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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占中“胜则中原可图,败则香港难保”已成为现实

    香港占中“胜则中原可图,败则香港难保”已成为现实
   
   
   
   


    2014年“双十节”,正值香港占中运动如火如荼之际,笔者就嗅到了满鼻“六四”,深感香港占中运动重大,不仅事关香港命运,也是事关中国民主化早与迟的一场决战,遂大力疾呼港民加油,并作出了香港占中“胜则中原可图,败则香港难保”的预判,(参见拙作:《占中是中国民主化决战》、《势不容退,“占中”关键战役,胜则中原可图,败则香港难保》)。
   
    当时徐水良正大力鼓吹“占中”运动退场、鼓吹占中组织者回去耐心地作港民民主启蒙工作、、.见文如获似宝、兴奋莫名,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大抓特务,说我的“胜则中原可图,败则香港难保”的预判,是“政法系阴谋”,意在挑动香港民主派以卵击石,为中共政法系“火中取栗”。老贼竭力鼓吹:香港的民主化,必须等到大陆民主化后方有可能实现。
   
   
    今天的现实,残酷地证明我的判断正确,以及徐水良的卑鄙:今天的香港,已经完全沦陷了!
    此次两会期间,三月三日,伪政协主席俞正声的政协工作报告只字不提“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三月六日,总理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只字不提“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政协和政府的此种共同的姿态,是前所未有的,这就是释放出一个明确的信号: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被中共明确地废弃了,这种废弃的方式,与废除计生委的方式相似:中共并未直接宣布废除计生委,但此次出台的国务院部委改革方案,已经不见了“计生”一名,“国家卫生计生部”被改成了“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也就是说:邓小平所承诺的“五十年不变”的香港一国两制,仅21年就被中共单方面废弃了。
   
   
    其实,在今年两会正式不提“一国两制”之前,香港的“一国两制”早已动摇,“香港占中”之前,香港的出入境已遭中共幕后控制,泰国取代香港,成为中国民运异议人士会聚的首选地;香港的敢言报人、记者,多人遭到中共驻港黑势力的袭击、殴打、威胁、排挤,香港的言论自由空间不断萎缩;
    “占中”运动失败后,中共对香港进行高压统治,香港的自由更是急剧沦丧,如今“一国两制”已名存实亡:
    “占中”失败后的2015年,香港爆出中共越境打压出版人的“铜锣湾事件”,在港经营出版业的独立出版人吕波、张志平、林荣基、桂民海均被中共抓到大陆关押,其中吕波遭中共国安进入香港抓到大陆、、.这起香港空前恶劣的文狱,不仅标志着香港言论自由的大幅沦丧,而且反映了香港的司法自治形同虚设,沦为一个中共国安可以任意抓人的附庸地盘。
    彻底摧毁了香港异议出版业的“铜锣湾事件”,实际上也宣告了香港“一国两制”的破产。
   
   
    香港自由与自治的急剧沦丧(即“香港难保”的现实),其转折点就是“香港占中”的失败:
    占中失败后,中共从反面汲取教训,必然扶持比梁振英更卑鄙无耻的港奸败类,必然加强防范措施,全面强化对香港的操控、加紧对“泛民”的分化瓦解、、.因此争取普选的难度更大;
    再则,“占中”运动遭横蛮镇压后,以大学生为主的香港新生代民主派,被一边倒愤怒的情绪所左右,作出了与大陆民主化事业分道扬镳(拒绝再参与“六四”维园纪念即为标志)的抉择,走上了歧视大陆人、与大陆中国人整体为敌的“港独”道路,而这条路其实是一条死胡同。
    (曾节明评:真心追求港独的聪明人,一定会支持大陆民主化,因为只有大陆民主化了,香港才有独立的机会)
   
   
    徐水良之流嚷嚷说:香港、大陆力量悬殊,香港占中绝无可能成功!因此,鼓动香港人去决战中共,就是鼓动香港人去送死!
    其实,香港占中运动,本来大有成功的可能,只是因为运动的领导者没有把握好机会,以及香港市民的热情不够,导致功败垂成。
    习近平固然可以动用驻港部队镇压占中,但是,上有邓小平“六四杀人”毁名受制裁之鉴,更兼当时习近平立足未稳、政敌未平,因此他是决不敢动用部队杀人的;而当时香港人心思变、民气高涨,如果抓住战机,乘热打铁,完全可以迫使中共让步,因为中共害怕“占中”运动拖延下去,会蔓延进大陆,中共可以容忍香港人获得一定的民主,但决不能容忍“占中”传染大陆民众,为了尽快平息事件,当时中共是很有可能让步的(而“占中”失败后,中共是决不可能让步,有的只是倒行逆施了,这与大陆“六四”运动有相似之处)。中共一旦让步,则按照地理接近的特点,香港的民主必然对大陆的辐射作用,必然比台湾更强,这就是香港占中事关大陆民主化的地方。
   
    可惜的是,由于“占中”领导者没有把握机会、乘热打铁,而错过了改写历史的机会:关键时刻,他们没有采取和平占领立法会、政府大楼等“激进”的举措,以点燃大众参与的激情,而是过于“和理非”,似乎示威不是为了达成政治目的,而是为了示威而示威、、.这也是香港人示威的惯有局限性,即过于“守法”;
    另一方面,香港市民支持占中学运的热情,远逊于25年前北京市民对“六四”学运的支持,致使后期只剩下几千人在手持雨伞、殊死拼搏,令港奸当局仅用一千多警察,就将“占中”镇压了下去,如果当时有十多万民众上街支持“占中”,警察是根本镇压不下去的,大局很可能就改写了!
    香港市民关机时刻不敢动的秉性,是“经济动物”局限性的体现,患得患失于经济利益。
   
    古话说“天与不取是罪人”,错过了机会,注定受到惩罚,不管是大陆人还是香港人,香港人的下一次机会,恐怕的等到大陆人起来反抗中共,导致中共全面失控,才会到来。
   
   
    知晓了“占中”是多么宝贵的一次机会,就不难洞察当初竭力鼓吹放弃机会的徐水良,是怎样一种角色:
    二十年来,徐水良一贯嘴上空喊革命,但一到有可能起事促发革命的关头,他永远是拼命鼓吹取消,破坏革命不遗余力,其理由无非是:这些起事行动是中共的圈套、或“钓鱼”的阴谋。
    除了诬蔑香港“占中”是“政法系阴谋”外,他还把大陆天鹅绒行动、同城饭醉、重返天安门、茉莉花散步、酝酿中的五一共振行动、、.统统打成中共“钓鱼”的阴谋;徐水良还把最身体力行策动革命、甚至闯关回国发动起义的王炳章、彭明(已遇害)都打成“共特”!
    如果一次两次,可以解释为眼光的偏差,如果是次次急中共所急,与中共一鼻孔出气,就决不是眼光的问题,这反映出徐水良自己才是中共的战略五毛(除非徐水良是神经病,但他不是精神病患者)!
   
   
   
   
   曾节明 2018.3.19戊戌乙卯庚戌于料峭纽约州晚
(2018/03/19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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