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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言,只反映出造谣者的愚蠢和卑鄙——对本人刑事拘留释放证的说明

   谣言,只反映出造谣者的愚蠢和卑鄙——对本人刑事拘留释放证的说明
   
   
   
   


   
    最近中国公安部前深圳定点网特博讯螺杆(螺杆)采取断章取义的下三滥手法,极其卑鄙地故意只展出我那张日期有问题的刑事拘留释放证,却不展出我的刑事拘留证(与释放证同时公布于本人博讯博客);
    在此质问博讯螺杆,我因“煽颠”遭刑拘的拘留证上,刑拘入狱的日期写得明明白白,你为什么不公布我的刑事拘留证!?
   
   
    螺杆因本人的释放证上有“9月30日”拘捕,“9月30日”释放的错误,如获似宝,抓以为我是“假难民”真共特的铁证,漫天造谣、遍地撒诬,发了疯地诬蔑我是携带中共假证明出国冒充难民的特务。
    对于此种脑残式的低级造谣,本不欲理会,但鉴于螺杆长期在网上拉帮结派、围观起哄、欺骗性不小,鉴于普罗大众人性中“谎言重复一千遍便成真理”的缺陷,不能不特此澄清:
   
   
    螺杆所展示的本人刑拘释放证,是2001年9月30日我被释放的当天,由桂林市政治侦查支队(2004年改名为“桂林市国内安全保卫支队,即“国保”)在公安局开具的,我早发觉释放证日期有误,但没有向公安局要求更改,以免“打草惊蛇”。因为当时有些法轮功和异议人士遭公安操家没收关押证据,以防止他们外逃申庇。我当时担心,去找他们更改,反而引起他们的怀疑。
   
   
    2008年秋,我流亡到泰国,在郭国汀律师的帮助下,总部在巴黎的“记者无疆界组织”派人于2009年年初找到了我,在检查我的证据时,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为此,“记者无疆界组织”,还特意通过在中国大陆的线人,于2009年三月份,秘密到广西桂林市核实我的事情。在确证我所说的经历(包括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遭刑拘的经历)完全属实后,“记者无疆界组织”才向联合国难民署提交了关于我的报告。
   
    2009年四月三十日上午十点多,联合国泰国难民署高级专员公署的官员,在面谈时专门问了我释放证日期错误的问题,我如实回答说:
    这确实就是公安开给我的东西,但我也不知道公安为什么搞错;我认为有两种可能:
    一,是公安局的人漫不经心,笔误;
    二,桂林市公安局的人故意写错,以阻挠我外逃申请政庇。
    直到接到了“记者无疆界组织”从巴黎寄来的报告,证实了我遭刑拘和“被精神病”的事实,联合国难民署才在2009年七月底批准了我的难民身份。
   
    此后,又通过了OPE的甄别,和美国国土安全部的背景调查,直到2011年初,笔者才获得美国的接收。
   
   
    顺便提一下:本人申庇成功,与法轮功组织没有任何关系,对本人申请政庇帮助最大的,是“记者无疆界组织”,而以博讯螺杆和某些“热汉”为代表的共特流氓,长期造谣说:“曾节明忘恩负义”,利用法轮功获得难民,又恩将仇报云云,完全下三滥的无耻谰言!
   
   
    因为在我的揭露下,网特罪行多次穿帮败露,博讯螺杆气急败坏之下,对笔者的造谣诬蔑,简直到了连常识都不顾的脑残地步:
    他一方面谎言重复一千遍,到处说那张释放证,就是我是外派共特的铁证;另一方面又无法解释:中共特情部门一份供外派共特使用的、精心伪造的假证明,怎么错到“9月30日”抓、“9月30日”放的如此低级程度呢???
    中共公安特情部门真有这么蠢,还能存在么?中共政权不早就垮台了么?
   
    实在解释不了,螺杆大骂“傻叉”之余,就干脆大笔横抹“精神病”——又祭出共产党理屈词穷则把人打成精神病的老把式。
    但试问:一个如此“傻叉”的精神病患者,能做共特么?桂林市公安局也是傻叉、精神病?就你一个是天才、英才?
   
   
    在我的释放证问题上,此种连常识都不顾的低级造谣,只反映出造谣者的愚蠢和卑鄙。
   
   
   
   
   
   
   曾节明 2018.3.1戊戌甲寅壬辰凌晨于雨夜纽约州
(2018/03/02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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