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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是比坐牢更大的魔咒

谢选骏:流亡是比坐牢更大的魔咒
   
   “流亡是比坐牢更大的魔咒”,因为流亡者丧失了母语的环境,也失去了敌意的压力。为什么有人愿意坐牢也不愿意流亡——因为在祖国的牢里,还是一个重要人物,尽管遭受着巨大的压力,但这种压力里面,有一种“承认的价值”。但是在国外,就什么都不是了,比孤儿都不如,难怪有些人到了国外又回到国内去了,有的反过来成为爱国贼了。因为,流亡是比坐牢更大的魔咒。但是有了互联网以后就不同了。可以看见祖国的消息了,也可以让祖国听到自己的声音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互联网使流亡成为一种超越时空的风云际会。从流亡这个比坐牢更大的魔咒里,因此产生了出人意外的祝福。
   
   刘水《从鲍彤叫“郭老师”兼谈民运》(2018/03/16 发表)说:

   
   民间通常认为,1989年鲍彤是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此说法不准确。鲍彤实则是赵紫阳在1980—1987年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的秘书。1987年赵紫阳接替胡耀邦担任总书记,“秘书帮”鲍彤升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体改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是副部级高级官员,后又兼任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政改室)主任。
   
   1992年7月,鲍彤以“泄露国家秘密罪”被判7年,实际囚押3年10个月即获释。
   
   政改室作为中共中央最高智囊机构,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极为重要。
   
   政研室的前身是1981年成立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1987年胡耀邦下台后被撤销,重建为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鲍彤是首任主任;1989年,与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合并为中央政策研究室,现任主任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兼任。
   
   陈毅的儿子陈小鲁,1987年始任政改室社会改革局局长。他在《陈小鲁回忆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经历》http://blog.renren.com/share/248054601/7042342746一文透露:1988年鲍彤主持一个研究课题:如何预防爆发学运和工运引发的社会动乱。
   
   这是波及全国的1989年民主运动的前夕。
   
   鲍彤的政治嗅觉很是灵敏,可见对党忠心可鉴,也表明其抵制民主运动,阻止政治开放和社会进步的真实想法。二十多年来,未见他有所反省。此非“不得不为”可迁就的。
   
   据百度百科“鲍彤词条”介绍:鲍彤,1932年出生于浙江海宁,高中毕业,“解放”初期是上海一所中学党支部委员、学生会主席。
   
   以他的肤浅资历和学历,短短二十多年擢升中共核心人物秘书和智囊人物,足见其有过人之处,也可以说善于投机钻营。
   
   1989年鲍彤还担任中央委员。上述体改委和政改室两个任职,看似虚职,实则权威显赫。
   
   鲍彤因八九年追随赵紫阳在党内失势、重判,只是替罪羊,有些冤枉他。试想他从中共高干沦落为平头百姓,当然心有不平,对党发发牢骚也符合人之常情。但是,若说他真反共,那是极大的误解。何况党也优待他,坐牢过半即获释。八九民运人士入狱,可没谁享有大幅减刑的优待。
   
   鲍彤从不信奉民主,不过是在六四当口入狱,外界错把他当做民运人士。我就一直这样认为。直到2017年郭文贵事件爆发,他在推特公开称“郭老师”,卖力支持郭流氓。公众非常吃惊,觉得他只是年老糊涂。我在鲍彤的“郭老师”推文下,揶揄一句“鲍老此言跟郭流氓一样可以传世!”及至看过他随后几个月的推文,发觉没那么简单。
   
   检索鲍彤的资料,我想弄明白他出此言的思想脉络和心理动机。
   
   原来,鲍彤是把国安编外特工郭文贵硬要引为同道,当做跟自己一样失势的体制内自己人,更欣赏郭比自己敢闹腾,所以称郭“老师”。郭流氓早年在国企干过,但从不是体制内人。鲍彤生拉硬扯壮大声势,以出二十多年的怨气。但我相信他降低身段叫年小自己35岁的郭流氓“老师”,既出于真心,也需要勇气。
   
