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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喜欢让别人出头冒险而自己坐收渔利

   谢选骏:中国人喜欢让别人出头冒险而自己坐收渔利
   
   中国人喜欢让别人出头冒险而自己坐收渔利,所以公共空间一团糟糕;中国人喜欢让别人出头冒险而自己坐收渔利,所以把希望都寄托在别人身上;中国人喜欢让别人出头冒险而自己坐收渔利,所以写文章大多数使用假名,除非是为了评职称或完成任务。中国人喜欢让别人出头冒险而自己坐收渔利,所以说“假如他真的能倒车掉头,那才是中国人的福祉”。就拿本文作者“时评人长平”来说,分析得头头是道,写作的洋洋洒洒,只是少了一个可以承担法律责任的署名,让读者的感觉就好像面对一份没有真实签名的虚假文件。这样的文件可以认真看待吗?中国人喜欢让别人出头冒险而自己坐收渔利,所以“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就被培养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这就是共产党所说的“中国人民的选择”吧。
   
   《剧情反转!习近平在倒车还是飙车?》(2018-2-28 长平观察)报道:


   
   习近平修宪是在开历史的倒车吗?时评人长平认为,习近平是典型的中共官员,从未背离邓小平的改革轨道。假如他真的能倒车掉头,那才是中国人的福祉。
   
   2月25日,中国微信群出现怪现象:一些时事讨论群里突然鸦雀无声,一些平时很少谈论政治的群里却因为政治新闻热闹起来。一个宪政学者群“如死亡之后般的安静”,而一个幼儿教育群里转发著各种敏感消息。
   
   两种异常都可以用一个词来解释:震惊。对于那些宪政学者来说,尽管知道迟早一天会被打脸,但是耳光真正落到脸上的时刻,还是吓得傻了。那个幼教群里,前两天还在传诵“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如今却发现永不落的红太阳比黑暗还要可怕,鸡汤救不了沉疴。
   
   人们蒙受羞辱。中国人在很多方面都已经全球化,可以和西方人一起思考移民火星。有一个人走过来说:“我是你们的皇帝!”大家都不理他,继续自己的思考。然而那个人说:“我是认真的,都给我跪下!”尤其蒙羞者,是那些曾经坚持认为中国正在朝着现代政治文明前进的人们。“开历史的倒车!”这是一种普遍的反应。
   
   我能理解这个比喻。自1949年以来,中国人对这种比喻耳熟能详,甚至都变成了一个表达政治愤怒的口头禅。然而,它不是事实。毋宁说,我希望它是事实。在我看来,习近平一直在往前疯狂飙车。如果他真的能够倒车,把历史的大卡车开回到1949年以前,那就真的是英明领袖了。
   
   1982年宪法就是权斗的工具
   
   捍卫1982年宪法,成为一时之政治义旗。我非常敬佩在此万马齐喑之际敢于大声反对的中国人,但是这个义旗值得商榷。首先,1982年宪法本身有其荒谬之处,一方面规定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另一方面又在序言中规定“共产党领导”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宪政学者煞费苦心。一个通行的说法是,宪法序言不具备法律效力。这是彻底的自欺欺人之说,官方也曾出面否定。
   
   其次,1982年宪法本身就是适应当时权斗(而不是根据普世人权原则)修正而来,有什么理由不能为了权斗再次修改呢?当时修宪的流程,跟今天并没有什么两样:领导意志、中央开会、建议修改、全国人大修改。它也没有促成任何确保宪法实施的机制。
   
   因此,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这部宪法未能阻止1989年的天安门屠杀,也未能阻止之后的思想禁锢和全民去正义化教育,未能阻止执政党一如既往地全面腐败,也未能阻止它对人权律师的残酷迫害,当然也不能阻止伟大领袖要对它再次修改。
   
   再次,1982年宪法确定对中国国家领导人任期作出限制:“国家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这是邓小平“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的伟大功绩。讽刺的是,邓小平本人的权力毫无疑问是一个终身制。他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很多人相信这是因为他的“崇高威望”。
   
