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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川普的误判还是对文明的误判

谢选骏:对川普的误判还是对文明的误判
   
   把“文明”与“发展模式和制度”等同了起来,太胡闹了,这不是中共对川普的误判,而是英美对文明的误判,难怪会在“中国政策”上一错再错,都快自己成为自己的掘墓人了。亨廷顿真是误人子弟,结果呢,可能歪打正着,其“自我实现的预言”,可能真会催活了我的第三期中国文明。
   
   其实不仅在希腊和印度以及现代欧美,在中国的每个王朝末年,自我实现的预言都会到处飘荡,直到实现了一个鼎革天命的社会更新。“大楚兴、陈胜王”,“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严重!对川普的误判致中美矛盾不可调和》(2018-4-2转载BBC)报道:
   
   进入2018年,随着贸易、台湾等问题全面发酵,美中关系硬着陆可能性大增。
   美中关系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有一个过程,并非突然而至。我从2014年开始,就撰文提醒外界注意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并指美中进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此乃因为在奥巴马后期,美中关系出现恶化状态,这种恶化不是由某个突发事件导致的短期关系变坏,而是总体性的。其中一个突出表现,是习近平向奥巴马提出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一直未获美方回应。
   
   美国的认知转向
   
   美国宣布将三个航母战斗群部署到亚太,防长马蒂斯说,“我们(美国)的军力仍然很强大,然而我们的竞争优势在武装力量的各个层面已经受到侵蚀。”
   而在美国国内特别是外交政策和战略界,则出现了一场有关中国的大辩论,完成了对中国认知的重新转向。例如,在美国具有影响力的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等鹰牌学者,已经明确将中国定位为美国未来唯一的对手,认为遏制中国将是美国使命。即使像沈大伟这样的“知华派”学者,对中国的评价也由以前的中性向完全负面转化,后者曾在《华尔街日报》发表“即将到来的中国崩溃”一文,虽然他称题目为编辑所加,不反映其看法,但此类判断也无意间透露出华盛顿的倾向。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关于中国的辩论已经完成,结论是中国不可能成为美国塑造的那种国家,过去对中国奉行的接触政策不能再继续。
   奥巴马时期曾在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今年4月在《外交事务》杂志合刊上发表的题为《中国的惩罚》文章就典型地代表了美国学界的看法。该文说,“美国曾设想,更多地与中国进行经济交往可以使中国经济逐步地但是坚定地走向自由化……这一信念驱使美国在90年代给中国最惠国待遇,在2001年支持中国加入WTO,2006年与中国进行经济对话,在奥巴马政府期间与中国进行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但“华盛顿现在面对的是现代历史上最有活力的巨大竞争者。正确对待这个挑战,就要放弃美国长期以来对中国充满希望的政策。”
   其中,中共十九大又是一个催化剂。特朗普的前白宫首席策划师班农对中国尤其“不满”,他去年年底在东京的演讲指出,中共十九大是中国未来全球霸权统治的计划,西方对此根本没人关注,所以他的使命就是让美国明白这点,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现在白宫对中国采取的政策,实际上就是没有班农的班农路线。此次特朗普对中国威胁发起贸易战,一篇媒体文章对有关美国媒体与专家、企业和商业联盟、民调与国会对贸易战的看法进行梳理得出结论:尽管美国人对特朗普的政策有不同声音,但在不同声音背后,却反映了对中国“不公平”贸易模式采取行动的“共识”。
   
   中国的误判与扩张
   
   美国曾设想,更多地与中国进行经济交往可以使中国经济逐步地但是坚定地走向自由化。但现在发现中国借着经济成就向世界推销中国道路和模式。
   对美国的这一转向,中国国内虽然意识到了,却没有引起应有重视,尤其对特朗普产生了严重误判,将其在竞选期间攻击中国的言论,以竞选语言看待,认为特朗普当选后在中美关系上会回归正常,对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没有理解其国内背景,过于看重特朗普作为商人的“交易”特点,而轻视其履约及守护美国文明的决心和意志。此外,也忽视了美国国内整体民意的大转变。
   正由于有这些失误,中国在处理对美关系时,虽然就高层而言,尚属克制,但在具体操作部门以及民间,实行的是以强硬对强硬的"对抗"思维,在外交实践上,表现为“亲俄疏美”,这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美国对中国的负面形象。
   为什么美中关系在奥巴马后期特别是特朗普执政的这一年多时间里,会发生质变?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崛起的速度超出西方预期,而中国的崛起,在西方看来,又是一种异质文明的发展模式,它构成了对以自由市场+民主政治+基督教文明的西方文明和发展模式的严峻挑战。
   中国的崛起是迄今为止迥然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崛起,无论体量、人口、历史和制度都同过去的挑战者不同。自近代以来的霸权转移,美英之间是在同一种文明、制度和市场的框架下进行的,所以进程比较和平。美苏争霸虽然制度和市场不同,但在文明上有交集的地方,苏联的斯拉夫文化总体上也属于西方文化的一种,另外,这也是两个集团的争霸,所以它呈现的是冷战色彩。美日较量则发生过两次,二战时期,两者在制度和文明上都截然不同,市场也有差异,最后发展到兵戎相见;经过民主化改造后,在上世纪80年代,两者在制度和市场上趋于一致,但在文明上还是很大差异,所以表现为经济竞争。
   中国同上述国家都不一样。简单地说,中国奉行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从市场基础来说,它不是过去的计划体制,也不是纯粹的市场经济,而是有国家干预或政府控制的市场经济;从政治体制来说,它是由共产党一党统治的威权体制,目前发展到具有个人崇拜性质的习近平“一人领导”的极权阶段;从文化来说,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混杂而成的文化。这套制度文明和发展模式在西方看来,正好和自己对立。
   
