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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奥巴马总统的公开信:如何与中国共产党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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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国家的“改革开放”为什么不可能长久?

    共产党国家的“改革开放”为什么不可能长久?
   
   
   
   


   
    中共在八十年代和“邓南巡”之后的九十年代,一度吹嘘中共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探索,这其实是一个弥天大谎,因为中共的生身老子苏共(布尔什维克),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尝试过共产党国家的第一次“改革开放”,这就是1921年列宁首推的“新经济政策”。苏联新经济政策包括:
    1.废除余粮收集政策,实施实物税。
    2.停止配给制度,允许商品买卖。
    3.放松了贸易限制,鼓励外资企业投资,将资金与技术引进俄国。
    4.停止以没收的方式进行资本主义改造,改以租借和租让的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允许个体私营经济的存在。
   
    以上可见:苏联初期的“新经济政策”,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大同小异,深度也不遑多让。
   
   
    什么?共产党居然“转换路标”改搞资本主义了!列宁的剧变,自然在布尔什维克党内激起轩然大波,招致了老布尔什维克们的群起反对,列疯子凭借其诡辩天才,以及新经济政策的立竿见影的效果,说服了同僚,镇住了场子。列宁辩解说:
    “我們計劃用無產階級國家直接下命令的辦法,在一個小農國家裡按共產主義原則來調整生產和分配,事实证明我們錯了”。
    列宁指出:苏俄必须补资本主义的课。
   
    列宁的诡辩,实际上成了中共改革开放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源头。
    但列宁同时也明确宣布了“新经济政策”,是共产党的权宜之计,列疯子说:“退一步是为了进两步。”
   
   
    1924年初,饱受梅毒和枪伤后遗症折磨的列宁,被斯大林的一剂毒药,送去见了马克思,他没能活着看见:“新经济政策”,在有效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对共产党产生了巨大的副作用:
   
    其一是空前的腐败。1921年~1928年(列宁时期和斯大林早期),成为苏联(俄)历史上最腐败的时期,1921年当年就发生了贪污受贿大规模地蔓延的现象,彼时苏联(俄)的官商勾结,其深度和广度,都大大超过了沙俄时期,虽然腐败在1925年斯大林发起的反腐严打运动中有所收敛,但在1926——1928年出现更大规模的回潮(这与“改开”后中共国的空前腐败,何其相似!)。
    恢复市场经济,使得共产党官僚的权力寻租成为可能,而共产党统治的极权性质,又使得官商勾结的广度和深度都前所未有,这也印证了英国人爱克顿的定律:
    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就是绝对的腐败。
    而共产党的权力,就是绝对的权力。
   
    其二是产生损害共产党统治的新阶级:新经济政策产生了“耐普曼”(民营企业主)和新富农两大阶级,他们对苏联(俄)国家管控经济的体制天然逆反,而采取减产和囤积粮食不卖的方法,对抗苏共政府不准涨价的指令(这与胡锦涛时期民企以减产对抗胡温不准涨价的指令,何其相似!)从而威胁到苏联(俄)出口导向获取外汇的国策。
    对此,布哈林主张放松对价格的管制,对“耐普曼”(民营企业主)和新富农采取安抚政策,斯大林则对问题的本质洞若观火,他认为放松价格管制无法根本解决问题,要根本解决问题,就必须消灭这两个挖共产党墙角的新阶级,为此,就必须废止列疯子的“新经济政策”。
    于是,列宁首创的“新经济政策”,在1928年被废除。
   
   
    苏联“改革开放”的命不长,中共国“改开”的命又焉能长久?邓小平咋呼:“改革开放”是基本国策;“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不能改、、.不过都是放空炮。江泽民一上台,就把赵紫阳的十三大报告束之高阁,此后再也没有拿下来。
   
    吴国光教授指出:事实上,中共的“改开”早已终结,只是一直秘不发丧而已,他举证说,中共的“改开”主要有四方面:
   
    其一是市场化,主要是以价格改革为代表。
    一九七九年,中国百分之九十七的产品由国家定价,只有百分之三的产品是由市场定价;到了一九九四年,正好来了个颠倒——百分之九十七的产品由市场定价,剩下的百分之三由国家定价,这一比例之后未变(其实胡温开始倒退回潮);因此,市场化改革在1994年就结束了;
   
    其二是私有化,也就是所有权的改革。
    在一九七零年代末,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形式的公有制,在工业企业中占百分之百;到九十年代的中期,公有制企业比例下降到百分之三十左右;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所有制结构三分天下:公有三分之一,私有三分之一,合资和外资三分之一。这个比例之后未变(从胡温时期开起,甚至开始“国进民退”的回潮)
    因此所有权的改革,在九十年代中期已结束;
   
    第三是经济管理制度的变化。
   也就是分权化或者说权力下放,就是经济管理的许可权从中央往地方下放,同时也从政府向企业下放。但从中央到地方下放的这一方面,到一九九四年实行〝分税制〞就结束了。〝政府向企业的权力下放,在九十年代中期推行了所谓〝现代企业制度〞和〝公司化〞之后,这个改革也结束了;
   
    第四是开放,江泽民主导的中共当局,在二零零一年的十二月,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标志着中国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正式地融合了,迄今中国再未多开放一寸(反而自胡温开始还有所倒退);即:中共国的开放,在2001年就结束了。
   
   
    中共后任统治者把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送进太平间,用中共自己的话来说,是“历史的必然”。因为经济的自主,必然产生意识的自主,进而产生具有自主性的新阶级,“改开”产生的“死磕”派维权律师阶级,和转移财产的民营企业主阶级,对共产党专制的威胁,胡锦涛、习近平都看清了。“改革开放”必然产生“耐普曼”等挑战共产党的新阶级,而一旦共产党的统治受到新阶级的挑战,其统治者就必然废止“改革开放”。
    因此,邓小平死后,朱镕基的税制集权;胡锦涛的“国进民退”;习近平的“勿忘初心”等等沉渣泛起、变本加厉的倒退,都是必然的。
    而逐步废止邓小平“改革开放”的胡锦涛和习近平,虽然嘴上继续高唱“坚持改革开放”,但这不过如邓小平嘴上高唱“坚持马列主义”一样虚伪。
   
   
    综上可以看出,“改革开放”(新经济政策),是共产党统治的权宜之计,也是共产党的一种不稳定状态,它不可能长久,它要么改变极权,要么被极权废止,即:
    要么象越南共产党所做的那样,通过党内民主化的政治改革,走上放弃阶级专政、变身专制社会党、并全面融入国际社会的不归路;要么就像苏联(俄)的“新经济政策”那样,寿终正寝,国家回归共产极权,“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张春桥预言)”
   
    习近平带领下的中国,显然在走后一条路。
   
   
   
   
   
   
    曾节明 2018.4.23戊戌丙辰乙酉于春暖纽约州晚
(2018/04/23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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