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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后发优势后发劣势:两种理论都有严重缺陷


   

   
   徐水良

   

   

   
   2018-04-29

   长远没见惕洁兄,看了文章,简单谈一点我的意见,供参考。
   
   我认为,后发优势后发劣势,两种理论都有严重缺陷。两种理论在理论基础、论证和逻辑方面,都有问题,都不能摆脱经济决定论的束缚。
   
   当然,林毅夫们的错误是严重的,他们必须对邓式改革造成的严重问题,尤其是延误或拒绝制度改革,让中国改革走进死胡同的问题,负重要责任。
   
   杨小凯强调制度问题是对的,可惜不为当局接受。不过,杨的理论和逻辑,对问题本质及其它许多问题的认识,都有严重欠缺。只是我这里没有时间来详细谈论具体问题,只能简单说一说。
   
   其实,所谓后发,本身说的就是落后,是劣势,一般说来,这主要是制度问题造成的。所以,所谓后发劣势,不过是对客观事实的同义反复。杨小凯强调的只是这个方面,就是一个严重欠缺。
   
   所以,楼下有人批评文不对题,有一定道理。
   
   记得我和杨小凯电邮通信时,曾经批评过杨小凯的一些意见,他也表示接受。
   
   这里的优势和劣势,应该是先发后发两种不同的发展过程本身的对比。
   
   其实,在先发后发发展过程本身,两者的对比中间,无论是技术进步还是制度改革,后发都可以借鉴先发,这都是优势。是大劣势中的小优势。是以大劣势为基础的小优势。
   
   问题只在于,后发国家各种势力,愿不愿、能不能在两方面去借鉴先发。
   
   这里的后发劣势,主要在于,反对制度改革的统治者和旧势力,有可能依靠借鉴科学技术进步而取得的发展,来掩盖制度缺陷问题,为了自己的特权和私利,拒绝和抵制制度改革。
   
   其次在于,后发国家与先发国家的竞争,处于劣势。
   
   所以,林毅夫只看到小优势,故意抹杀大劣势这个前提和基础,尤其是故意献媚和迎合当局和权贵,帮助他们掩盖大劣势并小劣势中的旧制度旧势力劣势,使中国改革走进死胡同,就是非常错误的,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
   
   如此等等。
   
   对这类问题,本人根据自己的新人本主义理论,一直有自己的不同看法。
   
   本人认为,上面先发后发优势劣势,都是表面问题。根本的、本质的问题,在于本人在改革之前早已经一再强调的改革程序问题。就是本人一再强调的,必须优先搞政治改革,先搞政治改革实现自由民主,以政治改革走向自由民主为先导,带动经济改革和其他一切改革。经济改革必须尽可能在民主政治的基础上进行。否则,改革就必定走向邪路,必定成为特权官僚的抢劫掠夺。这是我根据我的新人本主义理论,得出来的结论。
   
   可惜,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当局坚决拒绝本人的多次疾呼和警告,坚持先搞经济改革,后搞或不搞政治改革。结果,正像我预先预言的那样,邓式改革完全走上邪路,变成官僚太子党的大抢劫大掠夺,邓式改革走进死胡同,进退不得。
   
   而当时开始狂飙突起的自由主义狂潮及潮流中的自由派人士,包括民运中的绝大多数,美国和西方的许多许多学者,包括美国之音等等,都信奉经济决定论,不支持我的这些呼吁和警告。他们与中共官方一起,鼓吹先搞经济改革,经济改革必然带来政治改革,甚至说经济改革必然自动走向政治改革。
   
   美国之音当年还曾经破例连发两篇社论,支持此种谬论和邓式改革的错误程序。我曾经在国内坚决驳斥美国之音的社论,到海外后也一再批驳经济决定论和上述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等等许多谬论。可是,人轻言微,流行经济决定论的全中国和全世界,竟然没见到有人出来支持我的意见,因此没有办法阻止或改变邓式改革先搞经济改革,后搞或者不搞政治改革的错误程序,错误道路和错误策略。
   
   最终,正像我事先严厉警告的,改革走上了特权官僚抢劫掠夺的邪路,人为制造出一个坚决抵制和反对政治改革的既得利益特权官僚权贵集团,给政治改革带来难以克服的阻力。结果,经济改革必然带来政治改革的谬论,彻底破产。随着大抢劫大掠夺的经济改革进展,政治改革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
   
   所以,本人无数次抨击邓式改革,首先指出并且一再论述当代中国面临的局势:改革死了,革命近了。
   
   附:程惕洁:

   
   

   
   “后发优势论”害了中国——追忆清华大学的一场讨论

   
   

   
   2018年4月29日

   
   最近,中美贸易战方兴未艾,“中兴”、“华为”等大型国企受到美国重罚、封锁或抵制,让中国初尝我行我素的苦果。贸易战的最终后果究竟如何,目前还难准确判断,但由此触发的“芯片断供”及其它技术制约,已让北京震怒,誓言“针锋相对,奉陪到底”。爱国愤青舆论哗然,鼓吹中美“决一死战”。网上甚至散布谣言,说中美军舰在南海已经交火,互相击沉若干舰艇云云。
   
   事态发展至今,终于应验了杨小凯20多年前警告过的“后发劣势”危险,也令我回忆起在北京清华大学经亲身历的一场学术讨论,那正是“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两种观点激烈交锋的日子。
   
   依稀记得2005年,我带澳大学生去北京的清华大学参加“当代中国研究”暑期班活动。在清华教授主讲的“中国入世与发展战略”大课堂上,主讲人三番五次提及北大教授林毅夫倡导的“后发优势论(Late-mover Advantage)”如何重要云云。其中心意思,是说中国作为后发展中国家,在融入世界市场过程中,不应该重复发达国家经历过的漫长研发道路,可以通过快速引进,把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不管是购买还是“抄袭”(不好意思说“偷窃”),“拿来为我所用”,以节约时间和成本,抄“近道”快速发展,后来居上。
   
