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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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黑格尔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原意任何姑不论,从因果的角度看,任何事物、事情和想象的存在,包括邪恶的存在、恶人的得势,都有其合理性---合乎因果之理。因果之理也是一种天理、天意、天命。

   《孟子》记载,鲁平公要来见孟子,却被其宠臣臧仓谗言阻止。孟子说:“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之所能也。吾不遇于鲁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认为,自己不能与鲁侯相遇合,是天意。臧仓只不过充当了天意的工具而已。朱注:“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则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则我之不遇,岂臧仓之所能为哉?”“此章言圣贤之出处,关时运之盛衰,乃天命之所为,非人力之可及。”

   圣贤出处关天命。借用孟子自己的话说,上天如欲平治天下,儒家想逃都不掉;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圣贤周游列国也无能为力,而恶人恶势力想不得势都不行。

   恶人得势当然是人民和国家的不幸,孟子说:“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孟子离娄上》)恶人居了高位,必然罪恶泛滥。但是,恶人得势,也有其相应的政治基础、社会土壤和文化道德气候。王夫之说:

   “做经生读书时,见古今之暴君污吏,怒之怨之,长言而诋诽之。即此一念,已知其出而居人上,毁廉耻、肆戕虐者,殆有甚焉。何也?其与流俗诋诽者,非果有恶恶之心,特以其不利于己而怒怨之耳。有志者,其量亦远。伊尹当夏桀之世而乐,何屑与之争得失乎!且彼之为暴为污者,惟其以利于己为心也。彼以利于己而为民贼,吾亦以不利于己而怒怨之,易地皆然,故曰出而居人上,殆有甚焉。恶人之得居人上而害及人,天也。晦蒙否塞,气数之常也,安之而已。退而自思,吾虽贫贱,亦有居吾下者,亦有取于人者,亦有宜与人者,勿见可为而即为,见可欲而即欲,以求异于彼而不为风气所移,则孤月之明,炳于长夜,充之可以任天下。”(《俟解》)

   对于暴君污吏的批判,如果并非出自君子恶恶的义愤,而是因为暴君污吏不利于己而激动怨怒,那就与流俗无异。这种人一旦得志,将更加不堪,所谓易地皆然。王夫之此言洞察人情世态,仍有现实意义。

   百年来无数人,失意时在野时批判暴君污吏慷慨激昂,一旦出居人上,更加无畏无耻贪婪暴虐。东海早就指出,在民粹主义文化和极权主义政治之下,官民德性趋同,强弱本质无异,很多弱者也有一颗强人的心。

   所以,对于暴君污吏乃至恶制恶法进行泛泛的批判,意义不大,文化重建才是关键。只有良好的文化,才能改良社会土壤和道德气候,进而改革政治和制度。

   接着王夫之指出,恶人高居人上害人害民,也是天意、天命。从个人的角度讲,不妨安之而已,顺其自然,自求多福。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此之谓也。2018-5-12余东海 首发于儒家网

(2018/05/13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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