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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统”之作为思想主权

   谢选骏:“道统”之作为思想主权
   
   道统之说最早于孟子,其言曰︰“由尧舜至于汤,由汤至于文王,由文王至于孔子,各五百有余岁,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隐然以继承孔子自任。
   
   唐代的韩愈明确提出道统之说,《原道》认为“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韩愈又说:“孟轲师子思,子思之学,盖出曾子。自孔子没,群弟子莫不有书,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韩愈本人则以孟子继承者自居,并自谦说:“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李翱说:“孔氏去远,杨朱恣行,孟轲拒之,乃坏于成。戎风混华,异学魁横,兄尝辨之,孔道益明。”皮日休说:“千世之后,独有一昌黎先生,露臂瞋视,诟于千百人内。其言虽行,其道不胜。苟轩裳之士,世世有昌黎先生,则吾以为孟子矣。”


   天道的传播脉络,起源于黄帝。天道心法古代是依靠心传,历经公元前两千年的心传后,只留心法不见心传,从老子而分支形成了两支中国的古老的思想体系,即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
   儒家传道的脉络上接尧、舜、汤、文王、武王、周公、老子,到了孔子形成儒家学派,传至子思、孟子。独存心法不见心传。这符合韩愈之说,我们现在的儒家思想遗失了心传。只是道教将老子道教化,韩愈的现实主义排除宗教而淡漠了老子。
   道家传道的脉络上接尧、舜、汤、文王、武王、周公、老子,到了庄子形成道家学派。自庄子起心传尽失。
   儒家传道的脉络和系统。孟子认为孔子的学说是上接尧、舜、汤、周文王,并自命是继承孔子的正统。“道统”一词是由朱子首先提出的,他曾说过:“子贡虽未得道统,然其所知,似亦不在今人之后。”(《与陆子静·六》,《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 “若只谓‘言忠信,行笃敬’便可,则自汉唐以来,岂是无此等人,因其道统之传却不曾得?亦可见矣。”(《朱子语类》卷十九) “《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四书集注·中庸章句序》) 朱子虽然最早将“道”与“统”合在一起讲“道统”二字,但道统说的创造人却并非朱子,而是千百年来众所公认的唐代的儒家学者韩愈。
   
   韩愈明确提出儒家有一个始终一贯的有异于佛老的“道”。他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原道》,《韩昌黎全集》卷十一)。他所说的儒者之道,即是“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同上) “道”,概括地说,也就是指作为儒家思想核心的“仁义道德”。千百年来,传承儒家此道者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同上)这个传承系列类似于佛教所说的“法统”,儒者之“道”的传授谱系也就是朱子所说的“道统”。
   
   自从韩愈提出道统说以来,历来解说道统者都未能超出韩愈道统说的框架,即从“道”与“统”两个方面来理解道统。前者是逻辑的,后者是历史的。甚至可以说,直到现代,人们对于道统的理解也并未超出韩愈的水平。韩愈以及儒家学者所强调的道统,其哲学上的内涵究竟为何,或者说当儒者强调道统之时其用意如何,这些都尚有待于作出说明。朱熹则认为,儒家的道统是以周敦颐、二程(颢、颐)上承孟子的,而自己又继周、程为儒家正统。反道学家认为,道统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护身符,因而进行猛烈抨击。
   
   对儒家道统说进行哲学的分析,可以把儒家的道统归结为三个方面:认同意识、正统意识、弘道意识。
   
   宋代的程颐把其兄程颢尊为道统传人,他说:“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先生出,揭圣学以示人,辨异端,辟邪说,开历古之沉迷,圣人之道,得先生而复明,为功大矣。”宋代朱熹进一步将韩愈儒道传授系统的思想概括为“道统”,把伏羲列为首位,朱熹在《中庸章句序》里说:“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绍熙五年(1194年)十二月,朱熹筑成沧洲精舍,率诸生行释菜之礼,祝文曰:“恭惟道统,远自羲轩。集厥大成,允属元圣……周程授受,万理一原。”
   
