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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府怕洋人的传统美德

   谢选骏:官府怕洋人的传统美德
   
   《专访:习近平如今为何逢人便提开放?》(2018年4月19日 转载德国之声中文网)报道:
   
   “历史一再证明,封闭最终只能走进死胡同,只有开放合作,道路才能越走越宽。”——近来,中国国家主席、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各种场合都大谈中国要扩大开放。这其中释放了怎样的信号,他所谈的开放意味着什么?扩大开放有何阻力?中国政治经济学者胡星斗教授对此表达了看法。


   
   习近平:封闭最终只能走进死胡同
   
   德国之声:习近平近来在各种场合谈开放,中国媒体也都以此作为头条,您认为习近平在现在这个时期为何如此强调这一点?
   胡星斗:目前在中国国内对于改革开放有不同的声音,特别是最近5年,在某些领域出现一些倒退的情况,主张回到过去计划经济、甚至消灭私有制的声音都不断出现。因此,习总书记在这个时候不断强调开放有深远的意义。
   前段时间,网上流传着一位学者的文章,名为保卫改革开放,题目的潜台词就是改革受到威胁。中国在有些方面很少有真正的改革,有人借改革之名,推行反改革的措施,也就是不是朝着市场经济、法治民主这些全球公认的价值观去改革。这个时候,习总书记不断强调改革开放,并且今年要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就是强调继续改革开放的决心,不管国内存在多大问题,有多大的压力。
   现在习主席修改了主席任期,权力更加集中。权力集中后,应当用它来推动中国的进步,而不是谋私,更不是让中国走向某种皇权主义,专制主义或某种法西斯。过去的经验表明,通过改革开放,中国的国力变得更强,而不是回到过去的阶级斗争、计划经济的老路,死胡同。只有走改革开放的道路,而且走法治民主的道路,才能给中国带来长期的繁荣和长治久安,走出几千年的王朝循环、治乱循环。这才是中国面临的迫切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通过改革开放,融入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成功中。
   德国之声:那么有没有具体的走向法治民主的措施呢?
   胡星斗:目前中国的主要任务还是经济建设,因此他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经济建设规划,而在法治民主方面的确缺少规划和路线图,没有进入主要的议事日程。但我想,通过哪怕是微小的,碎步的改革,也可以一点点往前推进。比如按照18届四中全会的决议,设立一些跨地区的法院等等,都是可喜可贺的。总之要继续往前走,倒退一步也没关系,有倒退,以后再继续往前走一步,甚至是两步。尽管前几年有些人认为中国的法治出现全面倒退,但我想,历史的倒退总会以进步作为补偿的。只有法治的进步,才能保护国民的利益,甚至统治集团的利益。从长远来看,逐渐走向法治民主是没有疑问的。
   德国之声:习近平大力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上,是否也是在向全世界发出信号?有人担心,中国会不会在国际上更加咄咄逼人。您怎么看?
   胡星斗:我认为现在不是中国咄咄逼人的问题,而是中国被很多主流国家所边缘化的问题。无论是美国、欧盟还是日本,都在逐渐孤立中国,边缘化中国。在他们看来,中国和他们的意识形态不一样,主流价值不一样。第二是他们认为中国没有兑现加入WTO的承诺等等。说中国咄咄逼人,在某些局部可能存在,但从总体来说,中国处于被边缘化的过程。
   德国之声:那么对外界来说,在这个时候作出中国将继续开放的承诺是什么信号呢?有什么具体的行动让其他国家信服?
   胡星斗:不断地谈开放的确是给出一个信号,就是中国应不断融入到主流价值、主流文明之中,中国不要在国际上作另类。
   中国也的确在不断做实事来维护自由贸易。美国认为它在贸易中吃了亏,现在有些贸易保护措施。中国则坚定地支持自由贸易,这也可以理解为中国从中获得了好处等等。现在,中国已将海南省发展成自由贸易港,可能开放度还会超过香港。这说明中国在经济方面还是在不断尝试新的举措,打开一些新的开放的领域。
   当然,在一些领域,不是说中国要开放,西方国家就会跟中国合作。因为他认为来自中国的投资都是国有企业或有某些背景的企业,会损害西方国家的利益。所以我认为中国的确也应当抑制国进民退,让民营资本走出去,像日本那样,这样西方国家也无话可说。国有企业走出去最后也是被封堵,让官方也很尴尬。民营企业走出去有的也被怀疑有官方背景,受到阻力,但我想普通的民营企业不会受到这样的阻力。
   德国之声:不管在推行金融改革,放宽对外资的投资限制,还是在其他改革方面,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阻力是什么?
   胡星斗:国外不论对中国企业走出去,还是一带一路,都抱有警惕。更主要的不利因素还是国内的某种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想不断推进国进民退,让一些国营企业走出去。而这些国营企业实际上就成了他们的提款机。名义上是对海外投资,谁知道投到哪去了,也许就进了某个权贵的关联人的腰包。所以,以国有企业为主的对外投资、对外贸易如果不改变,中国对外开放的阻力就会越来越大。
   德国之声:从另一个方面看,您认为中国做好了继续对外开放的准备了吗,比如迎接国外金融进入中国?
   胡星斗:我想这已经准备好了,因为这是当年关贸谈判已经确定的事情。现在中国加入世贸16,17年了,有这么长的保护期,中国银行也不断引进国外银行作为产权投资者,加强风险内控,应当说中抵御风险的能力大大加强。同时中国也在监管方面利用大数据这样的工具进行监控。现在的监控手段比15年前完善得多,如果现在还不敢让外国的金融机构到中国来、与中国的金融机构平等竞争,那么只能说明中国的金融机构,特别是国有的金融机构太差了。
   