   郭流氓在国内倚靠国安部副部长马健等权势人物,官商勾结,诈骗几百亿财富,马健被捕,郭失势出逃。鲍彤更是前总书记赵紫阳的红人,六四后赵被撤职、软禁,鲍彤不单失势,还被投进监狱。从这个角度解读,他俩确有相似的命运。
   
   鲍彤与郭文贵,实际捍卫的是带给他们个人名誉、地位和利益的中共体制,以小骂引起北京关注,希图捞回昔日荣光和利益。
   
   鲍与郭,并不完全相同。鲍彤是对导致他失势的中共的怨恨、不甘和留恋,骨子里仍是中共的铁杆拥护者,更非将共产党作为一个意识形态和制度来反对,更能蒙蔽大众。这也算郭事件的一个意外收获。郭本质上是中共统治六十多年制造的一个合格产品:流氓成性、满嘴谎言、心狠手辣,毫无人格和尊严。
   
   VOA“4·19断播门”之后,我即开始在推特揭批郭流氓,是海内外最早反郭的几个人之一:何清涟、艾未未、李伟东、滕彪、章立凡等人。并且断定郭的所谓爆料反腐,就是一场闹剧。最早说出“郭骗”“郭流氓”“闹剧”“刑事罪犯”,指出一些民运人士尤其是海外的,将郭捧为“民运代理人”,不但败坏了民运几十年积累的道义资源,反被郭逐个凌辱。不幸一一应验。
   
   我很早发出“一个瘟疫郭骗子几乎让整个北美地区全部沦陷”,意在提醒海外民运人士。
   
   我们苦苦坚守大陆二十多年,付出血泪,几次入狱追求民主和自由,不是为了寻找一个流氓当领袖,反对以中共革命方式当做实现民主的手段。我们倡导以和平手段,实现台湾式的制度转型目标。同时,反郭也是为了校正真相,恪守正义和良知。
   
   鲍彤非为八九一代认为的民运人士。他与郭流氓没有公民意识,根本不在乎政治进步,民主宪政转型。不管他个人反共动机如何,维护赵紫阳以显正统、实为派系内斗却是事实。这非民运人士所为。
   
   1989年8月,鲍彤被撤消中央委员资格并开除党籍。1992年7月入狱,而他所谓“泄露国家秘密罪”,即在1989年5月20日北京戒严前夕,他将戒严消息告诉政研室内部工作人员。凡是5月20日前后在北京的示威人士,都知道北京满大街传言即将戒严,根本不是“国家秘密”。
   
   给他定罪泄密,不过是邓小平撤职、软禁赵紫阳,对其背后智囊人物的扩大化惩处借口。此举是中共内部清除异己,属于中共内部矛盾。鲍彤搭了八九民运便车入狱,再加上赵紫阳以前任职四川省委书记,当总书记反对戒严、认同爱国运动,在民间口碑向来不错,于是助长了人们的善良想象力。
   
   鲍彤1949年4月参加中共革命同时入党,按照中共规定,1949年10月1日前参加革命,男性年满60岁退休,即算离休干部;其后算退休人员。离休与退休,在工资与住房等等待遇方面有天壤之别。
   
   鲍彤的年龄和革命资历,远比邓小平之后的历任继任者要老得多,甚至曾是他们的“领导”;还在于他卖力维护中共和一个领袖,反被削职入狱。他当然不服气,也是缘由之一。
   
   鲍彤毕竟不是中共决策人物,仅提供政策建议并执行命令,算是平庸的恶。但是,也应看清他在郭事件中对公众的误导性示范。
   
   假若现在当局恢复鲍彤的副部级离休待遇(没查到政改室主任是否是部级高干),不用当局劝说,他自己立马闭口不再“反共”,因为他个人“反共”的目的达到了。他可能还会提出平反,但这牵扯赵紫阳等系统内一批人物,当局不会答应。
   
