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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人为何欺软怕硬

谢选骏:印度人为何欺软怕硬
   
   《三点告诉你 为何华人觉得印度人难相处?》(2018-04-18 观察者)报道:
   
   对于印度的感受,待两周与待两个月,感受会不同;待两个月与待两年,感受会进一步不同。同样待两个月,以一种被呵护得很好的方式进入印度,和自己独闯印度,对印度的感受也会不同。同样是独闯印度,深入社会的内部运作,和在外围观察,体会到的印度也会大相径庭。比如在印待三年以上的中资,通常会感觉那些短期旅游的游记,或者学生学者短期访问的观察,或者那些远程从事印度研究的学者作品,离现实太远。而印度的处处矛盾,也会让人对印度的感受有很多分歧。每一种视角都不多余,也没有什么正确或不正确,所有的观察都在丰富着中国对印度的了解。

   
   以前很多人有种假设,甚至包括我自己,中印两个古老文明,在历史上有那么多的交流,同属于东方文明,中印的民间交流,应该比中美等更容易。我在美国前后生活了近三年,在印度生活了近四年,从我个人的体会看,中印文化的差异,一点不比中美少。对于商界而言,在印度文化中从商,可能要比在美国文化中复杂好多倍。这也是为什么在中资群里,你会经常听到中国商人各种伤痕累累的经历。
   
   我本人来印度是基于好奇,也没有很明确的利益目标,如果说有目标,也是想更好地了解印度。所以,我乐观地认为,负面的或正面的经历,都在帮我了解印度,也就没有明显的受伤害之感受。我对印度社会了解的深度肯定是不够的,但是通过学校这个系统的运转,以及深度接触上到学校管理层这样的印度精英,下到没接受过任何教育的来自本地村庄的家政人员,再加上我对印度宪法治理及运转的研究观察,个人认为,以下三点文化对比,可以很大程度上解释中国人与印度人打交道的常规性难题。群体文化的概括,本来就是基于类型或规律,落实到每个具体个体会有差异,所以,以下内容不会精准解释每个人的每一次具体经历,但希望可大致可解释大部分人与印度人打交道经历背后的逻辑。
   
   
   1 一诺千金 v. 随意积极表态
   
   先说一个相对浅显的文化差异。中华文化是一种自省和自制文化,如何对待自己的承诺,往往被被看作是一个人在社会上立足的根本,我们将诺言的兑现当作是考察对方人品的组成部分。“言而无信”是要被鄙视的,“一诺千金”是美德。所以,孔子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老子说:“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
   
   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文化约束,不论在商务谈判还是日常生活中,我们不轻易表态或承诺,往往通过潜台词表达一个大概。当我们说出什么时,那意味着,我们是一定要去实现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还有一项责任,那就是不要轻易误导别人,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的言行会影响其他人对自己生活的规划或行为的设定。所以,做不到的,我们要让对方明白,我们做不到。当然,我们的拒绝也会是含蓄的,比如说,“我再考虑考虑”,或者“我们再研究研究”。(就这含蓄程度,美国人也很煎熬了。有一次跟美国律协一个中国项目主任聊天,她说经过了很长时间才摸索出“我们再研究研究”,是拒绝的意思。)
   
   在印度的日常生活中,很少听到拒绝,哪怕是含蓄的拒绝。你听到的更多的是,“没问题(No problem)”,“好的(Teek)”,还有无数多的“一分钟就好”或“五分钟就到”,或者明天、下周等时间承诺。观察久了,你就发现,印度人喜欢给满满的正能量的回答,其实,在表达时,他们不是当承诺,当然也不是基于未来能否落实来做出的。很多时候,只是表达热情,或者一种托辞或口头语。比如,印度朋友给即将来访的中国朋友的答复往往是,“来吧,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这只是用来表达满满的热情态度。如果一个印度人到中国拜访老朋友,中国人会说:“来吧,我们会努力接待好”。在印度人看来,这很不热情啊。他不明白,中国这口头上的70%的承诺,实际上意味着,此人已经打算承担90%的接待任务了。
   
   至于印度文化里,为什么不拒绝,文化根源在哪儿,可能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据说,一种解释是,印度人把精神平静(peace of mind)看得很重,见不得别人着急。在生活中,如果你着急地找一个印度人问路,即使他不知道路,也一定很肯定地给你指一条错路。对中国人而言,你暂时不着急了,但马上就发现自己更苦恼了。
   
   日常生活中,真正需要拒绝时怎么办。据我观察,主要靠拖。在印度同事看来,中国人太直接了。同办公室的印度同事要离开时,我让他给我点反馈。他说,你对学生的反馈非常一针见血(bloody),意思是太直接了。他说,印度老师很难做到。我回想给学生的反馈,也都是客观公允的,而且还算很注意方法了。但该说的问题,我还是要说出来。不能答应的,当然,我也就拒绝了,怕误导别人。
   
   但在大多数印度老师跟学生的沟通中,真是很少听到拒绝类的言辞。我也曾经尝试过,但是发现结果很混乱。以学生迟到为例,一开始,也试着去理解学生们的那些理由,并给予通融,结果发现,每个学生都会有一大堆理由,课堂很难维持。再后来,我试着按照程序公正逻辑,跟他们解释清楚,然后透明公允地执行这个政策。有些印度学生就不适应了,好像丢了面子。从观察印度老师我发现,他们的基本策略很可能是,晃一下脑袋,说,好的,那你给我写信吧。实际上,80%的情形下,没有学生再写信追这事,也就是说,80%就算分流掉了。即使那20%的较真儿学生再写信,印度老师会选择不回。此后,能有1%再写信就不错了。印度的拒绝,就是在这种看上去很友善、但完全摸不着头脑的情形下发生了。
   
