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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是高智商还是低智商

   谢选骏:中国人是高智商还是低智商
   
   在中国社会里,“人越聪明越容易与人合作”这条规则显然是错的;“人越聪明越容易坑害他人”才是金科玉律。为何这样呢?因为回报不同。在德国那样的社会,与人合作的回报率较高,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与人合作的回报率较低,甚至是负回报,变成了“被宰的对象”,所以中国的成功人士,非盗即骗,最好又盗又骗。古代中国则不然,社会合作度较周边社会为高,所以才能稳步扩张。现代中国的社会合作度低下,所以陷入了内战,内战还不够,还要阶级斗争、全面专政,至今分裂为好几块——台湾、蒙古、俄占领土……不可胜数。即使其中一块较大的大陆社会内部,也是四分五裂的,不得不求助于军事管制和特务统治。可见,社会合作与智商的关系,要取决于社会效益。中国人是高智商还是低智商?根本无法通过社会合作度来测量。上文说,“幼儿时期就可以通过教育提高认知能力,我们的调查结果也表明了这种介入教学的重要性,不仅有益于个人,更有益于整个社会。”这位作者哪里懂得,“既然幼儿时期就可以通过教育提高认知能力”,那么,“幼儿时期也可以通过迫害降低认知能力”!这就让聪明人意识到:“与人合作”是一条万劫不复的通往奴役的道路。
   
   《人越聪明越容易与人合作》(2018-04-17 转载BBC)报道: 


   
   苏菲阿诺斯(Andis Sofianos)是海德堡大学经济系博士后。普罗托(Eugenio Proto)是布里斯托大学经济学教授。本文最初发表于《对话》(The Conversation),之后在知识共用协议的许可下再次发表。
   
   是什么因素促使人们相互合作?又是什么性格导致人们愿意做一些既能使自己,又能使周围的人受益的事情?我们的最新研究表明,答案是智商高——这是建设社会凝聚力和合作型社会的首要条件。
   
   过去,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善为他人着想以及喜欢社交是促使人们变得慷慨与合作,有助于维持社会凝聚力的原因。也有人认为,是坚持良好的行为规范,并且尊重现有制度,让我们做出更利于社会的行为。
   还有另一种可能是,因为深明自身利益,我们才成为有益于社会的好公民。如果人们的智力足以预见到他们的行为对社会及他人产生的后果,合作便应运而生。
   囚徒的游戏
   一项在美国和英国的行为实验室中进行的研究,对792名参与者进行测试,旨在验证以上三种关于人们为什么会合作的观点。我们在测试中使用了各种游戏,每一种游戏设置一套根据两位玩家的决定提供奖励的规则。
   其中一场游戏是囚徒困境。这个游戏可用两名被捕罪犯这个原始范例作解释。这两名罪犯在分开的房间里被审问,无法串供。每个囚徒有两种选择:选择不合作,即背叛另一方,供称是另一方有罪;或选择合作,即对审问保持沉默。
   不合作的有两个结果:如果两名罪犯彼此背叛,每人会分别服刑两年;如果一方背叛另一方,而另一方保持沉默,则一方被释放,另一方服刑三年——反之亦然。合作的后果是,如果双方都保持沉默,则双方分别只服刑一年。
   这是博弈论中分析博弈的一个标准例子,它说明,即使双方利益的最大化是选择合作,但完全理性的个人也可能选择不合作。这也是博弈论中"非零和博弈"的典型例子,即合作能让彼此受益。总的来说,这个游戏反映了我们每个人在社会中最常见的互动形式特征。
   在实验经济学中,我们通常用奖励金钱的方式来玩这个游戏,而不是监禁的方式。我们以匿名的方式在同一个环节中匹配了两名研究对象,并让他们不限次数地重复玩同一个游戏。然后,我们把他们与另一位玩家重新配对,再开始游戏,这样持续45分钟。每位玩家可以通过了解同一房间其他玩家的做法来调整自己的决定。
   智商高促进合作
   接着,我们创建了两个"城市",或者几组研究对象。两天前我们先要求参与者填写一份标准问卷,以衡量他们的认知能力和人格特质,以此将研究对象分配到不同的特征小组。其中一个特征是对喜爱社交的衡量,即亲和性。第二个特征是对遵守规范的衡量,尤其是责任心。第三个特征是智商。
   之后我们分析了参与者在囚徒困境游戏中选择合作的概率——也就是参与者选择牺牲自我利益的次数。我们由此计算出了所谓的合作概率。
   总的来说,我们发现,智商越高的人在玩囚徒困境游戏时玩得越多,选择合作的概率越大。所以,虽然智商高的人并非天生就擅长合作,但他们有能力更快地处理资讯,并从中学习。我们在其他两组参与者(更具亲和性或者更具责任心)中没有观察到这种明显差异。
   互相帮助
   当然,智商高的人有可能利用他们的认知优势,通过占他人便宜的方式完成游戏。因此,在进一步的分析中,我们创建了组合的"城市"——在人格测试中把具有相似人格特征和相同智商水平的参与者组合在一起。我们观察到了很不同的结果。
   如上图所示,在这些组合中,智商高的人——以蓝线代表——有助于指导智商低的人——以红线代表——在实验结束时提高他们的合作概率。这样的结果有利于所有参与者:平均下来每个人都能获得更多奖赏。总而言之,这些结果表明,一个团队或办公室里即使只有少数智商高的人,也能使其他人受益。
   最近有研究表明,幼儿时期就可以通过教育提高认知能力,我们的调查结果也表明了这种介入教学的重要性,不仅有益于个人,更有益于整个社会。
   
   谢选骏指出:上述研究显然忽略了社会条件。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在中国社会里,“人越聪明越容易与人合作”这条规则显然是错的;“人越聪明越容易坑害他人”才是金科玉律。为何这样呢?因为回报不同。在德国那样的社会,与人合作的回报率较高,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与人合作的回报率较低,甚至是负回报,变成了“被宰的对象”,所以中国的成功人士,非盗即骗,最好又盗又骗。古代中国则不然,社会合作度较周边社会为高,所以才能稳步扩张。现代中国的社会合作度低下,所以陷入了内战,内战还不够,还要阶级斗争、全面专政,至今分裂为好几块——台湾、蒙古、俄占领土……不可胜数。即使其中一块较大的大陆社会内部,也是四分五裂的,不得不求助于军事管制和特务统治。可见,社会合作与智商的关系,要取决于社会效益。中国人是高智商还是低智商?根本无法通过社会合作度来测量。上文说,“幼儿时期就可以通过教育提高认知能力,我们的调查结果也表明了这种介入教学的重要性,不仅有益于个人,更有益于整个社会。”这位作者哪里懂得,“既然幼儿时期就可以通过教育提高认知能力”,那么,“幼儿时期也可以通过迫害降低认知能力”!这就让聪明人意识到:“与人合作”是一条万劫不复的通往奴役的道路。
(2018/04/17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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