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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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华夷之辨,批判某君之误

   关于华夷之辨,批判某君之误

   有人说:

   “《春秋》有贬华夏为夷狄,并没有进夷狄为华夏。如果专以礼教为标准,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那么北魏、金、蒙元、满清甚至比汉族君主更重视礼教,它们都可以是中国。到了今天,中国台湾、美国等世界各地每年举行释奠礼、祭孔大典,可能比中国大陆还要正式、规范,有些杨朱派以美国为华夏的观点即是根源于此。但是对待戕杀烝报、无道之极的华夏诸侯,《春秋》并没有贬斥为夷狄,历史上的汉族王朝,不论朝政是多么黑暗、暴虐、腐败,士大夫也没有把秦、汉、隋、唐、宋、明和匈奴、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混同,把他们当成夷狄。”(刘洪玮《和合大同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学术研讨会讲解稿》)

   这段话犯了三个错误:

   一是误解华夷之辨,以民族为辨别华夷的主要标准,将汉族等同于华夏,这是汉族主义。华夷之辨的正确标准是儒家文化和礼乐文明。

   二是正邪不分,将暴秦与汉唐宋明相提并论。秦、汉、隋、唐、宋、明和匈奴、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民族有别,当然不能混同。但是,从来没有哪个圣贤君子把暴秦当成华夏的。一般不称暴君暴政的秦朝为夷狄,是因为它比一般夷狄更加夷狄更加恶劣。

   即使汉族王朝,如果黑暗暴虐,那就是夷狄化。“对待戕杀烝报、无道之极的华夏诸侯,《春秋》并没有贬斥为夷狄”,此言非事实,也与前面“《春秋》有贬华夏为夷狄”自相矛盾。

   作者又否定北魏、金、元、清诸王朝尊孔尊儒的努力和华夏化的事实。这样一来,其实无意中贬低、废弃了儒家和礼制的功能作用。“北魏、金、蒙元、满清甚至比汉族君主更重视礼教”,居然仍是夷狄,儒家和礼制岂非毫无作用哉。

   这段话第三个错误是误读《春秋》。《春秋》只有贬华夏为夷狄,却没有进夷狄为华夏,非不能也,而是因为春秋时期,只有华夏野蛮化夷狄化,没有夷狄文明化华夏化。

   同时,《春秋经》也曾暂时性、局部性地进夷狄为华夏。例如,吴国属于夷狄之邦,《春秋经》在提到吴国时一般都只用一个“吴”字,说“吴如何如何”,但也有两次受到《春秋经》的褒奖,被当做中国对待。

   一次是前506年,吴国与蔡国一起在柏举之地大败楚军。《春秋经》记载:“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战于伯莒,楚师败绩。”

   称为“吴子”,这就是进吴为夏。《公羊传》解释说:“吴何以称子?夷狄也,而忧中国。”为什么说吴忧中国呢?当时蔡国无罪却遭到楚国的侵犯,蔡国向吴国求救。伍子胥对吴王说:“蔡非有罪也,楚人为无道,君如有忧中国之心,则若时可矣。”于是吴国兴师救蔡,与蔡候一起打败了楚军。《春秋经》认为吴国这件事做得好,合乎道义,值得表彰,于是称吴为子,进吴为夏。 但《春秋经》后面又不称吴为“子”了,因为吴君很快又返回夷狄本色了。《公羊传》说:“庚辰,吴入楚。吴何以不称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盖妻楚王之母也。”庚辰这天,吴君率军攻入楚国都城。吴君住进楚君的宫殿,吴国的大夫住进了楚国大夫的家中,还有人把楚王的母亲强占为妻的!

   还有一次是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吴国公子季札游访中原诸国,《春秋经》记载:“吴子使札来聘”。称“吴子”就是肯定吴国有君,用“聘”字就是肯定吴国有大夫。聘是周朝诸侯国之间派使者相问的一种礼节。使者代表国君,他的身分应是卿,小聘则派大夫。故《公羊传》说:“吴无君无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贤季子也。何贤乎季子?让国也。”“贤季子则吴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为臣,则宜有君者也。”

   《春秋经》以季子不受君位为义,以他反对互杀为仁,称许其贤。吴国能够派遣季子为臣,为使者,能够用贤,善于使贤,也得到《春秋经》的高度肯定,肯定吴国有君有大夫,“进”之为中国。

   但是,这只是局部性的“进”,吴国本质上仍然是夷狄,故《公羊传》接着说:“札者何?吴季子之名也。春秋贤者不名,此何以名?许夷狄者不壹而足也。”《春秋》对贤者不直称其名,这则记载为什么称季子之名呢?认可夷狄,不能只凭一事一物就认为满足条件了。季子虽贤,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吴国的夷狄性质。于是以直呼季札之名表示这一点。

   “许夷狄者,不一而足”,意谓夷狄要获得华夏或华人的资格认同,需要全方位考察,不能凭一件或部分事迹判定,不是一事一物可以满足条件。这是《春秋》之义。

   值得说明的是,“以美国为华夏的观点”也是不对的,过于抬举了。华夏的标志是礼乐制度,王道政治,即仁本主义文明。而美国制度是民主,政治相当于霸道, 属于人本主义文明,蔽于人而不知仁,蔽于民而不知天。其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的关系,说好不够好,毛病多多;说坏不太坏,颇有底线。所以,美国固非夷狄,也不华夏,只能说离华夏比较近。2018-3-20首发于儒家网

(2018/03/20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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