   2000年,鲍彤在香港出版《中国的忧思》。
   
   反共并不必然等于认同民主制度,反共是夺权,改朝换代,是为了满足个人利益。许多人想当然以为反共就是为了民主,并非如此。
   
   最显见的例子是蒋介石,可以说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比他屠杀共产党的人头多,从1927年“清党”(中共党史称“4·12反革命政变”)、围剿“红军”、国共内战,台湾白色恐怖杀害共谍两千余人,一直到他去世,起码有几百万共产党员及其支持者被他杀头。但是,蒋介石终究还是一个独裁者,与民主绝缘。
   
   正确的立场应是站在民主理念和规则来建立公民社会,以公民博弈强权,从而实现民主制度;而不应该是为反共而反共。这应是制度转型的基本思想和路径。
   
   前者导向制度转型——从极权专制制度转为民主制度,它首先指向的也是反共,但落脚点在民主制度;它不光换人,重点在转变制度。
   
   而后者指向的首先也是反共,但是落脚点是朝代更替;它不转变制度,只换个统治者。就像民国取代清朝、中共取代民国,中国历史就是如此演进。国民党和中共初期,没少喊“自由、民主、宪政”口号,忽悠了大众、知识分子,结果均走向极权独裁。
   
   二者在反共上有重合。那么,是否利用为反共而反共人士,达成初步合作?这当然不是问题,但要警惕他们后期会成为民主的反对者。譬如,反政治文明的毛左不分老幼,大有人在。
   
   回到现实中国,反共的人太多了,只是反抗程度、方式不同。普通人只是不相信、发牢骚、恨自己没机会从体制捞取好处;官员为升官、利益不均而不满。反共表现在不满、发牢骚、不相信、冷漠以待,但不寻求正面对抗。
   
   因为在当下中国,有钱就可以实现“局部自由”,金钱购买房、车不用说,还可以购买优质教育、医疗、就业、养老和食品等等资源,出国旅行、子女留学、甚至移民都很容易做到。看看三个数据:2017年出国旅行人次达到1.3亿;2016年出国留学人数54.45万人、来华留学人数43.3万人,三项数据均居全球榜首。(数据分别来自《2017年中国出境旅游大数据报告》《2017年中国留学发展报告》)。
   
   这并非说中国就是自由国家,而是人们宁愿舍弃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用金钱购买“局部自由”。正面对抗、挑战具有被镇压和迫害风险,而政治反抗的目的是实现民主、自由,那么绕过正面对抗,单纯靠金钱也可以实现局部自由。这就是当下所有中国人的务实选择。不管是否认同他们的选择,这个事实不能回避。
   
   这也是苏东、韩台等国家民主转型后新的特点,需要新的转型学说提供理论和思想支持。
   
   异议民运维权事件和人物的涌现,社会底层权益的极度缺失,固然是判断一个社会的基准尺度,但也不能忽视数量庞大的中产阶层的思维和行为定势。
   
   民运中心在中国大陆,但民运热却在海外。大陆镇压和言禁严厉,这不难理解。但是,许多海外民运人士对大陆的了解仍停留在流亡前的十多、二十年前,或者仍延续曾在大陆民运中所扮演的不成熟角色,尽管有的人流亡后接受过西方教育。这从他们所用的语言、思维方式、对民主的理解、实现民主的路径等等方面表现出来。
   
   海外民运人士普遍进入中老年,后继无人,针对华人留学生和中国游客的在地运动基本空白。许多人成为键盘革命者。 自由成为双刃剑,他们无法逃脱“流亡成为仅次于坐牢的惩罚”的魔咒。
   
   郭事件肇始之时,民运人士尤其是海外的对郭流氓的主动追捧,完全将民运整体推入被公众唾弃的地步,更是将坚守大陆和陷狱者政治抗争的道义性和正义性完全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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