   但朱熹把韩愈排除在外,认为是程颢、程颐继承孟子,朱子认为“千百年来无人晓得,后都黑了。到程先生后,说得方分明。”又说:“吾少读程氏书,则已知先生之道学德行,实继孔孟不传之统。顾学之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黄斡《朱子行状》说:“窃闻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而始著。”又在《徽州朱文公祠堂记》中说:“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生,而道始行;孔子孟子生,而道始明;孔孟之道,周、程、张之继之;周、程、张子之道,文公朱先生又继之。此道统之传,历万世而可考也。”《宋史‧道学传》更充分肯定朱熹继承儒家“道统”的地位。但朱熹本人亦承认:“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
   
   清鞑康熙有言“朕维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之道统,即万世之道统所系也。自尧、舜、禹、汤、文、武之后,而有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自《易》、《书》、《诗》、《礼》、《春秋》而外,而有《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之书,如日月之光昭于天、岳渎之流峙于地,猗欤盛哉?”清初桐城派以“道统自任”,戴均衡《方望溪先生集外文补遗序》说:“平心论之,宇宙间无今汉学家,不过名物、象数、音韵、训诂未能剖析精微,而于诚、正、修、齐、治、平之道无损也;而确守程、朱如先生者,多一人则道看一方,遂以昌明于一代。”梁启超说:“桐城派又好述欧阳修‘因文见道’之言,以孔、孟、韩、欧、程、朱以来之道统自任,而与当时所谓汉学者互相轻。”
   
   民国时代,伪基督徒孙中山曾说:“中国有一个道统,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我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伪基督徒蒋中正说:“继承了国父的革命遗志,而其道德思想和政治理想,更随国父之后,嬗接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道统。”某些新兴宗教,如一贯道,亦受到道统之说的影响。
   
   批判指出:道统之说则受到陆九渊、叶适等人的批判。陆九渊说:“韩退之言:轲死不得其传。固不敢诬后世无贤者,然直是至伊、洛诸公,得千载不传之学。但草创未为光明,到今日若不大段光明,更干甚事?”又说:“自周衰此道不行,孟子没此道不明。今天下士皆溺于科举之习,观其言,往往称道《诗》、《书》、《论》、《孟》,综其实,特借以为科举之文耳。谁实为真知其道者?口诵孔、孟之言,身蹈杨、墨之行者。盖其高者也。其下则往往为杨、墨之罪人,尚何言哉?孟子没此道不传,斯言不可忽也。”
   
   叶适不承认“曾子、子思、孟子”的继承孔子说法,他说:“曾子不在四科之目,……舍孔子前宗孟轲,则于本统离矣!”又说“程氏诲学者必以敬为始”,认为“学有本始,如物始生,无不懋长焉,不可强立也”,“是则敬者,德之成也。学必始于复礼,故治其非礼者而后能复。礼复而后能敬,所敬者寡而悦者众矣,则谓之无事焉可也。未能复礼而遽责以敬,内则不悦于己,外则不悦于人,诚行之则近愚,明行之则近伪;愚与伪杂,则礼散而事益繁,安得谓无!此教之失,非孔氏本旨也。”
   
   陈寅恪指出,韩愈的“道统”说,表面虽受孟子启发,“实际上乃因禅宗教外别传之说所造成”,“禅学于退之影响亦大矣哉!”
   
   谢选骏指出:在我看来,所谓“道统”,是思想主权的一种表达,一种人文主义的表达,而且,还或多或少被官府化了。显然,孟子所谓“由尧舜至于汤,由汤至于文王,由文王至于孔子,各五百有余岁”,其中大多是官府首领。孟子又说“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有人认为他是“隐然以继承孔子自任”,但上述排列方式不免让我觉得孟子具有争权夺利的意识。再加上孟子篡改十伦为五伦,其机心深不可测也。从此推断,孔子周游列国的举动,其实是在发动一场文化战争——孟子也是如此继承和发展了孔子——涉嫌颠覆各国政权,并阴谋篡改和篡夺“道统”这一思想主权。至于后来韩愈、程朱,都是官迷,因此近人陈寅恪不够了解他们的强权意志。陈寅恪认为韩愈的“道统”说,表面虽受孟子启发,“实际上乃因禅宗教外别传之说所造成”“禅学于退之影响亦大矣哉!”——但事实上,禅宗并不求官心切,因此和道统学说形似神异,相去甚远。
(2018/04/1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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