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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变法的核心就是废除阶级斗争

   谢选骏:商鞅变法的核心就是废除阶级斗争
   
   在我看来,商鞅变法的核心就是“废除阶级斗争”。只有消除了阶级斗争的混乱,一个国家才能走上对外争强的道路。而输入阶级斗争,就是亡国灭种的最佳途径。所以商鞅虽死,其法不能废也。主张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不能救中国,只能乱中国。
   
   网文《秦惠文王为什么要杀商鞅?》(2009-11-22“巴布读史札记”之二,巴布蜀衣/文)说:


     
     公元前339年,即秦惠文王元年,主导秦国改革变法的商鞅因谋反罪被政府军击杀,尸体被车裂。
     
     作为一个改革者、政治家,商鞅对秦国的强大,可谓功不可没。商鞅先后于孝公6年(公元前356年)和孝公12年(公元前350年)在秦国主持进行了两次大的变法改革。变法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多个方面,与其他各国变法相比,商鞅在秦国实施的变法最为全面、最为彻底也最为成功。
     
     商鞅变法的效果也极其明显,《战国策》称赞商鞅变法的效果:“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强大,诸侯畏惧”。用今天的话来说,商鞅变法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提高了综合国力。商鞅变法使一个落后的弱小的秦国,变为一个强国。为秦后来统一中国奠定了政治、经济、军事基础。
     
     一代功臣商鞅为什么会死?而且是死得那么惨?车裂,即五马奔尸,是死刑中最残酷的一种。
     
     一般都要在“太史公曰”中总结人物成败原因的史学大师司马迁,在《史记•商君传》中却没有对商鞅死因进行认真梳理总结,只对商鞅做出六个字的负面评价:“天资刻薄少恩”。
     
     依司马迁的意思,商鞅死于性格。意思是他为人刻薄少恩,不讲人情,没有朋友,没有人性,所以弄得天怒人怨,一生背负恶名,只有死路一条。
     
     这也是事实,当时有一个叫赵良的人也曾指出商鞅“刑黥太子之师傅,残伤民以骏刑,是积怨蓄祸也”,劝他早作退路,以避杀身之祸。但巴布猜想,司马迁先生的这些评价也可能与他个人思想和经历有关。他生在儒家思想渐成统治地位的汉武帝时代,加之他身体因遭腐刑致残,对讲求霸道、主张严刑峻法的法家极为厌恶。
     
     商鞅的悲惨结局确实有他的性格因素。但作为一个政治家,他的命运实际上已经与时代、社会、国家和各方利益相连,性格有时候只是造成他结局的一个因素,甚至不是主要因素。
     
     商鞅之死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的改革变法触动了秦国宗室贵族集团的利益。司马迁也说:“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族多怨望者。”
     
     我们只要看看商鞅变法对宗室贵族集团的具体损害就可以明白,商鞅对宗室贵族集团利益的损害有多大,感情伤害有多深。
     
     变法之前,旧贵族的爵位和俸禄是世袭的,世世代代享有政治和经济特权。但商鞅奖励军功的新法规定,凡是没有建立军功的旧贵族,都要从宗室贵族的簿籍上除名,不许无功受禄。相反,有军功的平民也可以按军功封爵受赏,成为新贵族。过去,贵族有封地,自己就是封地中的君主,操生杀大权。商鞅废除分封制,将贵族封地改设为由国君统一领导的郡、县,大大削弱了宗室贵族的权力。
     
     商鞅变法的一个核心内容是集权,削弱原来宗室贵族的权力,强化王权。这种集权符合了秦王的利益,所以才得到秦孝公的全力支持,但却得罪了秦国宗室贵族集团,损害了一大批宗室贵族的利益。
     
     事实上,随着改革变法的不断深入,商鞅与宗室贵族集团已经成为一对非常尖锐的矛盾。只是这个矛盾在秦孝公健在时还至于不可调和,有秦孝公的斡旋,矛盾的双方还暂时表现为势均力敌。然而,秦孝公一死去,这个矛盾就必然发展转化为不可调和。
     
     由于新君秦惠文王的加入,力量更是在瞬间发生倾斜。
     
     在秦惠文王看来,商鞅必须死。商鞅曾经不看当年太子而今国君的面,对太子师傅用刑,这只是一个潜在原因,并不是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是,商鞅已成为王权与贵族利益冲突的焦点。在商鞅的改革中,王权得到加强,贵族遭到削弱,贵族们不敢对王权发出不满,但要把这种不满发泄在始作俑者商鞅身上。商鞅成为贵族的众矢之的,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所以,新国君秦惠文王刚刚即位,公子虔之徒就诬告商鞅谋反。
     
     在公子虔之徒看来,谋反作为一种莫须有的罪名扣在商鞅头上最合适也最具杀伤力,更不需要什么证据,凭商鞅是魏国人就够了。“诬告谋反”成为以后诛杀功臣最有效的惯用手法,且屡试不爽。
     
     是杀死商鞅?还是继续得罪宗室贵族集团?这是一个单项必选题。
     
     对于新国君秦惠文王来说,杀死商鞅远比得罪贵族更为明智。商鞅对新秦王而言已经没有太大的价值,变法已经全面实施,改革已经走上了正轨,效果也十分明显。况且,商鞅是先王任用的老臣,新王杀他没有感情障碍,也不会有什么内疚感,而宗室贵族集团既势力强大又还有充分的利用价值。
     
     此时,对秦惠文王来说,杀死商鞅、解决王权与宗室贵族集团间的利益冲突是最好的选择。
     
     因此,即使商鞅不是一个刻薄少恩者而是一个品德完美的圣人,在这个时候,他也不得不死。
     
     商鞅的宿命也是自古改革者特别是法家改革者的宿命。法家以法管事,以律治国,严刑峻法,杀人无数,怨恨自然就多。改革常常在一个志在图强的国王支持下进行,必然触动、牺牲贵族集团的既得利益,也必然遭至怨恨。
     
     而任何一个国王都不会长生不老,一旦倒台和驾崩,那些原来被牺牲了利益的集团占了上风就要反攻倒算。失去靠山的改革者往往就会人头落地,有的死了甚至也会被从坟墓中掘出,鞭尸示众。
     
     戊戌变法的失败者之一谭嗣同对此看得十分清楚。他说:“在中国,变法都是要死人的!”
     
     商鞅,是第一个因变法而死的改革者。
   
   谢选骏指出:在我看来,商鞅变法的核心就是“废除阶级斗争”。只有消除了阶级斗争的混乱,一个国家才能走上对外争强的道路。而输入阶级斗争,就是亡国灭种的最佳途径。所以商鞅虽死,其法不能废也。主张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不能救中国,只能乱中国。
(2018/04/05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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