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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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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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实诚而光辉的书

一本实诚而光辉的书----序罗辉《学儒拾零》

   作者与我有不少人生巧合。我们都出身底层,自幼失教,都饱经人世风霜、饱尝世态炎凉而赤心不改,都曾沉迷佛学而归本于儒,都同样尊重佛教而严辨两家之异。古来通达佛道、出佛入儒的儒者,包括二程、朱熹、王阳明和熊十力,对于佛道的优点和不足的认识往往特别深刻,最能求同辨异。

   作者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实诚。几年前,他读了我大量网文又读了我国内出版的第一本儒书《大良知学》,颇多认同和共鸣。几年交往,名为师弟,实如朋友。他老老实实说话,诚诚恳恳做事,是真正读通了东海思想、践履着儒家道德的人。

   《学儒拾零》书名很老实,书如其人亦如其书名,堪称一本实诚的书。唯诚故能实,诚于心故能实于理,实于言。论人论事,实话实说;说古说今,正知正见。本书有三大特色:一知本,二明史,三达理。三者相辅相成,同归于实诚。

   本书特色之一是知本。

   知本,即确立大本,执其大象,即通达仁本主义世界观、人性观和价值观。这是儒学三大根本。

   仁本世界观是太极主义,以太极为第一性,物质、意识皆为第二性,世界的本源是太极,物质意识都是太极的产物和反映。

   将一元与多元对立起来,将尊儒与自由对立起来,是学界一个普遍的思想误区。殊不知,在宇宙界,太极是形而上的一元,物质和意识是形而下的多元,一元与多元相辅相成;在政治上,主体文化、指导思想的一元与文化思想市场的多元也不矛盾,独尊儒术与言论信仰自由相辅相成。关于一元与多元的问题,罗辉认为,宇宙万物统一于太极,太极又以乾元为主,这是乾元一统,乾纲独领,万物自由,一元和多元、一元和自由相辅相成圆满统一。在政治上,“一统多元”论可对应以一主三辅,儒家为主,佛道自由主义为辅,百家自由。

   仁本人性观是性善主义,本性至善,习性易恶。《性善论小辨》一文,以说理和逻辑论证各种非性善论的错误。仁本价值观是良知主义,以良知为最高价值标准。

   太极主义、性善主义和良知主义,统归于仁本主义。仁本主义三观,属于儒家高层理义。一些人学儒大半辈子,论及高处,依然茫如坠烟雾,而罗辉理解起来毫无困难,这与其品性有关。盖儒家最重诚实,最贵实诚。实诚之人与儒家真理最易相应和相印,学儒往往事半功倍。

   在儒学中,诚字地位、级别至高,与仁、性、天命、天道等等字词一样高,一样指道心道体。《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又说:“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又说“至诚无息”云。东海有联曰:“能动人,能格物,能感天,能造命,诚于极至奇迹显;多读书,多为善,多求真,多明理,德到高崇大道通。”又有一首七绝曰:十年东海自由行,虽万千人一剑横。月黑风高何足虑,至诚自发大光明。

   诚字全体大用,诚之为用大矣哉。

   罗辉在《儒门狮子吼——东海随笔》序中说,东海对《孟子》中的“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两句话的理解和对诚字的解释非常准确,“不是见性之人是作不出这样的注解的”。借用其言,不是见性之人是难以领会东海注解之深切的。不过要注意,诚字多义,在儒经中不一定都指道心。《大学》中“诚意正心”的诚就是使动用法,诚其意念的意思。《大学》中“明德”才是道心。

   本书特色之二是明理。

   前面的知本也是明理。是明大理,明天理,通达天命天道。这里的明理,特指明一般儒家义理,包括政治大义和各种事理。仁本主义辩证法又是儒家义理中非常重要而少人涉及的领域。

