍跟我聊文学史,我写了一期“情况通报”居然被局里用上了,慢慢地,我的心安下来了。不过,一种感到自己在机关工作难有发展前途的心情,却难以释怀。局机关干部绝大多数人是党员,连刚毕业分配来小青年也个个是党员,而我这个自认为有待“改造”的非党人士,怎能与他们相比?
   
   “蹲点”结束,刚回局上班没多久,就迎来了“文化大革命”的风声。
   
   五,“文革”初期
   
   最初听到“文化大革命”这五个字,是在1966年5月,印象特别深的,是听领导传达周恩来总理的讲话,周恩来说:“文化大革命是头等大事”。
   
   一开始,局机关发票子给每个人,去看电影《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等,然后组织大家对之批判。观看电影时,我有一种欣赏艺术作品所带来的满足感,因为被吸引、被感动,以致几乎忘了自己身在电影院,仿佛沉浸在江南水乡的美人、美景之中。当然,在政治学习会上我只能一言不发,听着同事们的批判言辞,心里不是滋味。批判的调子全都按照报刊文章,主要是指这些电影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人性论。这令我联想起不久前,在绍兴路的“上海戏剧杂志社”的一幕,那是让我丧失自信的一件事情。在大学里我曾写过“校园的春天”的剧本,反映白手起家、自办化工厂的事迹,后来我又写了一个剧本,剧情扩充到四年大学的生活,还是取名为“校园的春天”。我向上海戏剧杂志社投稿,后接来信约我面谈,一位据称为杂志社领导的中年人接待了我。他一上来说话柔和,语气亲切,先肯定我具有写作的能力;接着,就批评我的作品里没有高大的英雄形象,都是“中不溜儿”类型,小资产阶级味道浓厚,这是走“第三条道路”,走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人性论的路,最后还告诫我:如果不加改变继续这样写下去,是很危险的!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想化精力去写作了。而现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这一“危险”的预警果然应验,这就等于说,我正站在“大革命的对象”那一边。在这样的情绪下,我缺乏积极投入这场“伟大革命”的动力。
   
   接下来是批判《三家村》。“三家村”指的是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的专栏“三家村札记”,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副市长吴晗、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三人轮流写稿。我没读过这专栏,但也去翻了翻,觉得其内容多是说如何提高自身修养、如何欣赏艺术等,也有对时弊的针砭,总之我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可是,当时批判的调子愈来愈高,到1966年6月一日,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形式,在政治上定调:“三家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黑线、集团,同时也认定“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复辟与反复辟”的政治斗争。
   
   同日晚,中央电台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矛头针对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北大校领导陆平、彭珮云。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什么问题触及了灵魂?我的体会是:“赞成、假赞成或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究竟站在哪一边?同时,该报还发表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全文及评论,说毛泽东称赞其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六月三日,我去复旦大学看大字报,那天下午该校广播传出北京市委及北大党委被改组的消息,北京旧市委彻底崩溃。听到这消息后,复旦校园里顿时热腾起来,成群结队的学生从四面八方里汇聚到“钟楼”(旧日的标志性建筑)四周,众人的拳头此起彼伏地举向天空,连续不断的口号声冲向云霄,久久不散……。
   
   那天晚上,我又去上海音乐学院看大字报,正副院长贺绿汀、谭抒真被“揪出来”了。接着两天还去交大、华东师大、上海师院等大学看大字报。所到之处,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目不暇接,成群结队的参观者摩肩接踵。所揭发的对象,多是“反动学术权威”,也有少数提出这样的问题:“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究竟是怎么造成的?他们的后台是谁?等等。
   
   这几天的所见所闻,真的触及了我的灵魂,一个问题时时敲打着我的脑袋:你要不要起来革命?你敢不敢行动起来参与革命?到几所大学亲眼目睹大学生们激情喷发的场面,马上联想到电影中学生示威游行对抗国民党政府的情景,革命,这就是革命,是党中央发动的革命,我为之激动、为之亢奋。但我毕竟不像学生那般一时性起,内心在紧张地思索着:现在摆在我面前的,已经不是要不要“自我改造”的问题,而是要不要“革命”的问题,“自我改造”其目的和途径也就是参与革命。可是,怎么行动?怎么革命?革谁的命?革反动学术权威的命,要不要革当权派的命?北大旧党委烂了,全国所有的大学也如此?北京旧市垮了,全国的党委也如此?上海市委、高教局难道也在打倒之列?恐怕不是吧。以往几次运动都是以某个“反党集团”或某个“反革命集团”为对象,并发动全国进行揭露、批判。这一次似乎来势很是汹汹,可是看来主要是针对文化、教育领域,是一场思想革命,揭露北大、北京事件的目的,是让全国上下都以此为戒,吸取教训,警惕和防止出现更多类似事件。当时思考的结果认为,虽然革命气势犹如排山倒海,但并不等于要把革命的对象扩大到所有的领导机关,那样做将是错误的,也是危险的。
   
   六月四日晚上,我和另一位同事值班,一批“五四中学”的学生来局机关帖大字报,现在还记得其中有“机关干部当官作老爷”的字句。第二天,这引起局内很多人的反感,他们认为,“这还像话?冲到政府机关来了!”,“这样下去,会出乱子的,不要忘了五七年的教训”,等等。
   
   当晚是我接待来贴大字报的学生,我不觉得学生有什么出格的行为,我也赞许学生表现出的革命热情,众人的反感出乎我的意料。我和那位一起值班的同事写了一张大字报,大致是这样的观点:学生的行为是响应中央的号召,热情可嘉,值得我们学习。于是众人的反感转移到我们两人身上。党总支委员、局办公室机要秘书马上找我谈话,要我记取五七年“反右”的教训,不要把矛头对着党和政府。我立刻表示完全同意,但也辩解说,学生单纯、天真,他们的出发点和革命热情是应该加以肯定的。不过,这件事也让我反思,为什么我跟大多数人的看法不一致?是我错了?也许我跟学生们一样过于天真?是啊,我长期以来对政治不予过问,缺乏经验,不知晓斗争的复杂性,我告诫自己,必须谨慎行事,真的犯了错误,后果不堪设想。
   
   六月中旬,按照市委的指示,高教局领导决定派工作组进驻下属单位,即“上海外国语职业学校”(简称“外职”)。我一听说这事,马上向工作组组长、副局长报告,强烈要求“到基层锻炼”。居然得到批准,于是随工作组去到“外语职校”,我跟另外一位同事吃住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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