   不可调和的美中矛盾
   
   特朗普上任后和习近平先后在海湖庄园会晤,在故宫茶叙。但这种亲密接触并不能掩盖美中之间存在的巨大矛盾。
   美国已故政治学家亨廷顿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的“文明冲突论”深刻影响着美国的战略和思想界。它的核心思想是,世界将会陷入不同文明的冲突和对抗中,以中国为代表的儒教文明和以美国为代表的基督教文明最终将会形成对抗,挑战美国霸权,班农就秉持了亨廷顿的这一思想,将中国与伊斯兰相提并论,认为是基督教面对的两大威胁。
   那么,如何来解释之前美国历届政府对中国实行的接触政策,支持中国改革开放?
   在冷战后期,美国扶持中国,最初是出于抗衡苏联的需要,苏联垮台后,美国相信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终将会被西方引导民主轨道上来。然而,正如谙熟西方的中国外交官傅莹所言,中国取得的成功和增强的自信并没有导向美国愿望,反而使中国道路更加不可逆转;另外,融入国际体系之后的中国,也没有成为屈服于美国意志和利益需求的辅从,而是以更加主动的姿态参与设计和塑造国际和地区事务的方向。前述坎贝尔的文章就反映了这点。
   于是,美国很失望。但在奥巴马后期之前,中国对美国的挑战还不突出,或者说,美国对中国的挑战还不放在心上。这之后,美国看到,中国借着经济成就向世界推销中国道路和模式已经很明显了,这就和美国的根本利益产生了尖锐冲突,若再不对此进行遏制,等中国进一步强大,就无法阻止了。
   在中国看来,美国奉行“例外论”,中国也是一个“例外”国家,中国有世界最长的不曾中断的历史,长期是东亚秩序的主导者。随着国力大增,蛰伏于历史的这种自豪和优越感被激发出来,中国认为自己有足够的智慧可以而且应当走出一条独特的路来,为人类文明做出贡献,故而对美国的遏制自然不满。对很多中国人来说,要维护自己的发展权益,最终战胜美国,就必须敢同美国硬碰硬。
   故可见,文明之争或者美中发展模式和制度之争,才是美中最深刻最本质的结构矛盾,它决定了两者的不可调和,迟早要爆发出来。贸易战和台湾问题只是这一根本矛盾的外在表现。
   而从现实层面来说,相对于贸易冲突,台湾问题对美中关系的“杀伤力”更大。台湾问题牵涉地缘政治,无论对美还是对中,都是核心利益。对美来说,保护台湾关乎美国作为世界头号霸权的信誉,如果台湾在遭受中国武力入侵后不敢保护台湾或者最终失败,这可能意味着美国霸权的转移。台湾对中国大陆特别是中共,更是不可承受之重。失去台湾,不仅意味着中国崛起功亏一篑,也标志着中共统治的可能终结。所以,如果台湾要回归中国,那么美中必有一战,除非华盛顿甘愿放弃霸权。
   在美中由接触和合作渐向遏制和对抗转化但尚未成趋势之际,我曾撰文要中国看清现实,放弃和俄罗斯的“准同盟关系”,放弃和美国对抗的思维,虽然中俄两国在受到美国挤压后“抱团取暖”共同对付美国有一定客观性,可以理解,但如果抱着对抗思维打定主意要同美国决一雌雄,则最后受损的一定是中国。而从今年情况来看,美中对抗已然成形,从事物本身的逻辑出发,既然大势已成,短期要改变这个“势”很难,除非一方服软,做出大让步,但在双方民粹情绪的制约以及现实利益的考量下,估计谁都不会作出大让步。所以我对美中关系的未来比较悲观。
   
   谢选骏指出:上文分析得头头是道,但缺乏基本的学术常识,因为,该文竟然把“文明”与“发展模式和制度”等同了起来!(例如它说:“故可见,文明之争或者美中发展模式和制度之争,才是美中最深刻最本质的结构矛盾,它决定了两者的不可调和,迟早要爆发出来。贸易战和台湾问题只是这一根本矛盾的外在表现。”)太太太胡闹了,这还是BBC呢。这不是中共对川普的误判,而是英美对文明的误判,难怪会在“中国政策”上一错再错,都快自己成为自己的掘墓人了。亨廷顿真是误人子弟,结果呢,可能歪打正着,其“自我实现的预言”,可能真会催活了我的第三期中国文明。
   
   自证预言(英语:Self-fulfilling prophecy;又称“自我应验预言”或“自我实现预言”),是由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金·莫顿提出的一种社会心理学现象,是指人们先入为主的判断,无论其正确与否,都将或多或少的影响到人们的行为,以至于这个判断最后真的实现。通俗的说,自证预言就是我们总会在不经意间使我们自己的预言成为现实。
   信念和行为之间的正反馈被认为是自我应验预言成真的主要原因。虽然此类预言的例子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和古印度时期的文学作品,然而“自证预言”这个名称直到20世纪才由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金·莫顿提出,并对它的结构和推论作了比较系统化的定义。莫顿在他的著作《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中对自我应验预言作了如下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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