   翻开历史看任何独裁者,在其权力控制期间,无一例外都享有“崇高威望”。政治权术并没有那么浪漫。邓小平不是依靠崇高威望而是宫廷政变攫取了权力。在连连废黜了毛泽东的嫡系“四人帮”和华国锋之后,邓小平要获得统治正当性,必须和毛泽东有所区别,不可能在形式上变成另一个毛泽东。扶植一个长期傀儡的难度,显然大于轮流坐位的傀儡们。这也是为什么慈禧太后一定要毒死光绪皇帝。
   
   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什么?
   
   那么,习近平巩固权力,是否背叛了邓小平的改革初衷?或者说,习近平修改宪法,是否偏离了邓小平铺设的轨道?
   
   邓小平从来没有隐瞒他的改革目的,而且反复强调“中国要有自己的模式”,那就是著名的“一个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两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简单地说,就是一边发展经济,一边巩固权力,“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更准确地说,发展经济是为了救党,维持中共的长期统治。
   
   赵紫阳在回忆录中说得很明白,邓小平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其实是“行政体制改革”,甚至就是工作方法的变更。如果说这也算政治体制改革追求,那么习近平一直都做到了“勿忘初心”。
   
   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发生之后,邓小平首先考虑的不是政治体制改革,推进人民福祉,而是中共统治危机。流行的辩解是,镇压和屠杀维持了社会稳定。如果逆天下人心,对和平示威的学生和民众大开杀戒可以维持稳定,那么为什么不用这支强大的军队来作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后盾呢?
   
   正是邓小平为中国设定的发展模式,导致了今天官员滥权、腐败丛生、法治倒退的政治现实。也正是天安门屠杀闯关成功,让中共自信再大的罪恶也无人可以奈何之。
   
   习近平是典型的中共官员
   
   习近平并非横空出世的政治怪胎,他是在毛泽东时代成长起来,在邓小平时代经受历练的中共官员。知青、红二代、从基层干起、血腥权斗,这些都是典型的中共干部特色。从习近平的自身经历看,打通“前后三十年”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习近平赖以运作权力的系统,也并非他的创造,基本上还是1989年以后,在江泽民、胡锦涛两任统治之下形成的维稳体制。如果说真有所谓的“习近平思想”的话,那么其核心就是“四个自信”,也就是摆脱“文革”包袱和国际压力,肆无忌惮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自信,是在2008年前后,西方国家发生金融危机、北京举办奥运会等背景下建立的。
   
   只要不加以阻止,这种维稳体制是不停上升的螺旋。是它选择了习近平,培养了习近平,一直将习近平扶持到今天。如果它选择了另外的人,而这个人要破坏它,结果要么是它启动自我保护机制,废了此人,要么是此人得到外力相助造反成功。无论哪种情况,都是系统的错误。
   
   如果说有什么让人意外的话,那就是整个国际社会在强权面前仍然如此脆弱和怯懦。习近平比他的前人更清楚地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走在一条康庄大道上,他可以爽快地飙车。
   
   谢选骏指出:中国人喜欢让别人出头冒险而自己坐收渔利,所以公共空间一团糟糕;中国人喜欢让别人出头冒险而自己坐收渔利,所以把希望都寄托在别人身上;中国人喜欢让别人出头冒险而自己坐收渔利,所以写文章大多数使用假名,除非是为了评职称或完成任务。中国人喜欢让别人出头冒险而自己坐收渔利,所以说“假如他真的能倒车掉头,那才是中国人的福祉”。就拿本文作者“时评人长平”来说,分析得头头是道,写作的洋洋洒洒,只是少了一个可以承担法律责任的署名,让读者的感觉就好像面对一份没有真实签名的虚假文件。这样的文件可以认真看待吗?中国人喜欢让别人出头冒险而自己坐收渔利,所以“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就被培养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这就是共产党所说的“中国人民的选择”吧。
(2018/03/0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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