   其实,这个“后发优势理论”并非林毅夫独创,在美国“发展经济学”教科书中,类似论述很多。它也是许多国家曾经使用过的发展战略,当年日本、台湾、南韩等经济体,在起飞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尝过“后发优势”的甜头。与中国不同的是,他们跟美国有类似市场体制和社会文化要素,能在不伤害合同的基础上,合理使用并适当改进外来技术,因此,他们在若干领域的确有后来居上的趋势,比方日本和韩国在汽车制造上的公认成就。反观中国,在引进技术的渠道和使用道德上,让西方头疼并质疑。而在自主研发上,更乏善可陈。林毅夫把这个理论搬到中国,发扬光大,很快受到北京高层青睐,成为教科书的金科玉律,不但经济系学生耳熟能详,其它专业的学生也必须牢记于心。我问过清华委派给我们班的一位“辅导员”(内燃机硕士),他说公共政治课(政治经济学部分)就是这么教的,考试必须按教科书的统一说法回答,否则就扣分。我问他,是否听说过跟“后发优势论”针锋相对的另一种“后发劣势论”,他说没听说过。
   
   于是,带着这个问题,我在课堂上发言提问,指出:“为什么清华只讲‘后发优势’,而不讲‘后发劣势’?是否对这个理论的理解有片面性?因为在美国或澳门,我们会向学生全面介绍两种理论,由他们自己判断是非曲直。”清华教授说,他们听说过“后发劣势”这个词,但不知详细内容,希望我顺便讲讲。于是,我把在澳大讲过的东西,向一百多位港澳和内地同学做了简单介绍。
   
   其实,我只不过重复了好友杨小凯生前说过的原话。他80年代末在北大演讲,曾经专门针对林毅夫鼓吹的“后发优势论”,介绍了经济学家沃森提出的“后发劣势论”(Late-mover Disadvantage),也有人把它叫“后发诅咒”(Late-mover Curse)。因为是小凯首次向中国介绍这一理论,所以国内误传为杨小凯的理论。
   
   该理论的中心意思说,正因为后发展中国家奉行(甚至依赖)“拿来主义”,从而忽略自身的制度创新和技术研发,因此跟中了魔法的诅咒一样,永远跟在发达国家的后面跑,受人控制,被动挨打,永难也难跻身发达国家行列。因此,他主张把两种后发理论放在一起看,不要在尝到“后发优势”的甜头之后,迷恋上瘾,丧失警惕,甚至沾沾自喜,觉得比别人高明,误以为自己原本落后的体制和腐朽文化,一下子“先进”起来。若不幸出现这种情况,那就正好中了“后发劣势”的邪。
   
   没想到我发言之后,好心的清华领导,派课程主任找到我下榻的近春园宾馆,跟我“私下交底”,解释他们的苦衷,说他们在编写教材的时候,本来把两种后发理论都提了出来,但校党委和清华外办执意删除,说教育部有过批文,对“后发劣势论”不能提及,更不允许讨论,因为高层认为,那是“海外敌对势力”对中国四项基本原则和发展战略的“变相攻击”。
   
   后来,我们又多次去清华交流,每次我都会跟老朋友提起两种后发理论的事,问他们教育部是否有新精神。他们摇头叹息,说如今“后发优势论”如入中天,再提杨小凯的“后发劣势论”不但犯忌,而且也没人相信。因为经济起飞已经证明,“后发优势论”让中国获益匪浅。如法炮制下去,再过若干年,中国就会成为世界第一(按:依照胡鞍钢教授最近公布的计算方法,中国现有经济总量已经超越美国,世界老大的美梦已经成真了),还提“后发劣势”干什么?
   
   当然,作为学术探讨,两种后发理论各有其合理性,难说谁对谁错,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后发优势”不充分利用,那当然愚蠢。但对“后发劣势”一概排斥,不加警惕,也会后患无穷。如今回过头看,究竟哪种理论更有道理?或者对中国有更大参考价值,已经不言自明。试想过去的二三十年,“后发优势论”充斥教科书,垄断课堂。所有受过大专教育的官员、企业家和技术骨干,都喝着同样的狼奶长大,一批批走上领导岗位,手握各地区各单位的党政军企大权,他们自觉或不自觉接受“中国模式”优越性的迷魂汤(或称“北京共识”)非常自然,不会觉察有什么问题。于是,何频先生所说的“中国病毒”在全世界蔓延肆虐,也就顺理成章了。
   
   如果实事求是看,中国“吸毒上瘾”,战略铸成大错,也不能全怪林毅夫和北京高层,它也跟西方误判中国的战略意图紧密相关,更跟个别政客和财团,片面追逐短期利益脱不掉干系。如今,中美贸易摩擦的恩怨情仇,终于积累到极限,加上狂人川普意外上台执政,中美关系全面逆转,结果红色资本的扩张遭到抵制。“后发优势”论者突然意识到,难以再像过去那样为所欲为了。
   
   再往深说,中西之间的矛盾冲突,并非贸易赤字那么简单,而是中共体制根本不认同(当然也不遵守)西方视为当然的普世价值和市场准则,所以美欧各国纷纷宣布,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毛左误以为西方吹毛求疵,对中国经济起飞眼红,跟中国过不去,其实根本分歧还在价值观的水火不相容上。中共不是以马列为准绳吗,就算按老马《资本论》的方法分析,中国也不合规范化的市场经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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