   德国之声:您刚才说到的监控其实不仅限于金融领域,中国社会各个领域都有全面监控的趋势,这不是和所谓的开放是背道而驰的吗?
   胡星斗:中国目前所谓的开放主要是经济领域的开放,在政治、法治、互联网、文化领域的开放是有限度的,现在还有强化监管的趋势。当然,在某些领域加强监管是必须的,但总体上看,我个人认为,政治、社会的开放 ,包括文化的开放可以有所滞后,但不应完全脱节,应当大致与经济的开放同步。完全脱节,也就是朝两个方向走,最后会撕裂。这样一来,经济上的开放最终能走多远,的确是个问题。因此我觉得中国今后在经济之外的某些领域会逐渐地,哪怕是碎步地加大开放的大门。比如在某些文化产品,电影产品领域。根据进入WTO的承诺,中国应该开放电影市场。中国是否会履行承诺,开放电影市场呢,以后是否会逐渐开放电视市场,报业市场?我想也许会逐渐摸索和进行。
   德国之声:中国现在面临的首当其冲的挑战就是可能和美国爆发贸易战,您认为中国是否能成功地化解贸易战危机?
   胡星斗:贸易战危机肯定能化解,大家都不会把贸易战作为目的,而只是手段,特朗普无非想多获得一些利益,而中国在经济方面做出让步应该没有问题。现在双方大张旗鼓地讨伐对方只是一个谈判的技巧,台面上扳手腕,台底下可能双方在勾兑。
   德国之声:中国官方对所谓开放有无时间表?
   胡星斗:现在没有提出时间表,但经济领域上的开放肯定在不断加大。从沿海四个特区,到浦东开放,到自由贸易区,现在又到自由贸易港,这是一个不断扩大的过程。我想在经济上关键是要转变自身的结构,包括产权结构、所有制结构,实现经济转型、外贸转型。主要还是要把中国内部的事情做好,才谈得上更大的开放。如果中国仍然是国有企业为主走出去,仍然是低端商品走出去,一谈起中国,别人就想起假冒伪劣产品,侵犯知识产权,如果是这样一种形象,就无法更好地打开开放的大门。
   
   谢选骏指出:这个访谈,说出了典型的官府怕洋人的苦衷。那么,官府怕洋人怎么又是一项传统美德呢?这是因为,官府怕洋人从鸦片战争一来已经一百七十多年了,足以成为一个传统了;那么这种怯懦又为何是美德呢?这是因为官府不怕洋人,就会率性而为,结果民不聊生;官府怕了洋人,才会文明一点。所以怯懦反倒成为美德了。
   
   官府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府——一向如此。1979年民主墙、1989年民主运动的时候,我看见北京大街上的洋人都变成灰溜溜的了,运动过后,他们才又恢复了趾高气昂的样子。原来民主气氛造成了中外平等,而专制却给予外国人特权。至于百姓怕官府嘛,主要是因为没有公民权的缘故;这个状态,只有政府民选才可以改变。
(2018/04/19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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