   通达仁本三观,自然通达仁本辩证法。

   本书关于儒家辩证法之矛盾规律、质变量变规律和儒家辩证法之否定之否定规律三篇,参照唯物辩证法的这三大规律,考虑到唯物辩证法中所讲的概念的混乱和所论之间关系的缺乏科学,站在儒家学说的立场重新予以厘定里面的概念,并增加儒家中道理论来比较详细加以讨论其辩证关系,并予以价值上的判断。

   有关仁本主义辩证法有四篇,即论仁本主义辩证法之尊和卑、直和曲、乐和忧经和权的统一,这几篇对东海《仁本主义辩证法》中几个问题作了重要细化、补充和较为深入的讨论。尤其关于“经和权的统一”的讨论,非常详尽,可以让学人用来参照学习并在实践中操作。

   关于尊卑问题,东海《仁本主义辩证法》指出尊卑有三层义:一、尊者宜尊,卑者宜卑,尊卑有别,不可齐一;二、尊者有卑,卑者有尊,尊卑统一,不可割裂;三、尊可转卑,卑可转尊,尊卑可转,不是绝对。罗辉《略论仁本主义辩证法之尊和卑的统一》就此问题展开阐说。罗辉说:“尊与卑不是一成不变的,尊者德才缺失,以身发才,作威作福,会沦为卑者;卑者积德集义,以财发身,提高才学,则可转变成为尊者。”然哉。儒家以德为本,强调德才兼备。地位之尊卑,因道德之升降而变化,这种政治和社会环境是最优越和谐的。

   仁本辩证法是仁本主义体系重要领域。关于辩证法,拙作只是提纲挈领,还有很多问题有待一一展开和深入。例如,辩证法学说的由来和发展概要,儒家辩证法研究情况,各家辩证法的比较研究,将相对论和因果论纳入仁本主义辩证法等等。欢迎有识之士深入探讨,共襄仁本主义辩证思想。

   明理自有明辨功夫,对于一切学说洞幽察微,是是非非。本书先后有两篇文章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物质和意识关系问题论述的进行批判。兹不详论。

   本书特色之三是通史。

   树立了仁本主义三观,自然具备仁本主义历史观,即唯仁史观,对各种历史人物和事件,自有正确独到的理解、看法和判断,对一些疑难问题自可洞若观火,发人之所未发,言前人之所未及。本书论历史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文章最多,可以说是本书的重心。

   在论述伯夷、叔齐与武王伐纣时,作者明指孔子子讲伯夷、叔齐之仁是言其所当,而他们阻止武王伐纣则其仁是狭陋的,相对于被独夫纣迫害的亲戚大臣、百姓人民来说又是极其不仁的。“武王伐纣”也不存在伯夷、叔奔指责的“以臣弑君”,因为按照“王”的性德规定,商纣的暴虐已自动失去“王”的资格。而周国在姬昌即位后,姬昌成为新王,其象征是天下士人归往,虞芮之君来求断狱等。

   作者通过考证史实,确认姬昌将都城从岐下迁徙至新都丰邑后,文王虽然没直接称王,但事实上天下诸侯以王视之。而《史记》记载西伯之逝也以“崩”称之,到武王时,谥西伯为文王,接着改法度制正朔,追尊古公为太王,公季为王季。故武王和商纣不存在君臣关系,相反商纣无故长期囚禁文王,武王和商纣有辱父之仇,因此作者认为武王伐纣不仅是为天下人申张正义,也是报商纣辱其父之仇。

   汉五年楚汉缔结和约,以鸿沟为界划分楚汉势力范围,东归楚,西归汉。楚汉缔约订盟后,刘邦本想退兵,在张良、陈平提议下撕毁和约,下令追击楚军。

   罗辉曾经问我,如果当时有大儒在场,应该持什么态度。我开始的回答是,不妨置之不理,乐观其成。但罗辉认为,在双方自愿、没有强迫的情况下订立的盟约,当无条件遵守。汉五年楚汉缔结的和约,刘邦有遵守的义务。当时若有儒生在场,以反对张陈之议、督促刘邦守约为正。东海深思之后认为罗辉的观点更为儒家,特撤回“超脱”的立场,认同罗辉的意见。罗辉说:

   “楚汉战争中,由于刘邦号召诸侯为义帝复仇而借得仁义,从而使此战争有了霸道的含义,因而张良的谋略也就有了合法性。但即便如此,双方在战争中也是要讲求相应的道义原则的,尤其是作为相对正义的一方。可是在鸿沟议和当中,张良却又教刘邦议和之后突袭项羽,即乘楚军兵懈粮尽之时,进兵追击项羽,想趁势消灭楚军。这又是张良的狡狯不仁不义之处。本来楚汉双方既然签约议和,就都要按照和约规定,持守信义。张良却教刘邦无端撕毁和约,明显又是导人于不善,这既无不符合霸道原则,更不符合王道原则。

   或说,此时项羽正处在兵疲粮尽之时,所谓缚虎容易纵虎难,这个时候如果不趁机除掉项羽,一旦放虎归山,待其强大,则后患无穷。此说既是对自己这一方道德力量和军事力量的不自信,也是不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道理。张良毁约是为眼前功利考虑,这样或许会利在一时;但功利之上还有道义,守约是坚持道义,则利在久远。再说,项羽之后不一定能够更为强大,如其再不仁不义下去,自有许多机会消灭他。”(《评一评张良》)

   关于张良,历代名家学者往往抬举过度,如南宋真德秀谓张良:“其人品在伊吕之间,而学则有王伯之杂;其才如管仲,而气象高远则过之。”这就过度了。论德论才,张良比管仲尚且不如,遑论伊吕。张良学术偏重道家,为政犹逊于霸道。罗辉在《评一评张良》中将张良为定位为“杂霸”,有理有据,恰如其分。

   作者认为,张良其才或如管仲,但杂以阴谋,则又比管仲差一等。当然,比兵家、纵横家又要强很多。又,孔子批评管仲有不知礼的地方,但张良虽是学《礼》出身,帮助刘邦定天下后,却“欲与赤松游”,亦是不知礼而弄虚捣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中冷淡于人。

   关于刘邦斩丁公一事,多年前东海看《史记》至此,甚不以为然,然亦未深思。作者《论丁公之死》一文,依据仁义原则深入分析,说明刘邦对于丁公何以不能杀之,应该如何待之,别具法眼。作者指出,丁公在项羽手下时放过刘邦一马,于刘邦有大恩。刘邦得天下后,却以丁公为项王臣不忠而诛杀之,借此宣扬将士忠诚,实则是恩将仇报的行为。

   作者认为,丁公不忠于项羽,项羽杀之可以,刘邦杀之便是忘恩负义。天子无私事亦无私恩,有恩于刘就是有恩于汉。刘邦杀丁公,暴露了刘邦道德自信和政治自信之不足。项羽开始不乏正义,后已堕为屠夫。丁公效忠项羽,乃是小忠愚忠;放过刘邦,则是尊贤重道。可惜刘邦非儒而政治欠正,故无王道自信。刘邦被称为忠厚长者,那只是相对项羽之流而言。只要秦末争霸的群雄中,若有一个君子人,哪怕是像刘秀那样的儒生,也就轮不到刘邦称忠厚长者而成功逐鹿了。

   郦食其德智勇双全,德才兼备,游说列国,无往不利,为刘邦的统一大业做了重大贡献。他已劝得齐王以七十余城降汉,韩信趁齐王放弃战备之机袭击齐国,以致郦食其被齐王怒烹。司马迁以为,郦食其出使齐国的行为是一个阴谋,是为了达到目的枉顾自家身命和天下人的性命的,郦食其之死是其贪功自找。作者在《略谈司马迁记录郦食其之死的笔法》一文中指出,这是偏离儒者郦食其的本意的,是司马迁的偏见和误判。作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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