   当“一诺千金”的中国人,遇上了不把“承诺”当回事或者用很肯定的态度表达“拒绝”的印度人时,痛苦是真实存在的。我在日常生活中,会时时感觉手足无措,无法计划下一步。我心里经常呐喊的一句是,“痛快点儿,就告诉我,行还是不行,或者到底几点能到?”我现在听到同事或学生的承诺,如果对我下一步的计划有直接影响,都要半开玩笑加一句,“请问你这五分钟是印度五分钟还是国际五分钟?”或者“请问你这是一个被理解为你要兑现的承诺吗?”好歹让对方过一下脑袋。
   
   缺乏承诺敏感性和时间观念问题,在有国际化经历的印度人或印度机构中会有所淡化。随着印度国际化程度的加深,这个问题会进一步改善。就像俄罗斯同事跟我说,改革开放初时,俄罗斯人感到跟中国人打交道很头疼,约见面一小时,55分钟都寒暄其他的,在最后五分钟才说要讨论的重点,他们完全不能理解。而大部分的中国人,今天已不再是这种风格。如果说这是印度文化中相对好改变的部分,接下来说的第二个文化差异却要复杂一些。
   
   2 只问结果 v. 无结果责任意识
   
   中国整体上是一种大一统文化,看重内省和自制,关注程序公正的压力小,形成了重实体的传统。改革开放后的实用政治,进一步强化“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的结果导向。我们日常生活中对人的衡量,也是结果导向,基本上以成败轮英雄。对官员,我们也是有一套结果导向的政绩考核。单纯以程序瑕疵为由,为一个嫌疑人做无罪辩护,在今天的中国依然压力重重。
   
   不同于中国的融合文化,印度是一种多元化共存模式,一直是各种宗教和文化并存。印度和国际学者普遍认为,印度不是一个民族国家(nation state),而是通过政治建国去缓慢实现文化构建(state nation)。但即便历史上相对统一的盛世阶段,如阿育王朝和阿巴克大帝时期,也主要是实现了文化“共存”,即搭建了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机制,并不是文化的融合。虽然说印度80%的人算是印度教的人,但是,印度教本身就是个共存模式,即使根据最保守的统计,印度教的神也有3000多万个。相信多元化和多样性的社会基础,也是独立后印度选择自由民主政治立国的现实要求。
   
   这种多元化和多样性共存模式,让印度人不得不重视程序,重视参与过程;但想构建普遍有约束力的道德标准是很难的,因为这需要基于有共识的文化身份认同。缺乏一种普遍有约束力的文化认同,也让界定和衡量什么是满意的结果变得困难。独立后印度,在政治上选择了确立了议会制政府加司法审查模式,靠强外部制衡机制运转,政治思维上沿程序正义的思路越走越远。
   
   在日常生活中,你会发现印度大部分的精力耗在程序正义上,最近大学申请类似于中国985的评审,一次性提交的材料就达4000页,方方面面都要完备。在很多讨论中,也会有很多精彩的讨论和闪光思想出来,但是,热热闹闹散场后,很少有人关心执行。这种不关注结果的文化,除了受政治文化影响外,是否也有传统文化根源,还不得知。看到薄伽梵歌中有句话,“关注行动本身,不要关注结果(On action alone be thy interest, Never on its fruits.)”,跟中文中“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类似,不知道这是不是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印度不关注结果的文化根源。
   
   结果责任意识的缺乏已经投射到公民的日常思维中。说个很具体的笑话,实际上就是发生在大学的事儿,不妨给这个故事命名为“真的有空调”。在北印度40多度高温的6月,校长请了一个知名美国学者来访。校长叮嘱他的助理,一定要一台带空调的车去接这位教授。助理给大学的合作租车公司负责人打电话,要一台带空调的车去接客人。租车公司的负责人也的确排了带空调的车去接客人。当校长见到这个人的时候,这位西装革履的美国教授全身湿透了。校长从他那儿了解到,他根本没有享受到空调服务。校长非常生气,质问助理,助理很明确告诉他,要的是空调车。校长又给租车公司负责人打电话,对方也明确说,排的是有空调的车。校长非要弄明白,又给车的司机打电话。司机说,我的车上真的有空调,只是那天坏了。校长无语了。
   
   这么多人介入,似乎没有人思考,他们到底围绕着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服务。但凡有人有结果责任意识,这教授也不至于汗流浃背。但在一个关注程序要求的语境下,遇到类似情形,实际追责似乎也很难。校长的应对办法只能是下次派车时,把指示进一步严谨化,如“请派一辆当天空调能运转的空调车去接某某教授”。如果文化中普遍缺乏对结果负责任的意识,一个想做成事儿的人,日常生活中就得有强迫症,必须关注程序中的每个细节,而且得反复问。一个印度教授到中国出差,经常反复问接机的事,就是这种环境影响下的思维结果。从中国人的角度,会感觉完全没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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